乡村治理共同体是适应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治理方式创新，也是顺应中国式现代化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人口伴随城镇化浪潮涌入城市，人们对于乡村的情感联结日益松散，形塑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关键。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发逻辑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种创新治理方式，具有独特的生发逻辑。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逻辑，坚守群众路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资本主义为指导，通过资本运作产生现代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财富积累。资本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和发展的主要动力，统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进理想与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人民性为乡村治理提供根本价值遵循，依靠人民力量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将现代化发展道路与群众路线有效联结，发挥乡村多元治理合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符合人民期盼和新时代发展要求。

二是尊崇价值理性，破解形式逻辑僵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建立于工具理性之上，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与技术控制。中国式现代化则强调在工具理性基础上对价值理性的维护，实现效益与价值的双向平衡，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寻求多元主体协商、互动、合作，实现了传统科层制下的层级突破与互动，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与民主手段融于治理过程，实现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三是主张在治理共同体的关系变革中实现多元链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奉行资本至上逻辑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导向精致利己主义与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人民视为国家的主人、社会治理的主体，推动国家、社会与人民三者利益聚合。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支撑，寻求共治目标下的有机耦合与系统链接，以治理共同体的关系变革构建起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现代化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挑战

现代化转型给乡村社会带来更加多元的治理创新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阻力。为解决现代化转型下乡村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需对乡村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下的治理困境作进一步审视。

一是主体联结弱化，表现为传统文化式微，乡村社会结构松散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封闭、人际关系亲密的乡村社会逐渐消失，转向了流动性强、人际关系表浅的“半熟人社会”。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导致人情、邻里、宗族和代际等关系的疏离，乡土情怀和乡土意识逐渐淡化，传统的乡绅精神、宗亲文化和村规民约等约束力减弱，由此带来的是乡村公共精神退场与集体意识衰弱，乡村多元治理主体联结弱化，传统由乡村士绅为代表的知识人与乡村居民所结成的乡村社会结构受到严重冲击并趋于松散。

二是多元交互梗塞，表现为科层制惯性下“简约治理”壁垒频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推行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采用了“驻队”“包村制”和“群众路线”等非科层化方式，以简约治理为目标，追求村民自主和社会参与，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然而，传统科层制的影响使得我国社会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通常处于从属地位。在科层制惯性下，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有限，乡村民众、社会组织和企业等治理主体仍然被动参与或依赖政府的支持。政策制度与现实的错位，使强调自主灵活、整体思维与人格化的乡村简约治理壁垒频生，科层制惯性下所产生的官本位思想、行政僵化、形式主义等问题，致使乡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间权责模糊涣散，基于信息流通共享下的交流互动产生梗塞，社会治理力量未能实现有效聚合。

三是系统耦合失调，表现为治理张力下基层社会配置悬浮。一方面是基层政府的资源有限与民众需求多元间的矛盾。乡镇政府可支配的资源有限，难以满足乡村多样化需求。村委会常充当“行政代理人”，承担下沉责任。然而，基层治理资源未与村委会、基层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充分对接。村委会需在弥合行政空档中负压运作，产生治理混乱甚至失灵。若未能有效链接基层治理资源，将使乡村各行为主体受制于政府资源供给，弱化其行动主动性与共治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基层政府有限权力与无限责任间的矛盾。基层政府承担具体政策执行任务，与之相配的是更多下沉责任。在有限权力下疲于应付上级考核任务，往往忽视对基层民众的回应。因此，解决基层社会资源配置与责任配置悬浮问题，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与治理责任的有机链接，是在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过程中实现系统性耦合的关键所在。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核心在于人民，关键在于推动价值理性的回归，着重点在于由自治向共治的关系转化。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有机联结，守住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文化与人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与脉，也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以文化为纽带，以人才聚合为基点，强化乡村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有机联结，才能守住中国式现代化下乡村发展的根基。一方面要唤醒文化主体性，重视乡村传统文化的发扬与传承，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主动，打造乡村治理的新引擎，激励乡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增强文化造血功能。另一方面要建立基层党委与乡村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密切联系，统筹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利益与人才发展需求，形成强大合力，让乡村人才队伍得到充实保障，在培育乡村自身人才队伍的同时，吸引外来人才。

第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着眼点，突破传统治理的形式思维定式，实现多向度的交流与互动。通过破除传统制度与信息壁垒，破除西方形式民主逻辑，实现现代化治理转型下的多元交互。一方面推动多元共治赋权增能，发挥乡贤、社会组织等群体的桥梁纽带作用，拓宽群众反馈渠道，实现民主共治。另一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突破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信息屏障，实现信息共享的交互式治理，构建乡村数字政务平台、数字化党群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大数据网络与多媒体平台功能，推动多元治理主体互联互动互享。通过整体性的数字化变革，开创多元治理主体互助协商、交流合作、良性互动的局面。

第三，以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协调为导向，推动乡村治理耦合，绘就乡村振兴的同心圆。通过增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整体性互动与系统性耦合，寻求乡村治理共同体中资源与责任的有效链接。一方面，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推动治理资源链接。结合群众需求，推动资源按需、分类、常态化下沉，寻求多元资源供给模式，创新资源管理方式，实现多元治理主体间资源的有序链接。另一方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治理责任链接。通过整体把握、顶层设计与责任网格化，平衡政府责任与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助推决策共商、落实共抓、责任共担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