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事业和重要议题形成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是党的现代化理论的话语呈现。这些内容在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体系化，反映出复杂的现实关系和历史变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基石。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独具一格的文明追求，有助于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独特内涵与理论创新，理解当前历史语境下的社会结构和共同理想，启发突破现存现代化话语秩序的未来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吸收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现代化的文明底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改造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根据现代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标准和发展方向对传统文化的抽象精神形式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实质内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吸收话语资源时着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回应和解决时代问题时得以体现其时代价值，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为现代化形态的表达形式，贯通起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当下实践与未来理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愿景勾勒出“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现代化”的逻辑线条，贯穿始终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与古代文明进程中的“小康梦”“大同梦”息息相通。这种相通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有具体的差异。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中国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小康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其“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其世界视野，既延续了“小康之家”对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长期实践要求，也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大同梦”实现了阶段性的历史联系。将“小康”“大同”等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有机楔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在现代化节点上的深度契合，也揭示了世界历史中特定民族在重要历史关口推动现代化进程时的文化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守正创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观照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以物质资料生产为逻辑起点阐释文明创造、文明进步和文明形态变迁，将技术和生产视为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成的根本动力，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视为衡量文明发展程度的根本尺度，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现代化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一环，马克思立足19世纪上半叶大机器生产在欧洲大陆带来的颠覆性变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对现代化拥有的使“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绝对性力量及其内在矛盾与历史限度有所领会。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精神说明，没有超越具体条件的历史必然性，普遍的历史规律只有和某些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特殊情况相结合，才能揭示其特殊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重要理论前提，在话语表达上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现代化主体选择的自主性、偶然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积极补充。它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阐释中国问题，也从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提炼创造出理论和时代需要的新话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长期坚持，蕴含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弊端，拓宽了现代化的文明内涵。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作为概念框架，它展示了一种从“传统”社会转化到“现代”社会的解释性图示，“现代化”被视作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必经之路。作为认知结构，它将关于“现代化”的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从相互依存的学术体系中提取出来并加以量化，是西方对自身社会性质以及那些被视作“有缺陷”的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能力的一组假设，难以摆脱实证主义的嫌疑。作为意识形态，它是西方推广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西方民主政治结构的“真理武器”，是西方决策制定环境中运用的分析模式而非知识产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着力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对西方现代化文明内涵的解构与建构、借鉴和超越之间反映出解决问题、化解危机、创新发展的独特现代化实践范式。从宏观上看，它是中国式现代化总的理论话语体系，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独特文明贡献，尊重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从中观上看，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路径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锚定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精神富足、生态宜人等多领域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作为主体的人在精神领域的萎缩、风险社会的“合法化危机”、自然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难以量化的西方式现代化难题。从微观上看，它根据中国现代化实践推进的阶段需要，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被普遍接受的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的本质、内容和特征进行了重新界定，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发展阶段”等新的概念范畴。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阐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质，指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旨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限度，而非只是从属于现代—资本文明规定的意义范围下的一个特殊表征。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其内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对抗性矛盾和阶级对立不仅为之带来了“现代的灾难”，也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向更高文明形态跃迁的否定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贯彻了历史辩证法原则，折射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重文明逻辑。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创造的积极成果的占有，是高度且全面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逻辑及其严重后果。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呈现的诸多理念和理想要素，展现出这一文明新形态在新历史方位上的可能性：“共同富裕”区别于马克思批判的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原则之中，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指向生活世界的人的生存状况，是对现代性带来丰富可能性的同时又将人类抛入巨大的价值缺失和空虚境地的普遍境遇的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反对现代主义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则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史，超越现代性权力支配下的依附—被依附关系、支配—从属关系或中心—边缘关系，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陷阱。“以人民为中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原则的对立面，是对“物的现代化”造成的“抽象化”“物化”“异化”后果的深刻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将这些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事关现代化道路的认同问题，因而是一个必须不断完善的过程。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在推进历史向世界历史演进的同时也将其话语体系传播开来，国际话语体系维持着不平衡、不合理、不公平的状况。西方世界拥有的这种主导地位不仅来自他们在现代化事业上的先发优势和资本驱动下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也有赖于他们一直坚持的各项具体举措。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要保持历史性、世界性、普遍性和开放性的视野，并不意味着刻意淡化其意识形态性。话语建构主体能否将自己的实践自觉、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内化于其中，而非仅仅在话语形式上偏重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传播，关乎这种话语体系的内部认同程度与外部信任效果。就此而言，话语权不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依靠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完善和传播以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格局仍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