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助推了网络媒体的发展，形成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全媒体格局，深刻影响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深入探析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诸多风险，并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预防管控，对于维护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可以通过夯实政治引领、丰富话语内容、加快技术研发，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坚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阵地。

    【关键词】全媒体 网络意识形态 风险防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网络技术尤其是网络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全媒体的网络媒体格局逐步构建和成熟，使网络信息传播态势发生了新的变革。从媒体到多媒体，再到全媒体，现代媒体与网络信息技术愈加紧密结合，呈现出了一种合二为一的态势，使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产生了巨大变化。

    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第一，全程媒体。从媒体传播的时空界限来看，全媒体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时空，形成了全时性、全域性的全程媒体。一方面，全媒体能够在任何时间进行信息传播，这种即时性的传播模式突破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时间限制，能够在网络信息平台上全天候地传播信息。另一方面，全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和接收端口的空间限制，全媒体中的信息传播主体能够在任何地点上传信息，而信息接收客体也不再受限于地域空间，能够借助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接收信息。

    第二，全息媒体。从媒体传播的技术手段来看，全息媒体能够有效利用多样化、多维度的信息传播形式与信息传播平台进行大范围的新闻舆论传播，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相较于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全息媒体能够充分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移动互联网等全方位传播平台进行新闻舆论传播，以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传统形式以及3D投影、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进行更加全面、生动的信息传播。这种动静结合的信息传播形式能够使人们接收到更加“全息化”的信息，使人们更加深入、立体地了解舆情事件，为受众群体带来更为直观全面的体验。

    第三，全员媒体。从媒体传播的主体与对象来看，全员媒体强调社会全体力量都融入到信息传播过程中来，每个人都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再加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迅速普及，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媒体传播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对象也能通过各种网络信息平台生产信息，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普通大众也开始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第四，全效媒体。从媒体传播的效果来看，全效媒体是指媒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更加高效、精准、全面的传播效果。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由于受到传播技术、时空间隔等因素的影响，新闻信息的传播效果往往欠佳。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媒体传播能够借助新兴技术更加高效地传播新闻信息。在大数据、云计算、AI等具有强大生产力和运算力的新兴技术支撑下，全媒体能够对受众的需求、爱好以及习惯等主观因素进行信息计算和科学预测，极大地增强了媒体传播的实际效果。

    全媒体的发展在助推网络信息高效传播的同时也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难度

    在信息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认同强调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归属和行为趋同，具体体现为人民群众对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以及发展战略等诸多因素的认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由多种要素构成，主要包括：网络意识形态领导安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安全、网络意识形态认同安全。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领导安全，直接关系到对不同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引导。通过一定的话语传播特定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意识，是各种意识形态主体利用全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根本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首先体现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地占有强大的话语武器、话语平台、话语机会。

    全媒体信息传播呈现出了全时性、全员性、全域性的显著特征，深层次地改变了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方式方法。全媒体的发展助推了网络信息的高效传播，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难度。此外，全媒体的信息传播技术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工具，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具体实践又反过来促进了全媒体工具的发展，为全媒体时代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选择。从本质上看，全媒体时代是人类社会媒体传播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走向融合的一个必然趋势。

    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应对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最大变量’。”①在全媒体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便捷，不同社会、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思想在网络空间相互交融。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时抛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中国崩溃论”等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污蔑的错误论调，并利用其宣传优势地位在网络空间进行宣传鼓吹，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不良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仍有生存土壤。自由主义、分离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一直游离在网络空间之中，在网络平台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的加持下不断加大传播力度，以极具挑动性、迷惑性的话语内容寻求生长空间，对网络空间秩序造成干扰。

    防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应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离不开党的科学领导。

    其一，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协调合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中的职能任务，形成统一领导、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运行高效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体系。

    其二，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立法监管机制，构建起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防火墙”，建立健全针对互联网发展的法规制度和工作机制。针对全媒体时代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新动态、新特点，有针对性地出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法律法规，扎实推进网络安全管控、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和重要信息安全设施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其三，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联合执法机制。网络空间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不仅包括网络数据计算、舆情信息监测以及舆论宣传教育等软性防控，还包括依法追责、打击网络犯罪等硬性防控。公安、网信、工商等多部门应共同参与、联合执法，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常态执法与联合执法相结合，构建起全媒体平台的法治环境。

    防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要不断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必须注重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其一，旗帜鲜明讲政治，增进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只有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认同，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进而增强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③

    其二，融合大众话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引领，必须走进人民群众当中，融入广大网民当中，不断强化人性化、网络化、通俗化表述，以平易近人、易于理解的大众话语增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趣味性、大众性。通过营造既严肃又活泼的全媒体话语环境，不断构建“政治性+生活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用贴近网民、贴近网络社会生活的话语表达更好地弘扬主流价值。

    其三，创新传播话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并与当今全媒体时代的各种创新性话语元素有机结合，产生更加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增强民众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感。

    防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要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基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④网络信息的核心技术等不来，也要不来。只有通过自主研发和创新，在自力更生中攻克网络信息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才能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

    其一，大力发展网络信息推送技术。信息推送技术的创新涉及到多个领域的技术和应用，包括算法优化、数据挖掘、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信息推送效率、优化推送内容，同时也可以为用户提供更个性化、更便捷、更舒适的信息服务。能否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攻坚战中时刻保持优势地位，关键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更加高效、广泛地进行传播。因而要创新信息推送技术，紧抓大数据、云计算、5G等尖端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分析深入挖掘广大网民的兴趣爱好、个人习惯、思维倾向和价值导向，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向受众推送相关信息内容。

    其二，着力提升网络舆情研判能力。网络舆情危机主要是指“针对某一特殊社会事件所产生的涉及公众利益的舆情，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直接指向该特殊事件相关者的刺激事项，在一个社区或者更大范围的公众中掀起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社会反应，最终形成强烈的舆论认识和观点的对抗”⑤，是影响和破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往往是由某一网络热点事件所酝酿和引发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感知网络安全态势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⑥要迅速建立和实时更新网络舆情信息库，在长期连续分析网络舆情的基础上，把握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并对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舆情事件及其解决路径进行排序和总结，在了解整个网络舆情发展的来龙去脉的同时找到避免矛盾激化的关键节点。

    其三，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数据和技术的互享互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⑦全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数据不断生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然而，“数据茧房”和技术壁垒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整体发展。因而，要在强化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上推进网络信息数据共享，通过推进技术创新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注释】

    ①④⑥⑦《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0页、第13页、第99页、第108页。

    ②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57页。

    ③唐庆鹏：《政治认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探索》，2021年第2期。

    ⑤孔建华：《政府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及应对规程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