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鲜的技术化治理方式，对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权力的监督起到了很大的改善作用，“但行政管理的变革，仅仅依靠这个网格化系统是不够的。”
　　
　　傅丽霞是位40多岁的上海女人。每天清晨7点，她穿上藏青色的制服，斜挎工具包，骑着自行车，开始在上海市长宁区的某固定区域巡视。

　　一年前，她曾是一名市容协管员，而她现在的岗位是“网格监督员”———同样是管理市容，但这一次，她认为，她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挺高科技的”。

　　她的巡视责任地被标为“9号工作网格”———这是由好几个1万平方米为单位的网格组成的区域，网格中的城市公用设施部件都有自己的编号。

　　“如果发现设施损坏或者有损市容事件，我就要给它们拍照，发送给区里的城市管理监督中心。”

　　傅丽霞笑着从包里拿出“城管通”———这是一部经过软件定制的多普达手机，装载有整个长宁区的数字地图，她熟练的找到相应网格和设施编码，并将事件归类，天空中看不见的无线网络，是连接她和中心的快捷通道。

　　2005年10月，作为国家建设部第一批10个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市(区)之一，37.19平方公里的长宁区被划分为1459个1万平方米的单元网格，111个工作网格，43万个公用设施部件被分别编码。包括傅丽霞在内的314个网格监督员，每天巡视其间。这种被称之为“城市网格化管理”的蓝本来自先行者北京东城区，比尔·盖茨曾公开盛赞其为城市管理新模式的一项“世界级案例”。

　　从长宁区开始，无形的数字网格会在一年内覆盖上海———现实中的繁华街区仍旧熙来攘往，网格内的数字城市将被完全监控。

　　由此被改变的城市将会更多。今年3月，国家建设部确定了最新17个试点城市(区)。此举被认为是城市管理模式的重要变革：全方位、全时段、全覆盖的城市监管借助信息化平台变为现实。技术支撑之下的城市治理新方式，将怎样改变人们的生活？又将怎样改变政府？
　　
　　网格监督员傅丽霞

　　作为上海“4050”下岗女性中的一员，傅丽霞对政府安排给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去年10月上岗后，区里发给她一辆自行车代步，同时交给她一部价值7000元的“城管通”手机。

　　这样的机器，长宁区314个网格监督员人手一部。傅丽霞说，“区里一共花了2500万来搞网格化城管系统。”而对于其他城市来说，这个数目并不小。曾经有前来参观的外省官员笑称，“这个7000块的家伙我们用不起。”

　　借助“城管通”，傅丽霞对9号工作网格辖区内的每个城市部件了熟于心。傅打开“城管通”里的数字地图，将愚园路、长宁路、定西路、江苏路合围的9号工作网格选定，对记者说：“大到广告牌、小到马路边的雨水篦子，都有统一编号，都是我巡视关注的对象。”而盗版光盘小贩、乱停车的司机，甚至是在电线上晾晒内衣裤的市民，也都是傅丽霞监控的对象。

　　傅丽霞说着走到街口，开始搜寻无证摊贩。安化路222号门前，有一辆流动熟食车，卖驴肉的老板在肆无忌惮地叫卖，他的身边是卖甘蔗的小贩，黑紫色的甘蔗皮覆盖了马路。

　　傅丽霞悄悄走近，从工具包里掏出“城管通”———取景、拍照：一张是摊贩的全景，另一张是安化路222号门牌的特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避免直接冲突。”

　　拍完照，傅用触控笔在数字地图上搜索出目前所在的万米网格编号：05021214，选择目前发现的事件类型：大类———街面秩序；小类———占道无照经营。

　　之后，傅丽霞通过中国移动的无线网络，将上述信息包括照片发送到监督受理中心。按照规定的流程，监督受理中心会对接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并转发到指挥处置中心，再由后者落实到具体的政府执行部门。

　　“占道无照经营将由城管部门执行”傅丽霞说，“处置完成之后，还要由监督员再次拍照结案。”这样的全过程一般两个小时就可以解决。

　　“以前可能需要半天的时间”，回想起担任市容协管员时，交通意外撞坏的马路护栏会躺在地上几天没有人管，傅有些感慨的说，“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傅丽霞好奇的是，给数量庞大的城市公共设施部件编号，仅仅一个区的普查就需要至少半年时间，编制一个详细的查询系统需要消耗多少的人力物力？在长新小区的一条小路上，她低头查看地面，“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区，各式井盖就有好几百个，都要对它们进行编号。”

　　“目前还没有实现全时段的监控。”按照傅丽霞的经验，每天清晨流动早餐车很多，傍晚时分三乱(乱招贴、乱涂写、乱刻画)现象严重。傅丽霞笑称，网格监督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时间很难随时监管这样的事件———他们早上6点50分点名集合，上下午各巡查两轮，晚上6点重新集中，将每个人的“城管通”记录进行汇总备案。

　　不过，她相信各个节点的摄像头将越装越多，“到时候我们也会轻松些了。”她举例说，长宁区的安化路、安西路口靠近菜场原本是无证无照摊贩的聚集地，装上闭路监控摄像头后，“那里清爽多了。”
　　
　　信息平台带来的“压力”

　　傅丽霞手中的“城管通”仅仅是采集信息的一种工具，网格化城管系统的信息来源不仅仅是监督员，还包括重要节点的闭路摄像头、12319城建热线、百姓举报等等。

　　而这些信息来源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接收终端———长宁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的计算机大厅。这里有16个信息员在电脑面前处理各种渠道汇集而来的信息。大厅中央有两块大型电子显示屏，可以显示各种城管事件的发生地点和处理进度。

　　“网格化管理系统成倍提高了城市管理的行政效率。”去年10月长宁区试点开始即调任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副大队长朱光说，城市网格化管理的运作，是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在管理辖区内，以1万平方米左右区域为基准划分单元网格，建立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专业处置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举例来说，如果是以前，一个井盖缺失到最后补上，至少要两天时间。”朱光调出一个存档案卷———案卷编号为022231，所属万米网格编号05080103，事发位置在天山路646号马路当中，问题描述是“圆形铁质污水井盖缺失”。

　　案卷记载显示，监督员的上报时间是7∶34，正处于上班高峰。3分钟后监督中心受理，12分钟后任务由指挥中心派遣给区市政署，后者安排人员携带井盖赶往现场，8∶08处理完毕。指挥处置中心的督查工作于8∶14完成，最后再转回监督受理中心结案，时间是8∶22。从监督员发现上报直到监督中心结案，整个过程仅仅用了48分钟。

　　“在区的层面上，按照职能最近和最有能力等原则，对处置责任主题进行事前明确，降低了处置过程中的协调成本。”长宁区城管监督中心副主任徐军如此解释效率的提高。

　　据长宁区城管监督中心统计，系统自2006年1月1日正式运行以来，截至2月28日，共立案11344件，结案11182件，结案率98.57％。

　　“一些没法结案的，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据朱光介绍，曹家渡地区原本乱设摊严重，历史上就像一个小市场。城管部门反复取缔，“弄掉了还是会卷土重来。”后来配合市政工程拓宽道路才最终解决了。“乱搭建的历史问题，有的还需要走法律程序。”

　　“以往是被动接受信息，现在是主动出击采集信息”，朱光说，信息采集方式的变化，对处理流程的监控，能监控一个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这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压力。

　　“现在有了网格化的监督系统，处理时限都是事先核定的。倘若要更改时限，必须要有分管区长、职能部门领导、处置单位、两个中心、系统办几家统一协商后才可以变更。”朱光说，在监督中心的大屏幕上，超时未结案的网格区域就会有红点闪烁。

　　信息平台带来的可能性还不止于此。各地的试点文件中，都强调依托信息平台，针对工作过程、责任主体、工作绩效和规范标准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尤其各管理职能部门处理问题的情况将作为考核业绩的依据。

　　“新的系统形成了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评估报告，从根本上杜绝了传统考核方式中情面观念等人为因素的干扰。”《长宁区城市管理网格化情况汇报》这样期待新系统的作用。而徐军向记者介绍，“对于交通、城管、市政等部门将来会有更具体化的考核标准。”

　　而在朱光看来，此种考核系统之下，不仅部门人员编制设定将遭受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按办多少事花多少钱的原则，政府部门预算的编制可以参照这个系统的年度数据，核定部门预算将有据可循。”
　　
　　变革前景

　　“网格化管理的未来应用前景会更为广阔。”上海市建设交通委信息中心的何承说，目前的应用仅仅是城管系统，将来如果和公安、交通系统的基础单元网格统一的话，各种管理模式都可以在网格地图数据上叠加。

　　据朱光透露，上海长宁区已经在尝试将人口管理、计划生育、用工等方面归纳进这个系统，“网格化管理系统的拓展会逐渐影响到政府行政管理的变革。”

　　但何承强调，目前的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在不打破既有行政格局的前提下，改变了资源调配的方式。

　　城管监督中心作为信息采集的平台，并没有改变行政部门权力分割的现状。这种新鲜的技术化治理方式，对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权力的监督起到了很大的改善作用，“但行政管理的变革，仅仅依靠这个网格化系统是不够的。”何承认为。

　　同样，在全程参与了北京网格化城管建设的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的吴刚教授看来，目前的网格化城管系统运作，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网格内公共部件的权属问题，有的属于区里，有的属于市里，区里要调动上级的力量来处置问题，往往颇多掣肘。“一条马路，养护、绿化归市级公司管，但环卫、保洁归区里管，随着分工越来越细，权属问题越来越复杂。”最终又涉及到行政体制的问题。

　　吴刚认为，网格化的城管系统在未来拓展上，仍需强化三个方面的技术特征：可视化管理技术、精确定位管理技术和联动协调处置功能。

　　网格监督员的巡查仅仅是对公共空间监控的一种形式，在北京和上海的重要社区和街道，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吴刚告诉记者，北京海淀区正着手在网格内安装大量的摄像头。又如北京朝阳区的麦子店街道，已经实现了摄像头100％全覆盖，即街道内的主要道路和社区都有闭路电视监控。

　　公安和城管信息系统的整合也已成为一种趋势。据吴透露，北京对于公共空间发生的公共行为的管理，开始借助装有摄像头的城管指挥车：置于车顶的摄像头能够升高3米，方圆几百米距离内事无巨细都可以一目了然。无论是吐痰这样“小事”，还是抢劫这样的“大事”，指挥车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信息传递到相应部门，快速作出处置决定。

　　去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地铁爆炸案，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迅速公布了嫌疑犯，依靠的便是覆盖全国的2000万个摄像头。

　　可是利用摄像头进行安全监控的争议随之而来：网格化的城管系统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安全，也促进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但因此而失去的个人隐私应该怎样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