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数字游民群体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不断增长，形成了数字游民“热”。数字游牧是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可能，被年轻人看作是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面对我国数字游民热潮，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数字游民的情感困境以及数字游民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奔赴”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持续探索。

    【关键词】数字游民 数字游牧 青年 数字乡村 乡村全面振兴

    1997年，前日立公司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首次提出了“数字游民”这个概念。两位作者预测，“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们的房子，去拥抱一种通过互联网创造收入，在全世界移动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①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数字游牧在全球日渐流行。在中国，数字游民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数字游民”？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分析这股数字游民热潮？本文将回应这三个核心问题，以期对数字游民“热”展开全面的“冷”思考，揭示出这种生活方式的复杂纹理和多面现实。

    作为“创意一族”的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他们不受传统工作地点的束缚，通常从事创造性和趣味性的工作，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以实现工作和休闲的动态平衡②。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到3500万人。预计到2035年，这一人群的规模将超过10亿。近两年来，中国的数字游民群体数量亦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综合多方面数据估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人数大约在7000万到1亿之间。

    青年群体构成了全球数字游民的主力军，占总人数的58%，其中“千禧一代”（1981—1996年间出生）占37%，“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占21%。他们更倾向于把旅行和探索世界当成日常生活，而不是在某个地方定居并购置房产。大多数数字游民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创意内容的生产或提供各种专业服务。他们中有自媒体创作者、短视频博主、网络营销专家、程序员、自由撰稿人、远程翻译、培训师、插画师等。这些人通常具备各种核心的专业技能，如内容创作、媒体营销、网站开发、软件编程等。此外，以自媒体创作者为例，他们需要快速捕捉市场需求，因此他们的日常工作离不开与商家和社区用户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说，除了专业能力外，数字游民往往还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运营能力、社交技能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等。他们也被称为“知识型游民”（knowmad），是数字时代的“创意一族”。

    数字游民“热”的原因

    这两年，国内数字游民火了起来，一大批数字游民基地在中国众多城市和农村地区破土而出。仅原乡映客一家公司，就在北京中关村、广州花都、浙江泰顺和浦江、河南光山、江西浮梁和武宁、湖北赤壁、山东烟台、内蒙乌兰布和等地创建了不同规模的数字游民空间，并在国内打造了一个完整连贯的数字游民流动空间网络。在这些“数字游民牧场”中，数字游民一起工作和生活，共同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场景，这对于那些受困于办公室中固定“格子间”的年轻人来说，具有难以抵抗的“魔力”。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将其生活方式通过图片、文章和视频分享在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网络平台，网络上关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内容爆炸式增长。简单搜索“数字游民”一词，就能发现大量带有“自由职业者”“全球旅居”“只工作不上班”“在一线城市赚钱，在三线城市消费”等标签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数字游牧这一新型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数字游民现象的火爆并不是偶然，也绝非一夜之功。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数字游牧生活方式？首先，数字游牧提供了人们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可能。数字游民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在任何一个网络连接稳定的地方，根据个人的计划安排工作时间，在工作上拥有了极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同时，他们选择在不同的环境中工作，这既能激发出他们新的创意和灵感，又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尤其是在职场人士普遍承受着996工作模式的巨大压力时，重获时间的控制权和工作的主导权显得尤为吸引人，这也是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数字游牧有助于人们实现工作和休闲的最佳平衡。它是一种叠加态的生活方式，其魅力在于数字游民可以在旅行中工作、在工作时旅行，实现“在快乐的地方工作，到美好的地方生活”的理想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工作和休闲的平衡为其显著的特点，不但能缓解人们的疲劳感和职业倦怠感，更重要的是，它能更好地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发展。

    再次，数字游民能够通过在不同空间中自由流动，实现高品质生活。斯科特·科恩（Scott Cohen）等学者指出，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游动”③。大多数数字游民遵循地理套利（geo-arbitrage）的逻辑，即利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在物价相对较低的地区生活，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不仅如此，通过自由流动，数字游民得以亲近各地的自然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和谐。他们还可以从旅居地的社会活动、传统节庆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这也成为他们拓宽视野和丰富人生经历的重要方式。

    最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数字游牧视为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当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剧，一些年轻人陷入了精神内耗，造成了难以摆脱的焦虑感和虚无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数字游牧成为了人们“逃离企业世界，探索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以此来对抗日益内卷化的工作和生活。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城市内卷有多严重，也预示着明天让人摆脱内卷的需求有多旺盛”。因此，国内许多二三线城市或农村地区，凭借其良好的生态环境、简单的人际关系和诗意的生活，被视为“现代都市打工人的避卷天堂”。

    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

    思考一：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问题。美国决策咨询机构MBO Partners在2021年9月发布的《继续寻找数字游民》（The Digital Nomad Search Continues）报告指出，大多数数字游民持续这种生活方式的时间不会超过3年，这不禁引发我们对其可持续性问题的反思。

    首先，收入不稳定是影响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在笔者对国内多处数字游民基地的调研中发现，这些基地中的数字游民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包括自由撰稿人、远程翻译、培训师和插画师。他们的收入多以计件方式获得，合作伙伴也不固定。这意味着他们收入不太稳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低。此外，数字游民不仅需要用不稳定的收入来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潜在风险，而且他们通常独自面对各种挑战，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很难说数字游牧助力他们“走向惬意的人生”。其次，一些数字游民在和笔者的访谈中表示，当他们遇到生活变革或有了新的生活目标时（例如结婚、生育），他们可能会结束旅居生活，重新回归稳定的城市生活。最后，情感也是数字游民决定是否长期维系这种生活方式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下一部分将对此问题展开更为充分和详细的讨论。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游民的旅居生活意味着他们不再是短暂的游客，追求的亦非打卡式的体验，相反，他们努力融入当地生活，这对他们快速适应新环境并融入其中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从全球数字游民的实践来看，很多人选择减慢旅行节奏，降低旅行频次。英国学者戴维·库克（Dave Cook）提出了“数字漫游民”（digital slomads）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④。现在，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愿意在一个地方旅居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时间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连结，并以此来减轻旅行带来的压力，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思考二：数字游民的情感困境问题。孤独感已经演变为现代都市人的基本症候，而数字游民由于他们与家庭、工作单位和城市社会等固有社群的联系减弱，尤其容易受孤独的侵袭。除了孤独感，数字游民还面临对未来生活规划的焦虑。他们一边流动，以保持对任何地方的疏离感，一边又渴望扎根某地以获得归属感。这种疏离与归属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常常陷入自由与焦虑交织的情感困境。他们成了一群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不断摇摆的人。有学者提出，数字游民在不停的迁移过程中可能会陷入一种情感“停滞”状态⑤。

    为了克服孤独和焦虑，弥补人际关系的缺失，许多数字游民选择在共享空间内工作和生活。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共享工作空间和共享生活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的原因。将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数字游民基地，通常融合了宿舍生活区、共享办公区、多功能娱乐空间、健身房、餐厅和厨房等诸多设施，旨在为数字游民提供全方位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因此广受青睐。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便是典型的代表，它也是国内首个专门为数字游民服务的创意园区。DNA数字游民公社是一个部落式的数字游民工作生活综合园区，由当地闲置的老旧厂房改造而来。它以“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为组织理念进行宣传，旨在打造一个充满活力且聚集志同道合者的社区。前社区主理人许菘将DNA的建设理念凝练为“在一起，数字游民们是彼此的盔甲”。在这里，每天都有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举行，包括主题沙龙、读书会、电影放映会、美食分享活动等。

    此外，数字游民还与当地政府和乡民合作，共同举办艺术文化市集、建立社区咖啡馆和组织文化体验旅行等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数字游民的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许菘曾表示：“DNA的心愿是邀请那些曾经被拆散、碎片化生存的人们重新聚集起来，大家一起创造一个没有人是孤岛的小小新世界。”在他看来，这不仅是适应时代变化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幸福感最高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问题是，在数字游民基地，数字游民能否通过各类社交活动将人与人之间的“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呢？这种人际关系的转变能否有效地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和焦虑？在对DNA数字游民公社的调研中，笔者观察到，数字游民人际互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事缘型”交往，即他们以微信群接龙的方式在线上报名参加公社内各种自发的社交活动。一旦报名人数达到预期数，活动便会顺利举行。然而，活动结束后，参与者通常不会在群中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进一步的互动，直到在另一个微信群中报名参加下一个活动，循环往复。

    因此，这种社交模式呈现出“接入—拔取—再接入”的特征，导致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强弱不断转换。这样的社交特性具有暂时性和现实性，形成了一种“即插即用”的“U盘式”情感连结，而不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情感连结。这种情感连结实际上是无法满足数字游民深层次情感需求的，此外，频繁的分离反而可能让他们陷入更深的情感困境。概括来说，虽然数字游民因频繁更换居住地而不断结识新朋友，拓宽社交圈，但这些联系通常是短暂且难以维持的，无法形成深层的人际连接，使得真正的归属感变得遥不可及，孤独和焦虑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思考三：数字游民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奔赴”问题。在对国内众多数字游民基地进行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注意到，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入驻乡村，并在那里建立工作室，逐渐转变为数字乡民。这也展现出中西方数字游民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在国内，许多数字游民选择进入乡村，不仅是出于降低生活成本和实现生活成本与收入平衡的目的，他们也是被乡村宜人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人文情怀和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所吸引。笔者的调研发现，数字游民和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而且两者是可以实现“双向奔赴”的。一方面，乡村能为数字游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高效的工作条件和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同时也为他们探索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让他们拥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切感受；另一方面，数字游民可以与当地社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运用自己的技能激活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力量，进而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游民涌入乡村不但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年轻化，更重要的是，与传统的人才下乡方式不同，他们大多是科技工作者、艺术家和创业者等高素质人才，与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相连，能够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例如，在浙江安吉，由数字游民创建的小型工作室孕育出了丰富的文创衍生内容，营造了多元的文化氛围，在推动白茶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不少数字游民通过参与“白茶原艺术市集”和“它们的生活节”等主题活动，为茶饮空间改造、农旅产业升级等方案的制定出谋划策，积极投入到DNA数字游民公社和白茶原创意产业园的建设与运营中。据统计，一年内，活跃于不同平台的数字游民达百人之多，他们为当地村庄创造了20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村集体收入增收了50万元。

    在河南信阳光山，随着“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的实施，七个研学旅行、康养旅游、交旅融合类重点项目已经成功启动并运行。这些项目有效促进了数字乡民与乡村资源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地方创意品牌和高质量资源的集聚，加速了当地文化产业、特色产业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数字乡民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付伟等学者敏锐地洞察到，数字游民正在从乡村的“融入者”转变为“改造者”，这一变化不仅标志着乡村能级的提升，也体现出乡村对优秀人才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形成了“融入乡村—改造乡村—吸引更多数字乡民”的良性循环⑥。

    当然，在数字游民向数字乡民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几个有待明确和解决的问题。首先，数字游民基地为了吸引数字游民常常将住宿费用定得很低，而住宿费又是基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这些基地很容易因缺乏资金而陷入运营困境。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数字游民基地的生存将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它们亟需形成有效的造血机制。其次，如何处理返乡青年尤其是返乡创业者与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当前，许多大学生选择回到家乡，利用数字技术和电商运营知识，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地方农产品。这可能与涉足乡村电商的数字游民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和发挥出两个不同群体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最大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持续探索的问题。最后，数字游民与在地乡民之间的关系处理也极为重要。乡村空间资源争夺是否会导致数字游民流入地原住民的不满？是否会带来物价上涨、资源紧张？是否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一系列社会矛盾是否会出现，以及如何建构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直接关系到数字游民在乡村的去留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概言之，如何使数字游民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数字中国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国家战略，任重而道远。这不仅是政府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需要企业、数字游民和乡村全面振兴其他主体、在地乡民、各类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和探索，以实现“青年带动乡村，乡村赋能青年”的愿景。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注：本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XWH3353051）与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23年度课题项目（项目编号：SDH3154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Tsugio Makimoto and David Manners. Digital Noma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7.

    ②姚建华、杨涵庚：《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③Scott Cohen, Tara Duncan and Maria Thulemark. “Lifestyle 

    Mobilities: The Crossroads of Travel, Leisure and Migration,

    Mobilities”, 2015, 10(1): 155-172.

    ④Dave Cook.“The Freedom Trap: Digital Nomads and the Use of 

    Disciplining Practices to Manage Work/Leisure Bound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3): 355-390.

    ⑤徐琳岚、文春英：《“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⑥付伟、宋庆宇：《社科院调研：下乡的“数字游民”，你在他“乡”还好吗？》，社计未来，202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