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这也是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近这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没有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按照传统模式走这么一条老的道路是走不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我们自己的、也就是党中央所说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话，我们很难平稳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会，就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时候我们来认真地考虑一下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是很有必要，很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碰到很多的问题，我想来想去都觉得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我们不说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当然是与它有关，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其实也跟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是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而是就事论事地去讨论一些问题，不能回到基本问题去讨论。譬如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煤矿矿难频发，我认真读了很多报道和评论，上面讲了很多道理，说思想有问题啦、缺乏科学发展观啦；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啦等等。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好像绝大多数报道和评论都没有说到，就是增长模式的问题。我们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就是主要依靠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式、这样一个工业化道路的条件之下，你说我们严格执法，把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一起停下来，结果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大部分煤矿安全都没有达标，现在煤源紧张得一塌糊涂，我们按照现在有些分析说，因为执法不严，因为有法不依，好，现在我们依了，依了怎么样？如果我们假设都依了，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全停下来，我们的主要能源是煤，煤要减产一半左右，那会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严格执法，我是说光解决严格执法问题，如果我们的增长模式没有改变，我们现在增长率会是多少呢？所以说，如果关于增长模式的基本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日常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消费增长太慢。投资增长很快，消费增长太慢，于是就发生了好多问题，我们企业产能增加很快，产品销售不了，结果企业亏损日益增加，这个问题今年就非常明显。但是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投资在GDP里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扭曲问题就解决不了。现在投资建了这么多企业，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卖不掉，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近我看到国家发改委的王建同志的一篇文章，说企业面临的产品积压的困难现在还没到头，大概在2007年会到最高。因为最近这三、四年的投资相当于过去16年的投资总和，所以产能增加得很快，产能要发挥，到了2007年这个时候，你如果消费还是上不去，大量产品还是会积压，没有出路，而往外国走，贸易摩擦就会越来越严重。也许是一种学者的偏见，但我认为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回到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讨论，否则就事论事只会使我们越来越被动，天天都是在救火，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今天讨论防止通货膨胀，过了两天又是通货紧缩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增长模式的问题，从全世界的经验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研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里说到理论，但理论无非就是经验的系统化，没有什么很玄的道理，就是一些基本逻辑和简单道理形成的分析问题的框架。我们不能不从基本理论开始，所以就有可能要说得沉闷一点。
今天讲四个问题。
首先介绍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各种不同模式的系统分析。其次，在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框架内讨论一个增长模式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效率问题。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口号是要在效率提高的情况下翻两番，但是我们的效率好像老上不去，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怎么上去的？第三个问题就讲我们中国自己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演变，指出现在存在什么问题。第四点就讲我们转变增长模式具体该做什么，就是该怎么办的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对不同经济增长的模式有相应的理论模型。
对于经济增长模式，除了理论经济学研究过这个问题，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做一个概略的叙述，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框架。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第一次产业革命，就是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阶段，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在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以前，经济增长是非常缓慢的。经济学家麦迪逊有一本书讲述世界经济过去1000年经济史，他讲到经济增长在18世纪中期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加速了，到19世纪后期进一步加速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都是先行工业化国家而不是我们国家，讲的是英国、美国是第一梯队，法国、德国是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大致上是这个情况，这个时候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投资驱动这个说法是现代经济学领域大家都认可的一个说法。这个时候的增长模型，理论的概括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其详细内容下面还要介绍，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大致上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从内燃机、铁路到电力、电动机，这些普遍实用技术或通用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此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后期，英国、美国等在这个阶段是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其理论概括就是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五十年代发端到20世纪后期，真正地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这个时期可称为“信息化驱动”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理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新理论概括叫“内生增长模型”，又叫做“新增长理论”。
这是一个粗略的框架，下面我们来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这个框架的分析，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走的早期经济增长的道路或者叫旧型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增长上是投资驱动的，可以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所以从前年开始国内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所以我们要大量投资于发展重化工业，这是我们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阶段等等。这些说法其实依据的都是对早期经济增长的理论概括，从他们引用的文献也可以看到，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文献，这些文献反映了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我们需要认真地去看一看，到底现在的经济学怎么谈经济增长。我们先就说早期经济增长和增长理论。
在产业革命起飞以前的经济增长很慢。为什么很慢呢？因为受到了自然资源的制约，当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新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的投入，而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它的增长速度非常慢。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好处就是打破了自然资源的约束，开辟了经济增长广阔的前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靠用机器代替手工；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就要发展大机器工业，就要生产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就要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就是工作母机；为了生产机器和工作母机，就要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的，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就要靠投资去驱动，所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积累，用资本积累去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利用重工业来生产机器，利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经济增长就是这么一个路径。在总资本量里面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就是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重就不断提高，马克思把它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所以又叫资本深化、叫资本驱动。这种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效果是人所共知的，比如说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比如说污染的严重，出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那时候，曼彻斯特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不具备了，以及后来伦敦因污染而成“雾都”等等。
但是从理论上最早对它作了透彻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说，这种增长模式一定会带来很严重的恶果，《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就是分析这个问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就是买机器设备、买原材料这个物质资本部分比重越来越高，可变资本就是开工资的那部分资本比重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一定会出现两条规律，两种合符规律的必然现象。一个规律就是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因为资本总量里面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而能够创造利润的部分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就会降低。这就引起了竞争的加剧、出现资本的集中、最后造成大资本的垄断。这是第一条规律。马克思还说了另外一条规律，就是开工资的可变资本部分在总资本里中的比重越来越低，那么它能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少了，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不了，所以马克思就把另外一条规律叫做“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的规律。所谓相对人口过剩就是失业，就是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消费、也就是工资这个比重越来越小，所以工人阶级就贫困化，失业增加，工资提高不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就是根据这两条规律。我们现在有点数典忘祖，我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谈到经济增长的问题的时候把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忘了，觉得那种增长模式还是很好的，我们还要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这个方向去研究早期经济增长的，列宁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了早期经济增长，它是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矛盾的角度去研究。所以列宁在1893年19世纪末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所谓市场问题》，在里面提出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叫做“第一部类优先增长规律”，或者叫“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就是指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比消费品生产部门增长得快，而且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不如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的快。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增长最快，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增长其次，生产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增长最慢，这是列宁在19世纪末提出来的，所以是关于早期经济增长。他从那个早期经济增长的经验总结出来有这么一个规律性的结构变化，即第一部类优先增长。
斯大林从这个理论引出了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当然他不完全是从这个理论推演出来的，而是用这个理论来论证他的路线的正确。其实，这个路线大致上是在苏联20年代初期由托派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因为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要赶快增强国防力量，所以需要发展重工业。那时有一个苏联经济学家叫菲尔德曼，他提出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菲尔德曼本人被镇压了，但是后来斯大林到了1926年、27年批判布哈林的时候提出这工业化路线，其实就是这个菲尔德曼模式。布哈林是主张延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发展市场经济；而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一定是轻工业发展得快。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过去看的那个电影《列宁在1918》，当时那里面有许多情节都是编撰的，说什么列宁遇刺是布哈林指使的，其中有句台词就是，“按照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俄罗斯人将来刮胡子都要用外国刀片”，意即要发展重工业。所以斯大林在反布哈林的斗争中就提出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条路线在批判布哈林的过程中，被苏共确定为党的路线。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就是走的早期的资本主义走过的那个增长模式。在西方国家接触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同意这种概括。
这两年比较走红的就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由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批评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所以现在不太讲斯大林了，不像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必称斯大林同志的正确观点。现在我们说西方人了，说霍夫曼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其实霍夫曼的观点完全没有超出列宁的理论。他也是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工业里分两类，一类是列宁叫第一部类，他叫资本品工业；列宁叫第二部类，他叫消费品部类。霍夫曼用了很多经验数据，说工业化分成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中开头资本品工业是很小的，但是资本品工业比消费品工业发展得快。到了第三阶段，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资本品工业中和消费品工业两个部类就差不多取齐了，1∶1。霍夫曼1931年发表这本书的时候说，现在最先进的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还在第三阶段，就是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之比是1∶1(有个0.5的误差没在这个范围内)。他根据过去的趋势预言，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要超过消费品工业，变成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部门，这是霍夫曼自己的说法。
这些说法受到一些批评，说如果按照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来划分的话，看不出来有这个趋势。当时在30年代人们说，如果你不是以这个消费品还是资本品来分，而是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可能有这个趋势。我看最近《商务周刊》有一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他说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划分，在理论上就是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区分。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分。比如说轿车工业是资本品工业还是消费品工业呢？当然是消费品工业；但是说它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呢？它是重工业。这不是同一个划分标准，这个我们不去深说。
霍夫曼预言在最近几年在中国被当成了规律，并进一步说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规律。实际上，在经济学理论中，在更高更抽象的层次上概括了早期增长模式的是一个增长模型，叫做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经济界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是g=i/v，什么意思呢？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哈罗德—多马在模型中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产出比率v不变，所以，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增长速度决定于资本的流量，也就是决定于投资，投资越多增长就越快。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投资增长速度这个模型在50年代中期已经在理论上被否定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世界银行还是用这个理论作基础，因为世界银行的工作就是想办法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管是引进外国资本、增加储蓄率，还是争取外援，只要投资增加了，增长速度就上去了，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最近，世界银行的一个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增长的迷雾》，对世界银行仅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这本书有中文本，是一本写得很不错的书。大概世界银行里也有穿小鞋一说，所以这个人就被世界银行挤出去了。
我们这是在讲增长史。对在早期的经济增长，有这么一些理论。后来进入工业化的后期了，情况怎么样呢？情况是马克思两条规律的预言和霍夫曼资本品的生产变成主导产业的预言都没有实现。马克思说平均利润率会下降，但有很多书来分析，西方国家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另一说是失业人口会增加、工人的工资不会增长，这也没有实现。霍夫曼说资本品的生产会变成主导的产业，也没有实现。他们预言没有实现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推导上有错误。现在有人说马克思这套理论都是从正义、政治上分析，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种批评是不对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完全是根据事实进行的，但是怎么解释这个预言没实现呢？预言没实现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大概不敢讲这个话，现在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失业比例是在不断增加的？工资水平是在不断下降的？这不是事实。但预言与事实背离，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推导有错误，或意识形态上有什么扭曲，是因为后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了。
最先在理论上提出质疑的人叫罗伯特·索洛，他是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索洛在1956年1957年间写了一连串的文章，说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不对的，跟事实不符。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如果说增长取决于这一种要素，就是资本的话，一定会跟土地那种要素一样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猛往上增加资本，开始的时候增加一点资本的效果很大，即产出会有很大的增加；但资本加多了以后，效果就会下降，这就是报酬递减的规律。资本跟土地要素是一样的，你的办法就是加资本、增加投资，但投资的比重是不可能不断提高的，所以就会出现增长率下降。去验证一下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情况，这几条结论都不成立———增长率没有下降，而是保持一个大体上不变的增长率，另外投资占GDP的比重没有提高，还有点下降，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认为除了资本还有另外的因素。哈罗德—多马生产函数公式Y=A(K，L)里面，Y是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除了这两个因素增加会引起增长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个余数—余量，这个余量就是A，他说先行的国家比如美国之所以Y是增长的，不是因为K增加了，而是因为A变化了。A是什么，这个余量就是技术进步，叫技术进步函数。这个技术进步不完全是工艺上的进步，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进步，就是效率提高。所以技术进步函数在计算的时候还有一个名字，叫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系数就是TFP指标，TFP指标跟我们过去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加在一块看它们的效率，是效率的一个综合指标。这个理论的推演，就叫做索洛的增长模型，又叫做新古典增长模型，因为它完全按照经济学中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建立的。索洛是在经济学上很有成就的一个人，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他是从理论研究经济增长模式的。
用经验数据研究经济增长模式最多的人是俄裔美国人西蒙·库兹涅茨，他也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在上世纪60年代在索洛之后，用大量的经验数据分析了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后，作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结论。他认为大概在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就开始向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过渡，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被他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主要靠效率提高，这和索洛的结论很相像。但是他们得到这个结论的路子是不一样的：索洛是用理论推导的，而库兹涅茨是用经验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库兹涅茨说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提高主要靠什么呢？他提出了一条，叫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他把技术分成两种，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前，技术基本上是从经验来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已经有某些技术是从科学来的。比如在座的大家都知道的故事，瓦特这个人喜欢跟科学家们打交道，虽然他是实践家，他也去听热力学的课，所以他改良蒸汽机的时候用了一些热力学的原理。但这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候的特例，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大多数都是从经验积累得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就不一样了，19世纪后期的电，没有物理学的理论分析，电是没办法用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技术就越来越依赖于科学了。因为是基于科学的技术，就把这个范围和深度大大地打开了。我们念小学的时候，也用过现代的信息技术：到中药房买一个自然铜来检波，就是装一个矿石收音机。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靠经验怎么也做不出半导体来，更不可能有集成电路了。这个自然铜，为什么能检波也说不清楚。他是做了这样一个分析。
还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就是林毅夫教授的老师舒尔茨，他认为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所谓人力资本不是指壮工，而是指人的知识和技能。舒尔茨作了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进去以后，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用，它是报酬递增的。当然现在发展经济学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知识、科学这些东西一方面是收益递增的，会给社会带来很大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排他地使用，就是说你只要拿出去了，你说不许哪些人用，恐怕做不大到。所以如果没有一定制度做保障的话，发明家们的积极性就不高。这当然是个非常抽象的理论分析，但所谓这些抽象理论，如果我们把它学通了，一看我们的实际，发现其实天天都在发生。
我们浙江绍兴那个地方过去很繁荣，最近非常困难，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外国还没有制裁我们的纺织品的时候，她就发生困难了。什么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地区全都是搞纺织品的，叫做块状经济，或者叫Cluster。我们一直都说块状经济有很大好处，但是没有注意到它有一个毛病。有什么毛病呢？就是大家都知根知底，一个人搞了什么新产品，设备技术，马上第二天大家都干了，而且大家都是乡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结果呢，大家都不去创新了，叫做你创新，我仿冒，搞的结果是谁都不创新。就靠了人民币低估、靠廉价劳动力，这个东西不能永远吃下去啊!吃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是供过于求，价格下来了，加上原材料一涨，都感到困难了。
其实这个事情与科学技术的本质特性有关的。这个事情说开去了，我们还是说舒尔茨。舒尔茨认为，一定要大力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他非常强调教育，因为这是报酬递增的。索洛的理论有一点毛病，索洛这个模型是有里程碑的，他指出来决定增长的不会递减的因素，就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现代经济增长是靠的这个。所以马克思原来预言的平均利润递减、失业会增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但是索洛的理论有一个问题，他把A(即技术进步)看作外生的，就是说先进的国家有了技术了，这个技术扩散到后进的国家；后进的国家可以拿这个技术来，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够赶上去。后来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指出索洛的理论有毛病。怎么证明他有毛病呢？拿实际数据检验。如果索洛说的是对的，那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会逐渐地趋于同一。后进国家因为可以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他的增长速度、增长效率就会提高。那么慢慢地，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就会趋同。但事实上没有趋同，现在有很多研究报告指出，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新经济增长理论从这一点出发就提出来，说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是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人家有先进技术你拿过来你的经济增长就上去了，因为你自己本身的制度和环境不利于采用先进的技术，不利于开发先进的技术，所以后进国家不见得能够赶上先进国家。所以新经济增长理论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学上占优势的理论，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座各位是专门干这个的，就是要促进我们国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但我们一定要注意，科学技术发展不是外生的，是内生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制度和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和环境的话，我们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我们不会轻易地赶上的。
说了这么半天说的都是理论，当然其实我们搞理论研究的人认为理论并不都是空话，都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是实际经验的系统总结，我们下面还会看到把这些理论用来观察我们问题、分析我们的问题、找出我们自己的答案是会很有帮助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这些经济学家怎么分析经济增长。说的早是18世纪末期，说的晚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为什么、怎么才可以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更大，我们光说人家现代经济增长靠效率提高了，我们也要提高效率，那么怎么提高效率？其实提高效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了几十年了。我记得刚粉碎“四人帮”时，决定20世纪最后20年要翻两番，特别提到了翻两番是有前提的，“在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后来翻两番做到了，但是前提好像没有完全做到，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关在屋里想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更讨巧的办法，不如看一看人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在19世纪风雨飘摇的那些西方国家，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期进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了。她们就是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后，好像又恢复了一些生机与活力，以至于整个20世纪她们度过来了，20世纪初期风雨飘摇，到了20世纪末期，我们原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许涤新说的，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一定的活力。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我们的制度条件下应该比他们更有好条件来做。
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个比较容易做到的办法。所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很多书研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怎么发生的。一个是科学和技术本身的进展。研究这个问题时他们都共同指出一条，就是叫做有利于科学或者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大致上在19世纪中期这个制度化就完成了。有很多书讲这个问题，比如与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有关的一套机制，它的制度化在中世纪末期就开始萌芽了，后来到了19世纪中期大体上已经实现了。我看他们这些论述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叫做科学共同体的建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科学和技术不一样，对于科学的激励是一种基于优先权的激励，科学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外部性的，能为全社会造福，怎么来奖励它呢？不是靠利用商业利益，因为用商业利益说不清楚的。我记得80年代中期我去中科院调研的时候，数学所杨乐所长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什么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数论呢，你说不清楚怎么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还有一位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为我们的卫星导弹做出了很大贡献，叫关肇直，系统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问我一个问题，说哥德巴赫猜想在经济上有什么用，你们说的清楚吗？按照你这个标准能行吗？所以说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动力是人类的一种求知的欲望，对他的激励最重要的是看谁最先提出了这个定理、发现了这个规律。那么怎么来做呢？办法就是同行评议了。那么这个激励科学进展的竞技规则就叫做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建立、学术规范的执行和对于首创权的奖励靠谁来做呢？靠科学家的共同体。最早是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协学会、还有各行各业的学会，他们交流信息、他们来执行学术规范、他们来评选先进人物、他们来授予奖励，这是最重要的。
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它的激励、它的推动力量确实是商业利益，所以技术这个东西的发展要靠整个的市场制度，当然也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前年我去浙江调查，一些技术创新的积极分子很苦恼，就是我们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太差，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什么技术创新。还有学校，学校在中世纪后期是传播知识的机构，但后来由于学校自治、学术权威的树立，它就不但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成了创造知识的场所，所以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一套制度在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比较完备了，因此科学和技术创新就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得到很强的激励。日本是个第三梯队的国家，它的专利法是1885年建立的，1985年我去日本，日本全国正在庆祝《专利法》100周年。因为基于科学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所以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大量涌现，使得生产力大大提高。
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来源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二个来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我要讲一讲，这就是服务业，就是所谓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异军突起，而且很快就超过了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所以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不是重工业，甚至不是工业，是服务业。按照比较老一点的统计数字像库兹涅茨用的统计数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三产业才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产业，更新的统计数字表明时间好像还要早一点。后来，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生长了，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基于科学的技术，怎么才能完全发展起来呢？不完全是靠研究所。其实到了19世纪后期，开始是德国后来是美国，大企业里面都有研发机构。在早期没有第三产业概念的时候，研发机构是算工业的，到后来确立了三个产业的划分以后，慢慢地，服务业在统计方法上就从工业里面分出来了，所以越到后来的统计中服务业的比重好像越来越高。这跟我们很多人的目前的观念是有一点差别的，因为我们这里生产性服务业很不发达，我们一讲起服务业就是餐饮业什么的，其实20世纪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所谓生产性服务业就是它的服务产品不是卖给消费者的，不是拿去直接消费的，是卖给生产者的。比如说刚才讲的研发机构就从事生产性服务的，还有为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都是生产性服务业，不是消费信贷，但是对于企业的金融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非常的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就出现一个现象，工业里面有许多服务业的含量，这叫做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了，一体化了。所谓现代制造业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服务的内容，甚至变成主要内容了。我们举个例子，索尼现在的主要收入和主要利润来自哪里呢？来自服务，不是来自制造。我不知道美国怎么分类，在台湾，看他们服务业100强前几位的都是工业企业，宏碁好像是台湾服务业的第四名、第五名。我们都知道，索尼的制造部分赚钱很少，甚至是亏损的，它现在主要是靠它的什么电影公司。即使企业制造产品比如电脑，电脑的软件还是主要的。所以现代制造业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实际是服务业，但是在西方的统计里面，是把服务的部分归到服务业里的，实际上反映出服务业支持了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人说后期的工业化应该叫做服务工业化，可见服务业跟工业分不清楚；也有的人说，这叫去工业化，甚至还有一种从物质生产的观点说叫空洞化，总之这个观念不是像原来那样的工业化概念了，但我们还是保留原来的观念。什么叫工业化？工业化就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是我们历来的、几十年的口号，解放以前是这个口号，解放以后还是这个口号。所以在争论中，还有一本杂志上有一篇长篇报道，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然后再考虑去发展服务业。这个说法与其它国家发展的实际是不一致的，就是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工业化的这个概念本身扩展了。从制造业的情况来看，最能说明这个情况的就是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的这个微笑曲线。他说现在的制造业价值链的状况是这样的(图示)，这里高度是讲附加值的高低和盈利率的高低。现在的价值链是两头高中间低，两头中上面一头就是研发、材料采购、设计，下面一头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综合物流、金融，这两端附加值很高。附加值低的是中间一块，就是加工、组装、制造。这是施振荣1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微笑曲线，而且从图中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曲率越到后来弯得越厉害，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还比较平坦，到了90年代的时候就很凹了，就是加工组装的附加值很低很低，盈利率很低很低，两头盈利率高。那两头是什么呢？从原来的观念来说，这是服务业，这不是制造业，研发设计这都是服务业，品牌营销是商业，金融也是服务业，这个服务业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这个图表明第一梯队国家第二梯队国家第三梯队国家服务业在工业化后期的比重越来越高。
特别是日本和韩国非常明显，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是一个占优势的产业，超过了工业。有人举韩国为例，说重工业化是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么对服务业的意义的估计，我们有了现代经济学支持以后，对服务业的发展作用的估计就会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后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比如说现在有了公司治理了，有了董事会，你看董事会要花多少钱，搞一个收购、搞一个什么审查、搞一个关联交易审查，要那么多的材料，又是律师又是会计师，那些人都是高工资的，这些东西跟产品的物理化学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交易付出的。为什么要有这个呢？经济学有一套道理，就是因为，生产成本靠什么降低呢？靠分工深化，分工越深化，就有协作关系，交易就增加；交易增加了，就要为交易付出成本，就是这么一条链条。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使得分工深化，分工深化以后交易就越频繁，范围就越来越大，如果自给自足就没有交易了。要处理交易就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就越来越高。经济学家诺斯估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民收入中47%是用于交易的。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服务业主要是处理交易的，所以它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举个例子，香港一个综合物流管理即供应链管理的大企业叫利丰集团，是一个很大的供应链管理机构。利丰老板冯国经讲在他们这一行里面，从原料一直到消费，全部的价值链里面用于制造的只占1/4，用于流通的占3/4。所以他说制造成本要降低是非常困难的，办法就是降低流通的成本，这比较容易。所以他把这个叫“软3元”，4块钱中有1块是制造，再要抠出几分钱来都很难；有3块钱是用于流通的，从这里抠出个一、二毛钱就比较容易了。我们现在中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生产成本很低，交易成本非常高。当然这不光是指流通了，还有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很差，所以交易成本非常高。我在匈牙利碰到一个温州老板在匈牙利做生意，我说你有什么体会呀？他说我们在国内做生意太累，光是陪人喝酒就受不了，交易成本太高了。
经济增长效率的第三个来源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信息化。信息化最重要的作用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化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但是对于第三梯队、第四梯队、我们可能是第五梯队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工业化，但完全可以用信息化手段在适当的地方降低我们的成本，可以加快我们的工业化步伐，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所说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现在讲经济增长模式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工业化增长模式演变和存在的问题。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用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搞了156项，主要的投资都投在这上面了，想用投资来拉动增长，结果当然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很快在1956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那个时候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虽然说要强调农业、轻工业，但还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这样做。而实际工作中不但没有强化农业，而且到1958年搞了个大炼钢铁，影响非常严重，反正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前，还都是沿着早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的，它的效果很不好，而且带来了很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开始调整结构，调整结构其实就是纠正旧型的增长模式、旧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1979年和1981年我们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结构，它的要点就是加强农业，加强轻工业和服务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正式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就是1996-2000年那个计划。那个计划在中共中央的建议里就提出来，后来在正式的计划里面也规定了，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五”计划沿着这个路线，强调要优化结构，要结构升级，但是我们从1979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强调的是改变结果，而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去分析原因，去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了转变增长方式，要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强调要效率，提高效率支撑增长，但是怎么提高效率？为什么不能提高效率？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够，而事实上使得我们老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那种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所以想改变结果，但是因为没有改变原因，结果也改变很慢或很少。那么有哪些旧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在起作用呢？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我们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明确了，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点没有到位。特别是最近一段时候，因为我们金融改革滞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金融资源主要是从银行来的，而因为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银行的信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地党政领导影响的，甚至直接由党政领导决定。除此之外，这些年来有个新的重要资源是由政府在配置，这就是土地，从农民那里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收来，然后在各级政府手里由他们来决定配置。
第二个问题就是把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不光是组织部考核，组织部同志也注意了，成了整个社会看政绩，什么代表政绩呢？GDP增长率。
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税收的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中央地方七五、二五分成，这是政府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而这个东西是跟产值直接挂在一起的。
第四个也很重要，非经济学家大概不太注意。在过去计划经济为了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用行政办法干预价格，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决定的；行政决定有一个倾向，就是尽量压低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说劳动力工资尽量规定得很低，美其名曰因为好吸引投资；贷款是保持过去的低利率状态，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了负的，去年这一年，中央的要求是要压缩投资，可是贷款的实际利率是零利率，零利率就意味着只要你有办法借到钱，你根本就不用付代价的；土地，或者说过去不要钱，后来批租的时候，那是有很多优惠的，对大企业，对外来的企业，那是半买半送。甚至有些地方搞得更厉害，其中的几通一平由我负责，你进来，就是倒贴了；还有电价，电价是普遍偏低；石油制品的价格，我们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全世界的人都骂美国，美国因为燃油没有什么税，所以就浪费世界资源，我们是这么穷的一个国家，又是个贫油的国家，可是我们也是没有燃油税。有识之士包括汽车工业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多少年，要鼓励省油的、低排量的轿车，要限制高排量的车，要给油品加税，但是为了支持我们汽车工业，燃油税迟迟没有做；还有一个外汇，外汇人民币低估，其实对我们出口企业来说，它的成本大为降低了。
所有这些四条决定了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走回老的增长模式，就是用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资源来支持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加上我们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来要调整结构、优化结构，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下，人们就把调整理解为由政府来向什么方向调整，向发展那些产值高、税收多的产业，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产业结构重型化的风潮，大致上在90年代后期到2003年变成了全国的风潮。一些俄理论家们又做了一些论证，说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化工业化的时代。许多地方都说本地经济结构太低级了、太轻了，要重型化。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是2003年，那时我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当时深圳市党委的领导提出来，深圳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太轻，要重型化。当时我觉得我们这些老头可能是太保守，老头们都不太同意，原来广东省委的几位老书记都不同意。在我想来，深圳本来电信设备产业最强了，后来发展很强的华为、中兴都在深圳，我们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去支持它们，让这个产业成长得更快。但他们认为这个不行，这个东西产值好像不够高，收入也不够多，要进一步重型化。后来去年到浙江也碰到这个问题，特别奇怪的就是各个企业都要做汽车。那天在宁波调查，发现波导也要做汽车,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是不放心，我说再安排一次我要到波导去看一看为什么要造汽车。波导在2002年时是全国手机产量最高的，但是它有问题呀，它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全是法国技术。如果钱很多，据说准备了几十亿要做汽车，我说这几十亿为什么不投入搞手机的研究开发呀？除非我们不准备做手机了，要是做手机的话，是不是还是要搞一点自己的知识产权呀？不然钱都让人家赚了，韩国人赚钱呀，美国人也赚了不少。后来我又专门去了一趟，再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年了，这个时候他们也觉得不大行了，还好他们没有上汽车。也有上了的，奥克斯就上了，上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的SUV现在下马了，下马以后，现有的客户提出来汽车备件没有，怎么办？全国各地像这种情况可能很多，就是要重型化，全国各地都是重型化。我不是说我们中国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是说不能“化”，不能把重工业作为我们主要发展的行业，而且也不能够各个地方都发展这个东西。
那么一窝蜂地重型化有什么坏处呢？我认为有7点坏处，第一点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知道要取得经济效率，经济学上说一个基础的东西就是要看你的资源禀赋，要扬长避短。1983年，国务院通过一个决定，就叫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是符合经济学道理的。那么我们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长的、什么是我们短的呢？我们最长的就是人力资源，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非常得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经济之道、要提高效率之道，就是要扬长避短。但是用投资、用重化工业去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恰好是一个扬短避长的选择。
比如说这几年我们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得很快，这就是扬短避长。这里有个例子(图表、数据)，就是电解铝的出口。你看起来是赚了钱了，如果你按市场价格，就按引资价格来算，其实我们是亏啊，因为他不但是低电价了，而且是优惠电价呀，这些行业，硅铁、电解铝都是优惠电价，实际是国民财富的损失，而且污染的成本没有算进去。第二条就是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因为目前我们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支持发展那些高投入、高产值、低附加值、低盈利的企业，因为这些条件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出口了，所以就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效率的努力。现在可以说一说，在前年请一些经济学家和各界人士来讨论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升值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升值，升值以后我们出口会有困难，使得我们出口会减少，或者增长不会快。但是浙江有一位做出口的企业家发表了另外一个意见，他说从短期看，用保持一个人民币低估的状态是有利于出口的，但是我看这样搞下去，我们浙江这些出口企业两三年后就会出大问题，为什么会出大问题？因为完全没有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的压力。后来我把这个意见转达给经济部门领导，有的部门领导同志说，这个话是值得注意的，结果还没到两年，真应了他的话。现在我们沿海地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都发生了一些困难，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像绍兴，法国人还没有制裁他就已经出现困难了，平均利润率(毛利)只有3%，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这样了。那好的企业当然大大超过了，有些企业看着像很强大的集团，说垮就垮，到了后来就越来越困难。人家制裁，我们人民币升值，只要一升值，如果超过3%(现在还没到)利润就全没了，那怎么得了!所以说还是要让企业有压力，不断地提高产品附加值，用“十六大”的说法就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它的附加值，不然不行。第三个问题就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我们的服务业水平是出奇的低。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世界银行的第一个中国研究报告就指出，中国的服务业太低，结构不好。后来有些改进，但是别人发展比我们更快，所以我们还是很低，你看这是2001年的情况，我们的服务业比印度低得多，比韩国、台湾更低得多。更奇怪的是到了21世纪的这几年，不但没有升还降了，还不是因为重化工业化嘛!服务业比重的最高点是2001年，33.6%，其后连年下降。这就形成一种状况，就是在施振荣那个微笑曲线里，我们就是处在最下边的，就是干的附加值最低、盈利率最低的那种活。美国耶鲁大学和北大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就说了，我们是“卖硬苦力”的，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就是“卖硬苦力”的。《华尔街日报》在去年年初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霸权》，意思就是中国替我们“卖硬苦力”，我们得益很大。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做鼠标的，叫罗技鼠标(Log鄄itech)，那是个美国和瑞士合资的公司，用的是早一点的数据吧，每年卖到美国两千万个鼠标，全是在苏州生产的，据说现在要将近一亿鼠标，每个鼠标的售价是40美元，40美元怎么分的呢？我们看，罗技，就是这家公司自己得20%，就是8美元；分销商零售商得37.5%，15美元；还有零配件的供应商，像得克萨斯仪器(TI)等都是作元器件的，那些得35%，14美元；中国得多少呢？得7.5%，3美元，这3美元里面包括几百个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等生产费用，全在这个3美元里面。《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罗技公司就是当前全世界经济的缩影，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就是靠中国人卖苦力，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就不卖苦力了，这当然比没有改革开放以前还是好，但是不能老这样下去呀。第四个问题就是资源，本来我们人均资源占有量就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可是我们还发展高投资高耗费的产业，耗费资源的产业，所以发改委马凯主任在去年有篇文章就讲了，2003年我们GDP占世界4%，可是资源消耗情况是，石油消耗了7.4%、原煤31%、铁矿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这样一来就变得严重的资源紧缺。资源当然可以到外国去买，但是我们因为不是扬长避短啊，结果是你的耗费很大，而人家赚了很多钱。把全世界的各种资源都买贵了，不但资源买贵了，现在海运也买贵了，因为要向中国运矿石、运石油、运氧化铝等等。这里还可以举些例子，比如说华北平原是我们最缺水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摆了1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一个河北就6000万吨。有报告说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已经打光了，现在开采深层地下水，而深层地下水是不能够采的，因为它不能回补，不能回补，你开采的话就会把地表打漏了，打漏了就是地表跟水接不上了。这个地区又是我们小麦的主要产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去年锦涛同志在政协环资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待、无法向人民交待，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第五个问题就是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关于这个问题，主张是要用大量投资去发展重化工业、用它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有一个理由，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实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重化工业没有什么创造能力，而要主要依靠服务业、靠小企业，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最近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就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降低得非常的快，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一些非常主张重化工业化的同志也承认这一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问题。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世界各国的水平，就是马凯同志说的，世界各国GDP中投资占的份额大概是10-20%，我们现在已经是45-50%了，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重严重扭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就是投资回报递减，投资收益递减非常的明显。看投资效益的指标叫ICOR，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取他的增量，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前面我们讲到了v，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里面的v，v是c/o就是资本存量除以产出总量，这里是讲增量，叫增量资本产出率，就是投资和产出增长的比例，就是资本增量和产出增量的比例，也就是说投资效率。这个数越大，投资效率越低。西方国家和印度这样的国家ICOR是多少呢？马凯主任在讲话中讲到，大概是1-2，就是说，GDP增长1，需要投资多少？也就是需要资本增长多少呢？是2。我们是多少呢？我们是5，这是马凯主任的数据，根据香港有个数据库，它的数据是，我们最近的6、7年吧，数据是5-7，就是我们投5块钱下去，才增加1块钱，而别的国家呢是投1-2块钱下去就增加1块钱。投资效率低就会蕴藏着金融风险，我看到一些企业家在《商务周刊》上有文章，说现在不要紧呢，现在都是我们企业投资，跟过去不一样，国家投资会有风险，自己负责了，国家没风险。这跟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据我了解，包括我们的私营企业的投资主要靠的是银行贷款，所以这个风险不在这些企业的身上而在银行。如果说这些企业家朋友们是自掏腰包的，将来投资失败跳楼他去跳，那就算了，那可以；我也主张投资不要审批，你自己负责嘛，不用审批，审批他干什么？问题现在是在银行，而银行给钱的时候，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党政领导意图，我们看铁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呀。钱哪来的？通常的办法都是这样：党政领导的办公会决定了我这里要发展哪几个产业，要搞几个大项目，然后来拼盘子，财政拿多少、银行拿多少、股市圈多少，这样如果没有保证回报的话，将来出了问题就是银行的烂账。像河北现在正在取缔100万吨以下的企业，当然这个资金哪儿来呢，有一笔就是首钢搬迁，有几十个亿，这中间有没有银行贷款我不知道。据我所知不但是企业了，还有地方政府也在累积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的时候，大规模地建设，它是指望着地价涨，地价涨了以后卖了地就还银行的钱。现在一个土地控制，再一个是地价，房地产好像不大涨，于是好多地方就发生恐慌了。这怎么办？所以就有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希望放松控制了。总而言之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不良资产的情况之下，就是逼使国家买单，不管是你从财政出、外汇管理出、中央银行再贷款，归根到底还是得纳税人掏。这个问题就很大。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0年前预言东亚会发生金融危机。他后来讲了他为什么预言了东亚金融危机，他就是从投资分析出来的，在此我就不详细地讲了。
所以这个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确实也是这样。据我了解我们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多数人取得共识，一定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一定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一定要像中央提出来的那样，要建设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社会，一定要走这条路。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快地把经济做大，需要有高速度增长，但是路子一定要想好了。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很紧缺的，所以在这个当口我们大家来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要出点主意。这个呼声现在已经很高了，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约资源，要改善环境，但是怎么做？这需要大家从积极的方面想办法，使中央这个要求能够落实。
当然首先是要转变思想了，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要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的社会。这是中央最近几年陆续提出来的口号，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核心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第一是要理解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其本质和内涵。第二我想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别人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能够走出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条路，那有三个方面我们都是可以做的。第一就是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第二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中国不行，中国有它薄弱的方面，但是也有它强的方面。我们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也许我们的教学质量比美国差，但是数量超过它了，这搞研究开发完全是有条件的。而且有些企业做得不错啊，我老说，我每次去深圳总要到华为、中兴去看一看，每次看了都很振奋。我们中国人不是绝对不行，是可以行的，只要我们努力。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我想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它的法律体系、法制环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服务业。应该说香港的服务业，不管是综合物流管理、供应量管理还是金融，整套的体系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香港变成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了，这套东西我们能够把它用起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三个就是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一讲信息化、讲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外围设备，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这个OECD每年都有统计，我们这个信息化结构跟人家比是倒过来的，人家是软件服务为主，我们是硬件为主，虽然这种情况有改进但是改进很慢。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信息化的作用发挥不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这是它的主要作用，不是光是信息产业它本身的产值。
讲了学人家的经验，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改进、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使得把我们的增长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但是我想强调地说一条，你要真正做到这三条，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为这三条建立一个体制的基础，没有这套机制，没有这套体制，没有这套制度，你想做也做不到。也许我想得太悲观一些，但是可以就我自己的经历讲讲。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在中关村那里的经济研究所，我们那里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心，就是50年代从55年开始向科学进军，搞12年科学规划。这么一套做法，好像效果不大，由政府来决定科研重点，组织人力物力攻关，然后要求企业把这些攻关成果市场化、商业化，好像这个老路子变化不是太大。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机制、体制、制度。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技、教育体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从要改革的角度讲，就是要改掉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这套体制。美国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罗森伯格讲道，为什么在19世纪科学能够昌明呢？就是因为此前是一个等级制和层级制，也就是科层制的体制，而再以后就渐渐建立起一个科学家的共同体。最近我看到同年级同学周光召同志有个讲话，说你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这个观点我很赞成，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搞一个制度，因为没有这套制度，人人都想当官，要搞一套什么制度呢，就是小平同志讲的那个制度，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现在越来越变得行政化，官本位就是华山路一条，这就抑制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了。我们还是要搞一套制度，使得按照崇高的路子走，这确实有好处，不然的话就不行了。那么从别人的经验看，对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现在的激励、要得到的利益就是变成官，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技术创新的人，包括企业家，就是当个政协委员或是到人大，甚至当副县长，这种激励恐怕不行。以服务业为例，我很愿意推荐大家去看看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文章，他那篇文章讲了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卖硬苦力”呢？他分析了其中的道理，落脚在什么地方呢？落脚在体制。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附加值高、盈利性高的是服务业，盈利性低、附加值低的是装配、制造，但是这两业中，我们为什么长于搞制造搞装配呢？因为这两业对于制度环境的要求不同。装配是跟物打交道的，这对制度的要求、对体制的要求不太高，相当差的体制下还是可以干。而服务业是跟人打交道，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干不了。比如说我跟冯国经先生讨论过，我说我们这里你能来介绍介绍经验，把我们的供应链管理搞起来。他说我那一套要在内地做不大好做，比如说他给一些生产服装的企业做供应链管理，就是在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地方买纽扣、买布，然后把布送到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后整理，然后在某一个时点上正好加工服装的这个企业要用布的时候，他的布到了，用纽扣的时候钮扣到了。他说在内地这个环境，一扯起皮来整个就不行了。供应链管理全靠软环境，软件丝丝入扣，零仓储，没有仓储，但是在内地这么个市场环境下怎么做呢？做不到的。合同的执行很成问题，他就适应不了。我想陈志武讲的是有道理的，服务业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要有好的产权保护，他说对于实物产品，产权保护比较容易，看得见；但是金融产品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对它的产权保护要有很严密的体系才行。从我们这个金融市场就可以看到，捞钱的时候你根本摸不着他，他就把钱弄走了。所以我认为要强调推进改革。其实怎么推进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议，考虑得也很周到，现在问题就在执行，要能够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国务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所以温总理在去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说，2005年是改革年；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温总理说是改革攻坚年，我想这“攻坚”两个字加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坚”在哪里呢？就在政府自己，这些改革都牵涉到我们的这些个官员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要革自己的命。在座的有不少的领导同志了，也许这个话不一定适用于你们。景安我是认识多年了，他的改革激情还是很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与权利和利益相联系的。最近上海科协，也是我们一个系统了，请我去讲课。我跟来接我的那位同志就谈起来了，我发现他们有公司，公司给融资，执行倾斜政策，中间还做一件事，就是高科技含量认定。我就说我们那里好像早就没有了，而且徐部长以前也跟我说过，他认为这个东西好像也是不行的。但他说他们还有，企业提出来，由行政机构认定然后以他所属的金融机构给融资，给优惠。我就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好吧。后来快到会场了，这个同志跟我说，你今天可千万不要说这个，你要说了这个，我们的活就没法干了。所以一方面我是寄希望于我们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我们大多数同志大概第一批先进性教育都已经过关了，现在就要拿实际表现出来了。另外对领导来说，对这个情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机关确是分立化，哪一行的机关就变成那一行的利益代表，而不是代表全社会去管理、规制这个行业了。所以改革攻坚的艰巨性，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坚”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