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世界经济集团分化和体系重构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典型标志，中国需要而且能够承担起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大国担当和历史重任。大国贸易摩擦、乌克兰危机、中东巴以冲突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局部冲突及战争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集团分化关键变量，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治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分歧和价值偏见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集团分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和表现类型。我们应多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性重构和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体系构建，从而更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新形态构建。

【关键词】世界经济  集团分化  体系重构  数字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数字技术、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变迁的关键因素，集团分化、体系重构和数字化治理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演化的显著特征。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2023年10月爆发的中东战乱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标志性事件，阵营对抗、地区冲突和民族宗教矛盾不仅推动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重组，而且成为世界经济集团分化和体系重构的核心变量，数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则推动着世界经济治理方式和机制的数字化变革。在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把握世界经济的未来趋势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妥善应对世界经济集团分化和体系重构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抓住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带来的机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性新兴大国。

如何利用世界经济治理数字化变革提供的机遇应对世界经济集团分化及体系重构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这是学术界和决策层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从理论、实践和政策三方面探究世界经济集团分化、体系重构和数字化治理的特征、机制及规律，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且更具现实意义。

世界经济集团分化的主要表现和成因

世界经济集团分化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标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大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的下降，既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结果，也是推动百年变局持续演进的主要动因。本文中的世界经济集团分化是指世界经济体系运行与发展中的跨国集团及组织内部经济关系强化和外部经济关系弱化现象，世界经济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经济活动的统称，世界则是指人类社会活动的物理与虚拟空间范围。

2018年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西方霸权大国，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及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对华开启贸易战和科技战，导致世界经济出现非西方新兴大国与西方传统守成大国之间“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式的产业与市场分化现象，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全方位、大规模经济及金融制裁行动则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东西方集团分化和大国阵营对抗；2023年10月中东地区巴以冲突则进一步诱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阵营对抗与经济分化。

世界经济的集团分化表现为五方面：一是世界市场分化，世界市场的集团化和区域分化趋势显著；二是世界产业分化，世界产业链联系中的分化与脱钩断链现象频繁出现；三是世界供应链分化，世界供应链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日益显著；四是世界货币与金融市场分化，区域性货币区的出现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分化显著；五是大国技术竞争导致的跨国技术贸易与技术创新风险加大，形成技术大国主导的世界技术交易市场分化。

当代世界经济集团分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五方面：

第一，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美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霸权大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发起主要针对中国的多国贸易战和科技战，此外还针对俄罗斯等国家采取了各种制裁和对抗措施，导致大国博弈背景下一些国家被迫选边站队和经济领域的脱钩断链现象。大国博弈的世界经济分化与裂化突出表现在四点：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建立相互排斥的集团性与区域性市场，分化全球市场体系；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与盟友建立排他性的产业共同体，分化全球产业体系；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维护技术垄断利益，分化全球技术市场；四是少数大国利用货币与金融优势，对其他大国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货币及金融制裁，分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霸权利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集团分化的主要政治力量。

第二，国际政治矛盾与阵营对抗。国际政治冲突和国内政治矛盾是少数西方国家推动世界经济集团分化的政治动因，政治冲突和阵营对抗为少数西方大国带来重要政治收益，有利于维护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霸权及政治经济利益。激化政治冲突有利于西方大国通过政治手段构建盟友体系并对政治对立国家进行打压和遏制，阵营对抗有利于西方大国组织政治盟友体系并对竞争对手进行政治打压和政治控制。政治冲突与阵营对抗从三个层面分化世界经济：一是破坏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阻碍乃至动摇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政治信用基础；二是通过政治斗争打击竞争对手并团结政治盟友，根据政治标准选择经济合作伙伴并打击经济竞争对手；三是通过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活动，破坏世界经济运行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美国利用政治影响力建立针对中国的“芯片联盟”，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看，不仅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利益，而且也损害了美国及盟友的经济利益。

第三，价值观对立与意识形态分化。2008年最早在美国出现并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国的国际金融及债务危机，使得美国及西方盟友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霸权地位并对盟友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控制，除了政治、经济及金融工具外，美国频繁使用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工具干预其他国家政治经济事务，提出了“价值观外交”、民主国家伙伴等价值观工具，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国家集团，进一步促使世界经济的集团分化。美西方国家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损害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扩大化和泛化，加深了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影响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二是危害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阻碍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与贸易发展；三是以价值观外交为手段，制造价值观矛盾和冲突，形成世界市场体系的价值观分割和市场竞争的价值观导向；四是构建价值观联盟集团，把世界经济分化为不同的价值观板块，导致世界经济的碎片化和意识形态化。

第四，国际冲突与战争。一些国家因为历史、宗教、言语、文化和领土划分等原因产生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边境摩擦和战争，必然影响国际经济关系，阻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小范围和常态化的国家之间矛盾、摩擦和冲突，如果被某些国家、国际组织、政治势力所利用，则可能诱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和战争，不仅分化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国际冲突与战争从三方面诱发世界经济集团分化：一是破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利益链接，形成经济对立、利益分化乃至利益切割；二是破坏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基于信任和声誉的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遭到削弱和破坏；三是损害国际经济交往的硬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因为冲突和战争参与方会通过破坏交通、通讯、能源及防务基础设施谋求在冲突和战争中的优势并打压对手，由此阻碍国际商品流通和要素跨国配置。

第五，债务与金融危机。任何国家，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和金融危机，必然损害其主权信用，降低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融资能力，削弱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及金融合作的机会，由此诱发金融与债务危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化与产业脱钩现象。金融与债务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的集团分化表现有三：一是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或者经济区域，不仅其对国际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吸引力会下降，还使得其他国家或者企业对其采取脱钩断链的债务危机防范措施，弱化其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二是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国际传播，会诱发危机国家与非危机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化和重组，长期而言则会引发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分化重组；三是高负债或者存在债务违约风险的国家，其对内对外的投融资能力都会弱化，限制了其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甚至出现被国际市场隔离乃至经济孤立化现象。

简言之，世界经济的集团分化，表现为不同类型和形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国际政治矛盾与阵营对立、价值观对立与意识形态分化、国际冲突与战争、金融与债务危机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和推动力量。

世界经济体系重构的四个重要内容

在世界经济出现集团分化的同时，世界经济的体系重构特别是数字化重构也在进行之中。本文中的世界经济体系重构，是指世界范围内商品与要素市场及产业链的一体化重建和重组过程，涉及到世界市场秩序与贸易体系、世界生产与产业链体系、世界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与供应链体系、世界技术开发与创新体系、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等的重构。

世界经济的集团分化破坏了全球市场竞争与自由贸易秩序，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受到损害，也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阻碍全球技术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数字技术革命的重要引领大国，需要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世界经济体系重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世界自由贸易与市场竞争秩序的重构。自由贸易与市场竞争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回潮，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不仅破坏了世界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秩序，还导致世界市场分化和霸权垄断现象，限制了产品跨国流动与要素跨国配置的市场与地理空间范围，阻碍全球化及世界市场体系的进一步自由与开放。因此，重构世界自由贸易与市场竞争秩序已经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其目标有四方面：一是反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并最终消除商品全球流通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制度与非制度性限制；二是反对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全球投资便利化，促进要素跨国配置优化，反对以国家安全和西方价值观为借口的各种投资保护主义，为公平、公正的双向和多边自由投资创造国际制度条件和国际协调机制；三是反对少数国家对世界市场的长臂管辖与不断干预，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的全球化自由竞争市场环境；四是反对市场歧视和垄断，消除少数跨国公司对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的价格歧视和数字垄断，为各国中小企业进入世界市场提供公平的进入机会和条件。

第二，世界供应链、产业链及生产体系的重构。本文中的世界供应链是指世界范围内能源、原材料、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的链式结构及体系。世界生产链是指世界范围内的链式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跨国分工合作结构及体系。世界生产体系是指世界范围内布局与形成的产品研发、生产、服务及监管体系。贸易保护主义不仅破坏了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冲击世界供应链的安全性和产业链的完整性，美国对一些国家采取的产业脱钩断链行为更是破坏了世界供应链与产业链的稳定性，增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为了维护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基础，世界供应链、产业链及生产体系重构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供应链重构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预期性及确定性，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修复并稳定受到破坏的跨国能源、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二是为中间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合作构建新的机制和平台；三是为高新技术产品、新开发创新性产品的跨国供给提供新的机制和平台。产业链重构的目标为恢复和稳定受到破坏的各国之间的产业链接，为新兴产业的世界分工合作体系形成构建机制和平台，从而形成完整的世界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供应链与产业链都是世界生产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重构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稳定可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生产体系。

第三，世界技术与创新体系的重构。本文中的世界技术与创新体系是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的组织结构与机制化体系。技术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则是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的源泉。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对中国进行技术限制和制裁，不仅试图阻碍中国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高，而且破坏了现存的世界技术与创新生态体系。中国作为新兴制造业、技术与创新大国，需要为世界技术与创新体系重构作出一定贡献，在三方面取得进展：一是提高自身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增强反对技术保护主义的能力和实力；二是构建破解国外技术封锁与垄断的体制机制，彻底打破少数西方国家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封锁和垄断；三是推动构建新的世界技术开发与创新激励体系，形成新的世界反技术保护主义的统一战线，推动人类社会的技术与创新持续发展与进步。

第四，世界货币及金融体系的重构。本文中的世界货币及金融体系是指世界各国、各经济体之间资金融通、交易结算、平衡收支和投资合作过程中提供货币与金融工具的组织、机制及结构体系的统称。现存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构建的，主要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利益，在特殊情况下成为西方国家限制、打压乃至制裁非西方国家的工具和平台，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及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量化宽松和美元加息干预世界货币与金融市场以谋取本国不当货币与金融利益，通过其控制的跨国金融交易平台SWIFT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俄罗斯进行大范围、全方位、严厉的货币与金融制裁，由此诱发世界范围的去美元化浪潮。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重构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重构世界储备货币体系，破除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货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化进程，提高人民币及非西方国家货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形成多元化、非垄断化、动态调整的新世界储备货币体系；二是重构世界货币汇率体系，稳定世界各国的货币汇率，防止汇率过度波动导致的货币贬值、流动性短缺和货币危机，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跨国跨境的汇率秩序和金融交易环境；三是充分发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积极性，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在持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同时，组建新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国际收支平衡机构和组织系统，特别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国际组织成员国参与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建立，例如，由中国牵头筹建世界储备基金组织和世界储备银行，作为新的平衡国际收支、应对国际货币与金融危机、维护世界货币与金融秩序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组织。

简言之，世界经济的体系重构包括世界自由贸易与市场体系重构、世界供应链、产业链及生产体系重构、世界技术与创新体系重构、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重构等多方面的内容，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高效有序、民主自由、创新发展的世界经济新体系和新秩序。

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价值目标与体系构建

在数字技术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称为数智革命）背景下，世界经济集团分化不仅阻碍了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构建，而且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阻碍力量。新兴大国需要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体系重构以克服世界经济集团分化，推动构建公平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构建世界经济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便是现实选择。本文中的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是指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监督与公共管理。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是世界公共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内容。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及各种类型社会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成果，坚持共商、共管、共治、共责和共享的原则。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是数字技术背景下世界各国人民及各种类型社会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持续不断的动态演化过程，涉及到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价值观与目标、主体、客体、工具、机制、规则及相关制度安排。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包括四方面内容。

第一，确定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价值观与目标。数字技术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治理主体和客体，需要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以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2015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并阐释其基本内涵，深刻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数字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体系构建同样需要遵循六方面的价值观：一是促进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和平，协调世界各国人民及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数字利益矛盾，反对数字冲突和数字战争；二是推动数字技术进步与数字经济发展，反对数字垄断和数字长臂管辖；三是促进数字公平，减少并最终消除世界各国人民经济发展中的数字利益分化与数字技术鸿沟；四是维护数字正义，反对少数数字技术先进和数字经济发达国家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数字胁迫与数字强制，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弘扬人类道义；五是促使数字化时代的人类民主，构建人类数字民主文明的新模式，反对各种利用数字技术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利用数字技术为世界各国民主建设服务；六是保护数字资产，维护数字自由，防止数字技术不当应用对个人隐私和合法行动自由的限制和损害。世界经济数字治理的目标包括四方面：一是维护世界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秩序；二是维护世界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体系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三是促进世界数字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四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创新。世界经济数字治理的价值观与目标可以用下图概括说明：

第二，明确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主体与客体。本文中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主体是指数字技术背景下参与世界经济数字治理的各种社会行为体的统称，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党、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等。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各种社会行为体都可以参与数字化时代世界经济的规范、监督和公共管理活动。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客体是指数字技术背景下被规范、监督和公共管理的客观对象和标的物，包括数字要素配置与数字产品生产、分配、交易、流通与使用的社会经济活动内容、过程与参与主体。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主体具有多样性、多元性、公共性与分工合作性，当然，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及跨国公司扮演着主导角色。世界经济治理客体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世界经济数字化发展中的各种社会经济行为及活动；二是参与世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不可否认，数字技术先进与数字经济发达的大国在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中扮演着引领乃至领导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新兴大国，需要而且能够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三，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工具选择。数字技术发展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工具，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产品市场体系形成则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区块链等现代数字技术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提供了技术工具、手段和方案，特别是社会大模型技术和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提供了可行和可实施方案。现代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工具，原因有三：一是信息搜集、存储和传输能力，大数据技术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提供大数据支持，为多元治理主体的理性决策提供数据及信息支持；二是计算能力，云计算、量子计算等计算技术的发展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数据运算和数据处理能力，有利于提供高效的治理决策和政策实施能力；三是应用范围及场景，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数字生产要素、数字产品供给、数字产品需求、社会经济治理的数字工具，不仅扩大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规模和范围，而且丰富了世界经济治理内容。

第四，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规则、机制、组织及制度体系构建。与传统的非数字化国际社会相比，数字化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的规范和公共管理更为复杂，需要更为严密精细的规则体系，同时需要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也需要高效有序的组织保障及制度体系。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规则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数字化治理主体行为规范与规则体系，包括合理、合法行为的鼓励规则和不当行为的规制乃至惩罚规则，涉及到数字化社会的法律规则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二是数字化治理客体的规范与规则体系，主要是对跨国或者跨境数字经济活动及其行为主体进行规范，对违反人类共有价值及社会伦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及行为体进行法律与非法律的规范与管理，包含合理合法的数字经济活动及行为体；三是对数字技术工具及其使用的规范，数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工具的使用必须遵循法律和伦理规则，不能损害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也不能够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因此需要规制和管理。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需要设计和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和组织体系，成立相关国际组织对人类跨国跨境数字经济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例如，可以推动成立世界数字合作组织,加强世界各国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贸易、数字货币及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本文中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制度体系是指规范与管理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所有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与制度实施的总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化数字合作平台及机制构建是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制度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简言之，人类共有价值观是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的伦理基础和目标设计的逻辑起点，需要明确世界经济数字治理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促进数字技术在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中的工具化应用和方案设计，推动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规则体系、机制、组织和制度体系的构建。

世界经济集团分化、体系重构和数字化治理趋势下的政策启示

世界经济集团分化和体系重构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数字技术进步与数字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经济基础。如前文所述，大国贸易摩擦与冲突、乌克兰危机、中东巴以冲突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局部冲突及战争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集团分化重要影响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治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分歧和价值偏见，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集团分化的主要助推力量和表现类型，阻碍了世界自由贸易、市场竞争和全球化进程，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性重构，已经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

世界经济体系性重构涉及到世界贸易及市场体系、世界产业链及生产体系、世界技术及创新体系、世界货币及金融体系、世界分工与合作体系等多方面的重构，最终目标便是在人类共有价值观基础上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明确世界经济数字治理的价值观导向、合理规范治理主体与客体行为规范、促进现代数字技术应用、高效有序的规则、机制、组织及制度体系的构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集团分化不利于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中国可以从五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性重构和建立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并提供中国方案。

一是推动构建自由开放的世界数字贸易及市场竞争体系，促进数字要素和数字产品的全球流动与配置，反对数字保护主义、数字垄断和数字长臂管辖。

二是推动构建具有安全性、稳定性和完全性的世界数字化供应链与产业链及生产体系，反对脱钩断链、友岸外包和跨国产业数字化价格歧视行为。

三是推动构建普惠与开放包容的世界数字货币及金融市场体系，反对单一国家货币霸权、以国家安全及意识形态为借口的各种货币及金融制裁行为。

四是推动构建环境友好型世界数字化能源供求及绿色经济增长体系，促进世界新能源数字化供求均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五是推动构建创新型世界数字技术发展与数字命运共同体，反对数字冲突与数字战争。世界经济数字化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和数字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过程，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共享成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作者负责的依托于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组团援疆项目“国家安全与西北边疆治理研究”（2023—202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JZD037）、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6XNLG1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④保建云：《三大全球倡议的理论境界与深远意义》，《国家治理》，2023年第18期。

⑤保建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政策选择》，《国家治理》，2023年第11期。

⑥保建云：《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数字治理变革及数字风险治理》，《人民论坛》，2023年第12期。

⑦保建云：《论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兼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及历史基础》，《新疆社科论坛》，2023年第3期。

⑧保建云：《中国式现代化、新历史经济学与历史政治经济学——历史自信及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⑨保建云：《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⑩保建云：《元宇宙、数字革命与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基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视角的分析》，《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⑪保建云：《分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年。

⑫保建云：《人民币世界化与世界数字货币体系构建——分布学派的理论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