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论坛 更新时间:2024-11-11
【摘要】在现代化浪潮以及数字技术发展的冲击下,部分青年的社交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倾向于构建社交关系“舒适圈”,偏好有清晰边界感的社交,乐于尝试开放且务实的社交关系。年轻一代的社交出现了从他人取向向自我取向的转变,从情感关系向平等关系的转变,从交换关系向合作关系的转变,从依赖关系向独立关系的转变。这些变化看起来是局限在社会交往领域行为逻辑的变化,实际上却是年轻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理解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青年 社交方式 社会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本质上来说,社交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和维护,中国人之所以喜欢社交,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都限定在固定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热衷于社交的背后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故而也被称为“关系社会”。传统意义的中国人并不是个人本位的,而是家庭本位和关系本位的,每个人都依托原生家庭,被固定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之中。从经济学视角审视,稳定的关系连接能够构建信任基础,从而有效降低生活与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因此,人们倾向于通过社交活动来不断拓展和维护其关系网络。但传统的“关系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以及数字技术发展的冲击下出现了不少新的“裂痕”,部分青年的社交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不再像父辈一样热衷社交,而是倾向选择“社交降级”,发展“轻社交”关系。
青年社交方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青年社交方式发生变化,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技术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大体可以分为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关系结构三个层面。
首先,家庭结构小型化导致了家庭内部关系网络的简化。由于父辈的兄弟姐妹数量大幅度减少,当代的年轻人很少拥有完整且紧密的近亲属关系谱系,叔舅姑姨的称呼对一些青年而言较为陌生、疏远,且缺少共同亲密生活的经历。这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部分年轻人成长在一个缺少近亲属紧密关系的环境中,并没有习得传统上近亲属紧密关系交往的生活技能和心理准备,更不懂得如何应对处理类似于近亲属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家庭中近亲属关系的减少,部分年轻人可以信赖和依托的近亲属紧密关系网络逐渐消失。虽然仍有叔舅姑姨称谓的紧密关系网络,但部分年轻人不愿意承担维系这看似紧密实则疏远的关系的成本。由此,在部分青年的世界中,与那些名义上是亲戚却实则陌生、缺乏深厚情感联结的关系网络“断亲”,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生活态度。
其次,大规模社会流动让部分年轻人与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脱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尤其是超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出现,改变了农业社会终老故土的生活模式。无论是求学,还是就业,离开故土进入大城市打拼,成为大多数年轻人共同的生活轨迹。可以说,我国已然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的成年人要面对与故土“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脱嵌”的过程,失去了原有熟悉的、可以信赖的关系网络的支持,独自面对城市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感和孤独感却又需要新的社交方式加以消解。由此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部分年轻人缺乏相应的社交技能,不知道如何在“陌生人社会”中搭建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所以被称为“社恐”。另一种则是尝试搭建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积极地与陌生人社交,“搭子”社交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
最后,在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之下,部分年轻人的关系结构出现了变化。中国人传统的关系结构以先赋关系为主,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而当前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能够发生互动的关系网络则以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后致关系为主。大部分年轻人社交软件名录中都有不少一面之交甚至素未谋面的“朋友”,亲密关系和熟人在关系网络中的占比逐渐下降。关系结构从以强关系为主的超稳定结构,逐步转变为以弱关系或者边缘关系为主的不稳定结构,这意味着即便是一些本应该出现在亲密关系和熟人关系中的社交活动,因为亲密关系和熟人关系的缺失,不得不选择边缘关系和陌生关系得以实现。
结构性因素为部分青年社交方式变化提供了条件,但真正的推动力来自于技术的变革。任何时代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方式都会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从农耕社会的面对面交往和鸿雁传书,到工业社会的电报、电话,再到数字社会的智能手机和社交APP,人们的社交工具和互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建立关系网络的范围也极大拓展。事实上,基于趣缘的社交在青年群体中一直颇为流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笔友,到互联网1.0阶段的各种兴趣论坛,再到数字时代的网络社交软件和网络兴趣平台,年轻人可以更加方便、迅捷、精准地找到并联系同样具有娱乐需求或者兴趣爱好的同伴。数字技术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年轻人社会交往的界限,不仅打破了交往互动的时空距离和隔阂,而且提供了多样的交往互动模式和方式。
简而言之,在结构变动和技术变革的作用下,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内核(如亲密关系和熟人关系)逐渐缩小,社会关系网络边缘却逐渐扩大。在部分年轻人眼里,陌生人社会中的社交不再是一道必答题,而是一道选择题,选择什么样的社交方式取决于年轻人自己的偏好。
当代青年群体社交新趋势
一是倾向于构建社交关系“舒适圈”。在城市快节奏的工作压力之下,不少年轻人难以保持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缺少时间和精力去经营亲密关系,恐婚、恐育、恐恋爱等现象由此出现。事实上,年轻人并不是不期待亲密关系的出现,而是经营亲密关系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其风险和成本让部分青年望而却步。
从风险来看,随着现代社会人们家庭婚姻观念的改变,原先稳定的亲密关系可能不再可靠,离婚率不断攀升影响的不仅是现实中家庭的稳定,而且间接影响了部分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进入亲密关系就意味着要承担一个小家庭或者两个大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由此,部分青年愈加对亲密关系的建立持审慎态度。
部分年轻人更希望搭建简单和纯粹的社会交往互动方式,保持自我,不将就。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情和关系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当前,人情和面子仍被纳入到部分年轻人社交选择的“成本”范畴。但对于追求平等和自我的年轻一代来说,注重人情和面子,不仅需要自己过度迁就别人,也是一种情感消耗和心理内耗。因而,部分年轻人选择降低社交“成本”,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偏好“搭子”社交。“搭子”社交双方都以自我为中心,平等地评估关系的成本收益,既可以志趣相投、一拍即合,也可以格格不入、一拍即散,各自搭建社交关系“舒适圈”。
二是偏好有清晰边界感的社交。在现代社会,青年对社交边界感越来越重视,边界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等同于安全感。不可否认,黏稠式社交使部分年轻人容易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甚至遭遇隐私泄露、情感捆绑等问题。比如,一些亲戚、邻居更喜欢把工作、收入等隐私问题作为公共谈资,不但触犯到部分年轻人普遍不愿谈及的隐私,而且影响部分年轻人不想“卷”的心态。这就导致部分年轻人有意识地逃避缺乏私人空间的社交环境,寻找有边界感的社交关系。
此外,随着即时通讯社交软件的普及,在工作中使用社交软件布置工作、传递文件、交流信息更加便捷。通用的即时通讯应用从情感性的社交软件变成工具性的工作软件,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各种类型的社交群里,单位群、工作群、业务群等,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由业缘产生的社交关系在职场人际关系网络中占据相当大的部分,每个人都可能陷入无效社交或者低效社交。无效社交是指那种无法给人精神、感情、工作、生活带来任何愉悦感和进步的社交活动。无效社交和低效社交不仅会给人带来压力和焦虑情绪,也无法充分满足人类内心深处的高层次社交需求。
当代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工作和生活中的边界感,他们对生活有着美好期待,不愿意将业缘关系过多地带入。由此,部分青年选择“搭子”社交,为了满足共同的生活、娱乐、兴趣目的和需求,形成临时性或者阶段性的社交关系。事实上,选择“搭子”社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日常关系网络中的无效社交和低效社交,希望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形成边界。临时性和阶段性的社交关系更加接近于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相互平等,保持自我,既不需要委屈自己刻意迎合对方,也不需要过多的情感投入,更不需要过多的情感支持。“搭子”关系提供的社交缓冲区能够让部分青年在惬意地完成目的和满足需求之后,各自回归现实社会生活。
三是乐于尝试开放且务实的社交关系。乐于尝试开放且务实的社交关系可以说是受到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影响。传统关系网络是自带身份属性的,无论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还是业缘关系和学缘关系,个体之所以在关系网络中存在,是因为自身某一种属性的契合。关系网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不具有相应属性的个体是很难嵌入关系网络之中的。可一旦具有了特定的属性,即便是关系网络并没有实际价值,个体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喜好新奇、追求刺激的年轻人而言,其希望获得奇妙而又有趣的社交体验,在兼具开放性和异质性的社交体验过程中,如果能有观念的共识、心灵的共鸣和感情的共振,形成相互之间的默契和认同,就能够转化成为深层次的亲密关系。以“搭子”社交为例,无论是健身小白还是美食高手,无论是白领还是旅游达人,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适配的伙伴,增强了关系网络的开放性和异质性。虽然有可能要承担试错的代价,却增加了选择的机会。
青年社交方式变化背后的心理因素
当前,青年社交话题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社恐”“社牛”“社死”等与当代青年社会交往相关的网络新词层出不穷,作为一种话语“建构于社会之中且受制于特定的语境”,这些词汇反映出现代性转型背景下传统人际关系的解体与个体化背景下的生存感受。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是在交往互动过程中生成社会关系,而社交方式变化的背后正是年轻一代社交观念的变化。
自我意识高涨。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自我意识是一个正常且完整的人类个体最基础的心理结构,是决定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个体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和维系,容易产生单纯为了维系社会关系的无效社交。而当代年轻人不愿意在无效社交中迷失自我,他们把社交视为一种追求目标达成和需求满足为导向的互动行为,更看重社交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和自由,个人诉求的满足是社交关系得以成立的关键一环。在互动的过程中,部分青年追求处于可控范围内的亲密度和情感度,既能够保持足够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也能够更好地彰显自我个性。
平等意识强烈。迁就别人所产生的“社交消耗”是当代年轻人不愿意负担的。当代青年更加偏好纯粹单一、更接近于权责对等的关系模式,即让社交跳出情感关系的困扰,不再背负伦理负担。比如,“搭子”关系就是建立在双方协商达成的共同约定和契约基础之上,社交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需要相互尊重和包容。
合作意识逐渐凸显。一般而言,社交或多或少隐藏了个人潜在的利益,互动双方希望借此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和诉求,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社会交换行为。有着类似的或者近乎同样的目标和诉求,互动双方接近于合作完成共同的目标和满足共同的诉求,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分工合作行为。在部分青年的社交观念中,互动双方需要共享资源、分担成本、交换信息,形成暂时的行为共同体,因而,必须具有足够的合作意识才能实现。
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当下的年轻人并没有固定在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是以主动、积极、开放的心态拓展边缘关系网络,独立的选择和搭建符合自己意愿的社交关系。在部分青年看来,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如若不能完成相应的职责或者满足相应的需求,社交关系便难以为继。独立意识的存在,让年轻人能够在社交互动的过程中收获更多的责任感和执行力,反馈到工作生活中也会大有裨益。
综上可知,年轻一代社交出现了从他人取向向自我取向的转变,从情感关系向平等关系的转变,从交换关系向合作关系的转变,从依赖关系向独立关系的转变。这些变化看起来是局限在社会交往领域行为逻辑的变化,实际上却是年轻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理解的深刻变革。在他们眼里,自我、平等、合作、独立等是为人处世的根本。
正确看待青年社交方式的变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代青年的人际交往观念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人情”交往模式大相径庭,部分青年愈加偏好临时性、短暂性的社交关系。以“搭子”社交为例,其是数字时代陌生关系的亲密化、边缘关系的功能化、虚拟关系的现实化、互动关系的平等化的典型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发展潮流。但不能忽视的是,“搭子”关系的成立具有一定的限定条件。既有的研究报告曾指出,日常生活中是否拥有“搭子”与年龄大小存在紧密联系,即年龄越小的青年拥有“搭子”的可能性越大。而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进入恋爱、婚姻和家庭的可能性越大。换句话说,“搭子”关系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被亲密关系所取代,“搭子”关系与亲密关系之间更像是一个递进关系,而不是平替关系。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搭子”关系更有可能是单身男女在没有进入亲密关系之前,探索和建立属于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努力,是尝试类似亲密关系的社交行为。
此外,与“人情”交往模式中的利益往来、人情互欠相反,当代青年更加注重双方的利益对等,即彼此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讲求及时清算和明算,以互不相欠和公平为交往原则。当代青年所处的数字时代是个体化生存的时代、碎片化生活的时代。个体化生存让部分青年缺少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碎片化生活让部分青年缺少时间和精力去承担过多的社交成本,因而更加倾向选择“社交降级”。总之,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当代青年的社交方式愈加讲求自我、平等、独立,希望可以按照他们的兴趣更为精准、便捷地找到合适的伙伴、形成舒适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社交方式,并不存在一个超越于具体时代语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完美社交模式。当代青年面对社会生活仍保持着乐观、积极、开放、进取的态度,充满着对社交生活的美好向往,不遗余力地追寻着有归属感、接纳感和幸福感的社交“舒适圈”。我们应正确看待青年社交方式的变化。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要尊重他们真实的内心感受,鼓励他们保持开放的社交心态,推动他们敢于追求强情感、强互动、强支持的紧密关系。与此同时,相关青年工作者也应在理论方法与工作方式上及时地进行更新与完善,帮助青年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交观,鼓励通过线下社交的方式增强其与社会的联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刘航:《现代性视域下当代青年的碎片化社交行动研究——以“找搭子”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③廉思:《“搭子社交”:青年社交模式的新表征》,《人民论坛》,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