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创新型国家”时，创新的背景含义，在国际上，正在发生更新换代式的升级。创意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显，尤其在以人为本、艺术化创造方面，体现了从技术创新到人文创新的话语转变。重视人文创新对技术创新发挥的基础作用，有利于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创新”的新意所在：从制造到创造

　信息化这一新现代化条件，使传统“创新”概念中隐含的“创意”内涵，越来越被作为创新的主流含义突出起来：从创新的内容来看，创意更强调创新的人文内涵，创新不光是针对中间生产手段和工具的技术创意，而且是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性响应；从创新的方式来看，一方面更加强调创意是原生态的创新，一方面更加强调创意是“活”的创新。对创新的生命有机性方向的强调，使全球创新潮流，呈现出哈佛商学院教授罗布.奥斯汀所说的从“工业化制造”向“艺术化创造”的转变。创造而不是制造、艺术化而不是工业化，成为创新的新意所在。

　　这里的“艺术化创造”就是“创意”的一个隐喻式的说法。它隐喻的是一种新类型的“创新”，一种迥然不同于日美“工业化制造”时代类型的创新。从大的范畴上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创意经济，不属于现代性经济，而属于后现代性经济，即

　　二、创新的经济学基础的改变

　　创新是“体”还是“用”？

　　在工业化条件下，熊彼特已谈到创新的作用。但创新对于工业化来说，还只是“用”，而不是“体”。也就是说，创新只是工业化的一种手段，是理性实现自身的手段。在信息化条件下，创新具有了新的意义，即“体”上的含义：创新本身是目的性的，是生命进化本身。

　　哈佛商学院教授罗布.奥斯汀指出：“当商业变得更为依赖知识来创造价值时，工作也变得更像是艺术。”“艺术”这个隐喻，在这里代表着对“理性”（“经济人”隐喻）这个现代性范畴的突破。奥斯汀的意思是，当商业基础从现代性的“物质资本”，转向后现代性的“知识”后，经济范畴的基础就从“理性”转向了“艺术”。理性范畴内物性的创新，就必然转向“艺术”范畴内生命性的创新。艺术在这里，更多代表着人的精神本身。这就是“创意”问题的根子。

　　如果说现代性意义上的创新，主要是心物二元对立的科技意义上的创新；那么后现代性（信息化）意义上的创新，更多是打破心物二元论后科技与人文结合意义上的创新。

　　我们一旦承认在经济学前提假设上，创意问题就出了“科学主义”和理性经济人这个“圈”。那么对以下一系列推论之出圈，就会不再奇怪了：创意经济实际上意味着，从以效用为重心的经济，转向以价值为重心的经济；从以理性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与公共知识[即物化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活性资本（包括知本[即个人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精神与潜意识资本）为基础的经济；从以机械组织和制序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有机组织和活的制序为基础的经济。

　　创意从本质上说，是感性生产，它之日渐重要，是对作为理性代名词的生产本身（鲍德里亚说的“生产之镜”）的一个扬弃。创意作为与理性生产相对的感性生产，越来越从分工异化的精英创意，转向全面发展的草根创意；从以生产为中心的创意转向生活方式主导的创意；从理性的机械工程行为转向演进的生物进化行为。这就整体上超越了现代性的创新境界。

　　三、创意的实证解释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我们不妨用上述的“大胆假设”，小心解释一下常规难以解释的创意现象，看我们的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

　　（一）、创意是人本价值导向的创新——创新内涵的人文化

　　1、产品差异性：价值与效用的区分

　　后现代经济的第一位的特点就是定制。定制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相对，表现出以异质性价值为基础的产品差异性。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指出一个现象，创意性产品的特性、基调、风格“独立于购买者对产品质量评估之外”，“当存在横向区别的产品以同样的价格出售时，人们的偏爱程度是不同的”。主要由创意决定的产品差异性，对创造高附加值的贡献，远远超过产品质量的贡献。而且，对于创意产品，消费者往往只选择一流人员的制作，而不接受二流人员，哪怕他们产出更多，价格更便宜。比如只看大片，不看其它电影。

　　这是因为，在创意经济中，出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所说的价值与效用的重新区分。价值是快乐和痛苦本身，而效用是引起苦乐的原因。质量只是对可以通过效率方式追求的效用敏感，但对价值并不敏感。比如，同样工艺水平的24K金产品，可能由于样式上的微小差异而呈现巨大差价。而快乐反应正是由这种创意上的差异决定的。当产品在质量之外的价值领域（偏爱领域）产生差异时，创意在更高价值链层面上获得了溢价。溢价对应偏爱，即对应价值，而不对应质量。它在达到基本水准后就会呈现效率无关。基本规律是，人均3000美元以上时，有钱（效率）越来越难换取快乐（价值），以效用为重心的经济转向以价值为重心的经济。创意的本质，就是致力于快乐。而快乐在一定临界点之后，不再以效率为依据，而转以异质性、差异性、不可通约性、个性这些反效率的尺度为标准，这种反效率的尺度，本质上就是人性还原的尺度。它是创意产品的“质量控制标准”。

　　2、利益最大化：从效率优先到价值优先

　　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指出的又一特殊现象是，创意产业人员关注的“往往并非利益最大化问题”。 这与“工业化制造”的理性设计显然不同。不关注利益最大化，创意产业如何经受竞争呢？答案还是在价值与效用的区分上。

　　奚恺元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3000美元收入地区，效用与价值的相关度下降到2%以下。此时，企业甚至经济的性质，发生质的变化。此前，经济是以效率为核心的，利益最大化，实质表现为效用最大化；此后经济转向兼顾效能和价值（诸如公正），效用最大化就逐步受到价值最大化的挤压，表现在文化理念对消费者估价的影响加大上。创意正好作用于这一区间。

　　我们可以分析一个案例：在电影制作中，导演可能主观上关心的是艺术而非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对艺术的专注使观众为之倾倒，从而在客观上带来了票房收入。在这里，对价值（艺术）的关注，在高收入地区产生了“价值优先”的效果。显然，在这里，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商业指导作用减弱了。在消费升级前提下，创意把文化价值引入了市场定价，使传统工业化推崇的效率，不再是商业的唯一效益基础。

　　3、熟练：对价值的整体直观把握

　　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还发现一个现象：对创意活动，消费者更加偏好使用具有多种技能全面发展的熟练人员，而不看好只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用创意经济学中的人文价值理念可以很好解释这一点。

　　消费者要求创意者具有多种技能，全面发展，属于熟练人员，这是针对价值，而不是针对效用的。因为分工专业化，虽然在涉及效率的领域，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创意要求的价值整合领域，并无所长。熟练人员的优势主要在于，拥有对消费者意图的整体直观把握能力，而非分解加强能力。熟练所涉及的价值，正好是效率的反面，追求的是作为分解强化特性相反的整体直观性，是艺术性的而非技术性的。

　　（二）、创意是生物进化方式的创新——创新方式的人文化

　　4、艺术化管理：对科学管理的超越

　　对创意来说，仅有科学管理是不够的。当创新在内容上体现出更多人本化价值特点时，创新方式相应就会更多地转向“艺术化创造”。与“工业化制造”相比，“艺术化创造”（也就是创意经济的生产活动）不象机器运动，而更象生物运动。比如它体现出更多的自发性的特点。创意是自然而然的，要求自然放松、有机协整，水到渠成。以最大化理性为理念的管理，对创意是不适用的，它要求更人性化的管理。对创意活动的管理，不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管理，而是人本主义的管理。这种管理不一定能带来钟表一样精确的结果，但却可能产生某种不期而遇的魔法效果。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 罗布.奥斯汀在《艺术过程：管理者需要向艺术家学习的工作方法》中，就总结了这种“艺术化创造”的方法。

　　5、仿生制度：象有机体那样学习

　　创意日益成为创新的源动力，这对组织和制度提出了特殊的变革挑战，要求组织具备更多有机体的生物特征，要求制度成为一个学习演进过程。创意要求生产组织成为有机共同体，而不是原子式的契约组织。创意型组织要求简化合同，充分利用组织的有机资本和信誉度等“有机的”资源，来降低合作的交易费用。例如，信任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一种“科学”的资源，而是“有机”的资源，是用来化简复杂的“有机”资本。凯夫斯在《创意产业经济学》中重点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创意经济中，制度不是僵化的理性的形式，而是在有限重复博弈中学习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有限理性，既不象绝对理性那样僵化，也不象单纯的经验那样不确定。

　　总的看，创意的特殊性在于，由于价值的非异化特性，引起生产及组织的有机的、复归的特性。因此创意不同于工业化制造，是一种艺术性创造。创意越来越成为创新的内在活力源泉所在。国家创新、企业创新，归根结底，是社会组织的有机化过程，而创意是更基础层面的社会有机化。离开了创意基础的国家创新、企业创新，只能导向工具理性的技术创新。

　　如果我们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对待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一定可以让创意的机会惠及每个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