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字影像传播情境的铺展，AI“复生”渐渐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突破生存与死亡的阻隔是AI“复生”的结构性特征，其实也是属于人类集体的心理需求与个体的情感需求；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AI“复生”有了将需求与供给联结的可能。当下，AI“复生”模式大体有动图单向呈现模式、虚拟情景再现模式、类智能交互模式等，出现了实验室场景、公益性质场景、商业性质场景等不同的实践应用场景。AI“复生”的社会影响涉及情感层面、伦理层面、法律规制层面，其未来形态也会影响到世界观层面，需要对其进行辩证的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AI“复活” 人工智能 情感需求 伦理挑战 

    严格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挑战千万年来人们生死观的生命形态，真正的“复生”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它只是存在于科幻文艺作品的幻想或科学家的憧憬中。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字影像传播情境的铺展，AI“复生”渐渐开始走进日常生活。从已故文艺明星、名人在各种情境中被“复生”，到普通民众为逝去亲友定制的“复生”，无论影像、动图、全息投影或者人机对话，这种打破生死阻隔的“幻境”往往是动人的，但又往往会引发种种争议。一方面，可以预判的是，技术进步一定还会不停地推动AI“复生”景象的拓展，甚至会朝向打破虚拟与真实、生存与死亡之边界的方向前进。但另一方面，边界的模糊与消隐也会给人们带来相伴而生的冲击与困惑，既牵涉到主观层面的人类认知，也关系到客观层面的社会治理。面对AI“复生”的现状，我们需要厘清其背后的需求、生产及文化逻辑；面对AI“复生”的未来，我们也需要有未雨绸缪的前瞻性思考。

    何以兴起：精神的渴盼与技术的可能

    在形式上突破生存与死亡的阻隔是AI“复生”的结构性特征，其实也是一直根植于大众心中的普遍需求。一方面，这是属于人类集体的心理需求。在浩浩前行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关于生命意义的追索从未停歇——既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起始命题，也构成了文艺创作的恒久母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生命之局促有限，与时空之广阔无垠，是其中最令人困扰的一对矛盾。于是，抗衡时间、弥合生死的界限便成为人们历久而弥新的梦想，为抵达这个梦想，人类通过精进医术来“延年益寿”，甚至个别先行者选择了冷冻自己的躯体以期待未来医学的唤醒；人类也通过艺术的方式，比如雕塑、绘画、摄影、电影、电视，一步步地更逼真地存留自己的时光。

    另一方面，这也是属于人类个体的情感需求。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动物，无论是亲人之爱、朋友之爱，还是对于偶像的爱，人类个体往往以“爱”的行为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情感，当阴阳两隔、痛失所爱时，生者便会以对逝者绵长的思念将这种爱延续。有些时候，思念会以记忆的媒介化方式来凝固，比如一段怀念故人的文字、一本泛黄的相册、一个家族墓地里矗立的墓碑、一件从祖辈传下来的首饰等；另一些时候，思念也会以记忆的仪式化方式来凝聚，比如在清明节、中元节、冬至节等纪念时节，中国人习惯以各种方式集聚，寄托对亲人的哀思。

    如前所述，不管是集体需求还是个体需求，人们一直通过以技术逻辑建构的各种手段试图联结与超越生死。但在AI“复生”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手段都是过去时态的，即便是最写实、最即时的影像也是流逝的时光琥珀——一旦记录，即成过往。人死不能复生，时光不能倒流，这些手段在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之前，都大约只是顺时序的之于时光的存留或延伸。AI“复生”作为一种全新的工具性手段，与之相比最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是：它似乎将“不可信”转化成了“可信”，它可以将逝者以生者的形态“示现”，可以把思念转变成某种程度的“相见”；它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AI“复生”的兴起与数字化时代的崛起息息相关，其实现的基本技术路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层面是生命转化为数据，而第二层面则是数据重建生命。概言之，放到数字时代的大背景中，AI“复生”实际上就是人类从数字化生存中逐步推演探寻出的数字化生命可能。生命流就是数据流，如果将数据和生命这两个关键词延伸出去，恰恰分别连接着当今社会两个极其重要的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以未来学家赫拉利的论点观之，这两个学科的融合“让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①

    在第一层面，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时代将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完全融为一体。换言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产生数据交互的关系。其一，个人仪表相貌、言行举止之类的外在形态，既可以通过主动的手机影像记录，也会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产生大量的移动端及云端数据。其二，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参与网络游戏、使用各种APP平台时会留下海量的互联网应用痕迹。这些痕迹数据通常不为用户本身掌握，而为平台方所控制，形成所谓的用户画像。这类数据能够体现个体的性格心理、兴趣爱好，各大平台精准的算法推送正因其深谙此道。其三，脑机接口的技术正在不断地迭进，已经能够初步实现人们用意念控制假肢、鼠标等外部事物，也即将脑电波之生物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这类数据已经关涉到了人的意识与思维层面。以上三个层面的数据交互途径，恰恰体现了人类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数字化生存状态。在今天，一个普通人所产生以及存留下来的数据量，远远地超出了其任何生活在传统时代的前辈。这在他的身后会留下庞大的数字遗产，同时也构成了AI“复生”的数据基础。

    在第二层面，由于AI“复生”的虚拟人其实也是当下被广泛应用的数字人的一种类型，目前其基本技术机理并未跳出共通的数字人系统框架。其大体包括复现形象的影像重建技术，复现声音的语音合成技术，复现行为的动画生成技术，复现“思维”的人机交互技术等。事实上，这些技术在各自领域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并在科幻电影、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场景中有了大量应用。但AI“复生”的对象是最为复杂的生命系统，其复现的水准、程度高低则更有赖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如人们所感受那样，今天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颠覆人们的传统认知，其一是以芯片技术迭代为核心的技术系统支撑的庞大算力，其为处理构成生命图景的分布式数据提供了各种集成的可能性；其二是越来越趋于接近人类大脑神经网络的智慧算法，为高阶的可持续的AI“复生”打开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由是观之，一面是亘古以来的人类需求，一面是不断显现的技术可能。关于“复生”的想象，基于心理的需求端与基于技术的供给端在历史的进程中一直像两条难以交错的平行线，今天终于在AI的推动下，渐渐聚合在一起。科学家们在实验室的技术成果并不能一一对应地转化为现实应用，但AI“复生”之所以成为兴起的日常现象，正因为其有着广阔的社会需求土壤；反过来，现实的应用检验，又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需求，刺激AI“复生”的技术升级。再者，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市场。AI“复生”的各种商业应用场景已经不断涌现。当商业资本涌入这一场域时，首先是将小众化应用推广为大众化应用，比如让人们普遍接受并习惯AI“复生”这一概念；其次是在激烈的竞争中细分市场，将大众化应用衍生出分众化应用，为不同的受众量身定制产品。对于AI“复生”来说，也就意味着生命“模式”与应用场景的多元化。

    类型界分：AI“复生”模式的进阶及场景

    AI“复生”的实现模式与技术介入程度紧密相关，呈现明显的层阶化特征。也就是说，技术手段越是复杂、精细、多元，“复生”形象的智能化程度也就越高，具身的体验性也就越强。具体而言，目前AI“复生”大体有三个不同层阶的实现模式。

    第一层阶，动图单向呈现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逝者照片的动图化。影像的基底通常是逝者的头像照片，制作者运用小程序或其他软件提供的高清修复、语音合成、动态渲染等手段，将静态的老照片转化成动态的简易动态图像。照片中的人物头像可做眨眼、左右摇头、张嘴等程序设定的简单动作，略微升级的版本可以按照拟定的台词简短配音。这类“复生”动图在短视频流媒体平台已经很常见。其应用的技术门槛不高，一些视频博主甚至能够以低到10元左右的价格承接业务。但逝者动图的呈现是单向的，只能在生者即时观看的时间中带来短暂的情感慰藉，心理冲击力并不会很强，并没有摆脱照片作为记忆之媒介的本质特征。只不过，当照片中的逝者动起来之后，就有可能打开生者记忆的闸门，唤醒他们更多的温暖或悲伤的记忆。

    第二层阶，虚拟情景再现模式。这种模式的表征是重建逝者的即时影像——而非再现逝者的过去影像，并将其置于特定的虚拟或现实情境中，营造逼真的现场感。相当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20年韩国文化电视台（MBC）推出了VR纪录片《遇见你》，其中反响最大的一集便记录了妈妈与“复生”女儿的相见。该片的技术团队借助数字建模、动作捕捉、AI语音合成等VR技术，让妈妈借助可穿戴VR设备进入了虚拟现实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女儿是如此的生动，可以对妈妈说话，帮妈妈拍照，和妈妈一起过生日。技术团队为她们编织了一段穿越生死的共处时光。如果说《遇见你》记录的是生者进入逝者的场域，那么2021年底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则反向行之，让逝者进入生者的场域，邀请“复生”的邓丽君走上了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舞台，在舞台上她与青年歌手周深一同唱起《漫步人生路》。邓丽君让人惊叹的全息影像投影，在线上线下的观众视野中与现实融为一体。

    虚拟情景的再现模式依然是单向度的，它创造的依然是被“看”或被“感知”的影像。近年来引发广泛争议的张国荣、李玟等明星“复生”事件大体也属于这种模式；而另一种真人隐藏在逝者影像背后与生者的交互——真人角色类似于虚拟偶像身后的“中之人”，尽管可能会有情感疗愈的效果，但其本质上还是单向的“操控”。AI“复生”所依附的虚拟情景，除了人工智能之于生命数据的分析重组之外，其主要运行机理与影视产品、游戏产品的类似情景是一致的。它往往是预设的、线性的、程式化的，可以被体验而难以产生交互。

    第三层阶，类智能交互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开启了生者与逝者虚拟交流的情境。它是双向度的，“复生”的逝者可以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撑下，遵循其生前的语言习惯与表达方式，与生者进行交谈。这种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复生”文字机器人，比较早的案例是，2017年5月，美国连线网站报道了《纽约时报》记者James Vlahos在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之后，用父亲长达9万多字的录音材料，制作了一个名叫Dadbot的聊天机器人。父亲辞世之后，Dadbot可以模拟父亲的声音、语调与言语习惯，在手机上通过短信息与儿子交流。第二阶段则是多模态“复生”影像人，比如最近引发广泛关注的典型案例是音乐人包小柏“复活”女儿的事件，伟大的父爱支撑他自我钻研AI技术，将逝去的女儿复刻成了随时上线的“数位助理”，复刻的不仅是声音、影像，还有女儿习惯的表达方式。

    类智能交互模式在国内外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它最重要的突破是将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人机对话场景（比如聊天机器人、语音助理、智慧家居等）转换成了人人对话场景。逝者不仅是形象的“在场”，更仿佛是情感与意识的“在场”。因此，这种AI“复生”更接近于一种数字生命的存在。它有双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外在的形态。它通过对生命数据的训练重建起了拟真的逝者生前形象——并且随着计算机算力的飞跃，机器学习的效率越来越高。比如前述的包小柏女儿声纹结构的重现，就建立在一条仅仅17秒的视频基础上。深层结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人类思维的模拟，它建立起了响应——反馈的机制。简言之，表层结构是“肉身”，深层结构是“灵魂”，当“复生”实现的是逝者“灵与肉”的融合，那么生者面对这种景象，便会难以辨识真实与虚幻边界。

    以上三个层阶的AI“复生”模式，大体上是按照历时性的技术迭进逻辑演化的，但它们彼此之间也绝不是渐次取代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并行且交错的共时性关系，分化成不同的现实应用场景。这些场景大体受若干元素制约，包括受众的不同需求、技术的不同路线、平台的不同性质以及“生产者”的不同诉求等。在实验室场景中，科学家们思考的是AI“复生”有没有可能进化到更高层阶。他们追求的是更强的算力与算法，是生物信息与计算机信息的更自如转换，是迈向难以预测的未来。在公益性质场景中，服务提供者尝试给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情感慰藉途径。比如自2018年民政部发文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之后，各地纷纷开展数字墓园、数字墓碑等形态的数字科技殡葬服务，其中的一类场景正是，人们开始借助电子屏、二维码等方式实现与逝者的虚拟“相见”，表达他们的思念。在商业性质场景中，AI“复生”被很多商家或创业者看作是一片蓝海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从最简易的逝者动图到需要长期维护升级的逝者数字人，不同样态的AI“复生”服务被赋予了不同的价格，它们遵循的是商品交易的市场逻辑。此外，普及化的AI工具开发推广以及相关的“复生”技能培训，也成为了产业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影响：情感、伦理与规制

    AI“复生”不仅是一种数字生命现象，也是全新的科技现象、文化现象甚至经济现象，当其开始全面进入社会生活时，也必然产生各种层面的社会影响。近年来，有关于AI“复生”的文艺作品或新闻报道往往成为热点，比如《流浪地球2》上映之后，观众们就对刘德华饰演的父亲努力创造图丫丫的数字生命，在豆瓣、微博、小红书等网络社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网友们投入热情不仅仅是因为影片的故事桥段极为动人，而更是因为影片中的AI“复生”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相应的初级参照系。那么，人们的思考就不止于脱域的想象，而是关涉到每一个人都在场的现实。

    第一，对于具体个人而言，AI“复生”尤其是“复生”至亲至爱的人，会给人们带来性质不同的情感冲击。由于心理承受能力、生者逝者关系、情感表达方式等的不同，每个人对于“复生”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前述《遇见你》的纪录片案例中，摄像机的完整记录颇有意味。当妈妈看见逝去的女儿“音容宛在”时，其反应是悲喜交集、啜泣不已，而现场工作人员以及电视观众也会被这潮水般的情绪所感染。问题大约在于，AI“复生”究竟可以给人们带来情感代偿，进而帮助他们情感疗愈？还是会形成一种情感陷阱，让人们身陷其中难以自拔，进而对人们带来情感伤害？答案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有的人可以平静面对，就像有网友说，他希望的情景是，走到墓碑前扫开二维码，对“再现”的亲友轻轻道一句，“嗨，好久不见”。有的人情不能自已，那么“复生”的情境会给他们带来更强烈的精神刺激。那么从心理学上看，这部分人的心理健康难免会受到影响；从医学上来看，高强度的刺激甚至有可能引发他们的精神疾患，进而也有可能给诈骗分子带来乘虚而入的机会。所以，AI“复生”并不是普适性的，当生者频繁地、深度地进入与逝者“相见”的情境时，不管是主动或被动，或许也应该需要被纳入心理评估及心理干预的程序。

    第二，对于人类集体而言，AI“复生”会给社会带来生命认知的伦理挑战。千万年来，在生命伦理学的认知中，死亡是生命的秩序体现，人类生命的成长、衰老与死亡与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一样，是日出日落、花开花落的时间循环。正如有论者言，“一个没有死只有生的世界就是一个夜幕永远不会降临的漫长到令人绝望的白昼，其中的生命是过曝的。”②当下，大多数情况下，中低阶形态的AI“复生”并不会影响人们对于生死界限的判断，生者大体会明白，逝者的言行举止是虚构的，是被制造出来的。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跃进展，会让高阶形态的AI“复生”渐趋于挑战人们的死亡观念。试想，当逝者随时随地可以在屏幕深处的彼岸以生者最熟悉的声音与表达娓娓而谈时，此岸的生者很难不陷入困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话语表达机理在结构性上与我们现实中的日常表达是一致的，都是从大量的语料中进行模式化的提炼。一种语言有其基于特定语法的模式化表达，一个人的言语也有其基于个体习惯的模式化表达。所以当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训练生成类似的表达时，就会带来类似于思想交流的感受。那么，究竟是谁在交流？生死的边界感会部分消弭。当AI“复生”被推而广之时，基于时间、秩序的生命伦理传统认知也许就会被动摇。

    第三，在实践层面，AI“复生”会对法律规制的体系完善不断提出新要求。AI“复生”在实际应用中已经带来了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讨论。比如李玟“复生”事件，制作逝者影像的博主一方面宣称这是对于李玟的追思和爱，另一方面又推广做类似的视频需要几百元一条，显然这里就涉及到是否侵权的争议。2023年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提供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应当提示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并取得其单独同意。”但逝者是无法被告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肖像权的解释止于自然人，逝者是不享有肖像权的，但同时又在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了死者人格利益。目前，之于AI“复生”并没有出现典型的诉讼和判例，但很显然其未来会在实践中不断触及到一些法律法规的模糊或空白地带，比如除了肖像权之外，还会有数据保护的个人隐私权、数字遗产的继承权、技术应用的知识产权等问题。

    第四，在理念层面，人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隐忧是：如果AI“复生”的技术不断地向前推进，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因此会不会给人类的生活与生存带来威胁？会不会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事实上，多年来，在《终结者》《黑客帝国》《头号玩家》《流浪地球2》《黑镜》等很多科幻影视作品中，艺术家们一直在借无所羁绊的数字生命故事设定，来给现实中的人们以警醒。比如数字生命的自我意识生成，比如人们无法辨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隔，比如故事中的主人公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命主体性，比如数字生命汇集的社会形成了平行宇宙。这些影视故事往往令观众们细思极恐，但大多数人应该能够明白文艺和现实的距离。AI“复生”正在做的或者未来有可能做的，实际上很像一条朝向科幻文艺前进的渐近线。

    假设这样一些情境：如果有一天，脑机接口科技将人的神经网络与计算机网络能够完全联结起来，能够将人类大脑所存储的关于经历、个性、情感、社会关系等一切信息传输到计算机网络——也就是说一块芯片就能像人的大脑那样存储了所有的个体生命信息，那么它还仅仅是只能模拟逝者的思维么？如果有一天，再生医学已经开始研发的生物3D打印技术的目标从复制人体器官飞跃到复制所有人体基因、整个人体，如果再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结合，那么又会催生出什么样的AI“复生”形态呢？想象可以天马行空，观察却必须脚踏实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已经很多次面临科技变革所带来的迷思和困惑，但每一次都能够将危机转化为前进的生机。在数字化、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AI“复生”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时代特征且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现象，关注它的现在与未来，就是关注我们的自身及存在。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广播电视系主任，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9ZDA26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42页。

    ②翟业军：《选择“爱”：技术、数字生命与人性的未来》，《传媒观察》，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