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信息化军队呼唤科学发展观
来源:解放军报 更新时间:2012-04-15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都在加快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步伐。未来的信息化军队，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军兵种的种类越来越多，部队的合成程度越来越高，建设周期也越来越长。在建设过程中，军队的作战能力与军队建设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军队建设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投入，可能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可能会化为乌有。因此，要又快又好地建设信息化军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培养信息化人才，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
人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军事人才是军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培养信息化人才对提高军队的信息化作战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提高军队人才建设效益，对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提高军队履行使命能力，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意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但并不是最大的人才资源大国。同样，我军人力资源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但其质量和结构状况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高素质军事人才短缺。我军博士、硕士约占全军2%，而美军已超过38.4%，其空军1998年博士、硕士就已占55.6%。我军既缺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军事指挥员和军事理论家，也缺少世界一流的军事管理人才和科学家。高素质军事人才匮乏，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新装备专业技术人才不足，使军事系统内部各种资源难以充分整合，不能有效发挥整体效能，已经成为影响我军建设总体效益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瓶颈”。二是军事人才闲置、浪费、流失现象严重。由于我军体制编制及管理机制改革不够及时，军事人才征召、开发、引进、考核、选拔、任用、保障等环节相互脱节，学非所用等问题较为明显；军队技术人才流向地方，基层军事人才流向机关，驻边远艰苦地区部队人才流向驻大中城市部队，作战部队专业人才流向省军区系统，人才流动方向明显不合理；一些军队花费巨资培养的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顶级人才，大量流失到地方甚至国外，给军队建设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三是军事人力资源结构不尽合理。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军人力资源结构存在五个比例不合理：现役人员与非现役人员比例不尽合理，陆军与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比例不尽合理，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不尽合理，官兵比例不尽合理，不同层次军官比例不尽合理。发达国家军队官兵比例一般在1：5以上，而我军官兵比例却高达1：2。我军师级以上军官任职最高年限长达10年，由于高层军官最高服役年龄偏大，导致师以上军官队伍流动过缓，领导班子活力不足；由于团级特别是营以下军官服现役最高年龄规定偏小，既造成了基层军官队伍更替速度过快，给军官补充带来很大压力，也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总之，当前我军人才建设的现状，与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程不相适应，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求不相适应。
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战争形态的演变，使人的地位和作用在未来作战和军队建设中显得更加重要。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人才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军队向信息化转型，军事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武器装备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军队规模缩小、数量减少，组织结构和编成更加复杂，使军队人才开发和保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只有加大军队人才开发力度，才能使潜在的人才转化为现实的人才。只有健全人才保障机制，才能增强军队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只有提高人才建设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和保障军队人才资源，满足军队建设、作战对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需求。因此，为使我国由“军事人力资源大国”转向“军事人才资源大国”进而成为“世界军事强国”，迫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开发和保障军事人力资源，为军队信息化转型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充分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促进军事人才资源向战斗力的转化。
武器装备是夺取战争胜利的物质因素。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大力发展武器装备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随着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的增加，提高装备建设效益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显得越来越重要。冷兵器和轻武器的生产，由于投入不大，效益问题不太显著。机械化装备特别是信息化装备，由于装备建设成本大幅度提高，装备建设效益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成了制约装备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国防资源比较短缺的情况下，要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跨越发展、培育新的战斗力增长点、提高我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关键是要提高装备建设的效益。新中国建立后，我军在武器装备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两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产生了巨大的军事效益和国家安全效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五”、“十五”以来，我军研制了一大批“杀手锏”装备，为我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但目前我军在装备建设方面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需求不明。装备需求牵引实质上是要解决好装备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在当前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在以需求为牵引，制定符合国情军情的装备建设和发展战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上还没有体现出明确的需求导向，缺少负责提出需求的专业机构和专门人员。二是价格昂贵。二战以后装备价格几乎每10年增长1倍。我军部分武器装备价格也有显著增长。据统计，我军的98式坦克价格达2百万美元，90式装甲运兵车为55万美元，WZ551轮式步兵战车为33万美元，85式(D-30)122mm牵引榴弹炮为40万美元。升级一个陆军集团军的主战装备需要2.5亿美元。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含MIRV)达4000万美元，红旗7地空导弹为900万美元，基洛级636型潜艇达2亿美元，现代II级驱逐舰为4亿美元。三是不计成本。我军在武器装备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浓厚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意识，有的军工企业乱列成本；有的人为制造“钓鱼工程”；某些型号的飞机、舰艇等发展项目，投入了巨额经费却效果不大；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我军管理相对滞后，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浪费、以及“擦边”浪费还大量存在，装备建设经费存在着严重的“跑、冒、滴、漏”现象。四是技术落后。我军武器装备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现已到了一、二、三代装备并存的关键时期，但大部分是比较落后的旧式装备；虽然我军科学技术有突破，但关键技术突破不多；装备的作战性能有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军队相比，装备建设的效益较低。五是不成体系。现代武器装备的系统性已充分显现，可以说现在任何一件大型装备都是一套武器系统，任何武器系统都需要众多的配套设备和设施，是更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我军引进的先进装备，由于难以引进与之配套的信息化指挥和保障系统，使这些先进的装备发挥不了应有的效能。
当前，我国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国防投入还很有限，要使我军的装备尽快符合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迫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力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发展新装备。要以科技进步为基础，加快新装备开发力度；以新装备为中心，培育新的战斗力增长点。特别是要发展战略威慑手段，增强威慑能力；研制太空武器装备，抢占信息化战争的制高点；以信息化指挥控制为重点，加快发展综合电子信息系统，提高电子战和C4ISR能力；发展精确制导武器，提高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大力发展信息化作战平台，形成以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武器平台体系；同时还要加强新概念武器开发，在纳米、太空武器装备等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二是改善装备结构体系。要改变以地面作战装备为主体的结构，形成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的装备体系；改变以近战装备为主体的结构，形成远、中、近射程相结合的装备体系；改变以低技术装备为主体的结构，形成高中低技术合理搭配的装备体系。三是加强装备管理。要把装备发展与战略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把装备发展规划、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与经费预算密切结合起来，对装备实施全寿命管理，并加强对装备建设效益的全面评估，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装备建设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