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相对客观的数值来衡量新闻工作者的数字化程度,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
2004年8月,台湾《e天下》杂志首次在岛内进行了一次“全民e检”大调查,全面了解台湾人的数字化程度。
受台湾调查的启示,2005年底,闵大洪利用在北京、新疆给报社记者讲课的机会,对700多名记者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新疆班进行了两次调查,时间为2005年11月26日、12月2日,参加培训的记者有来自首府乌鲁木齐的报刊社,也有来自伊犁、塔城、石河子、奎屯、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区的报社,以及建设兵团的报社、新闻中心等。北京班进行了三次调查,时间为2005年12月5日、16日和29日。参加培训的记者来自《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首钢日报》等50余家中央、行业、企业报社的记者。
本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在格局上基本与台湾调查相同,不过根据内地的情况和最新的发展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共三大类别63个题项。
问卷共发出743份,回收699份。在进行统计时,所有问卷无论回答多少题项都视为有效问卷。问卷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
在进行统计时,我们按以下规则计分:拥有设备、使用技能等多选题,有一项计一分,累计得分;测试设备、技能等使用、掌握程度的单选题,使用、掌握程度每增加一档则增加一分;知识题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最后将此三项的总分换算成百分制得分。30分以下为数字化程度低,30分(含30分)至59分为数字化程度中,60分以上为数字化程度高。
在进行统计时,除进行总和数据处理外,我们还将北京记者(377份有效问卷)和新疆记者(322份有效问卷)分为两个群体,以便比较两地记者的数字化程度有无差别。
出乎预想的两项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北京最高得分81分,最低得分0分,377份问卷平均得分38.46分;新疆最高得分74分,最低得分8分,322份问卷平均得分39.46分。两地总平均分38.96分。
在调查之前,我们有两个预想:①记者职业与信息采集、传播密切相关,因此数字化程度应该较高,即60以上得分者应该占有较大比例。但调查结果表明,不论是平均分值,还是60分以上得分者所占比例,都显示记者整体数字化程度偏低。②由于北京是首都,新疆是西部地区,受经济、文化、信息化发展等因素影响,应该存在较明显的数字鸿沟。但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从总体平均得分上,还是设备拥有、网络及数字终端使用、科技新名词的了解等具体题项的得分上,两地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基本一致。
记者拥有数字终端的情况
问卷第一题为“你个人拥有以下哪些电子产品?”,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PDA、VCD/DVD播放机、游戏机(PS2/XBOX等)、用于数字电视的机顶盒、数字音频播放器(MP3、MD等)、数字视频播放器(MP4)、手机、U盘、活动硬盘、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共13项。从两地记者综合统计来看,有的终端和产品拥有率较高,如台式电脑拥有者占76.7%;U盘占到74.7%;VCD/DVD机占53.8%;数码相机占到52.2%;MP3播放器占51.2%。对于记者工作必需然而价格较贵的设备也有相当的比例,如笔记本电脑拥有者占32.5%,活动硬盘占32.2%。但一些工作并非十分需要的产品、价格仍然昂贵的新产品则拥有率较低,如机顶盒占3.9%(这与数字电视推广有关),PDA占5%,MP4占5.9%,游戏机占10.6%,数码摄像机17.9%。
在手机拥有情况方面,两地记者98%以上均有手机,没有手机的则是凤毛麟角。其中已更换过一部手机的占到30%以上,更有20%的记者已更换过4部手机。在拥有手机的同时,还拥有“小灵通”者占到近45%。
记者使用数字手段的情况
在使用互联网方面,两地记者综合统计,不上网者占3.1%,每天上网一小时以下者占14.9%,1至3小时者占30%,3至5小时者占19.3%,5小时以上者占31.3%。
在电子邮件使用方面,每个星期平均收发1至30封邮件者最多(不含广告等垃圾邮件),占到70%。订有电子邮件报刊者也占到近30%。
在使用网络功能方面,有些题项所占比例较高,如使用既时通讯(QQ、MSN等)者高达74.4%,有过聊天室经验者占55.7%,在论坛上贴帖子者占53.5%,网络游戏占46.2%,软件在线升级占44.8%,BT下载39.8%,新闻跟帖占37.5%,网络交友或虚拟社区占30.3%。有的选项则比例较低,如网络银行19.3%,网络电话18.9%。使用代理服务器的记者最低,仅占11.7%。
对于“今年以来是否在购物网站上消费”选题,两地记者综合统计显示,63.4%的人选择“没有”。在选择有过网上消费行为的人中,购买最多的物品是书籍,占到27.3%,其次为影碟、软件等。
2005年是中国博客大普及的一年。在这股热潮中,不少新闻工作者也纷纷开设自己的博客。对于这样一种网上最新应用,问卷设计了这样一问:“你现在是否是一名博客?”两地记者综合统计显示,回答“是”的占25.5%,回答“不是”的占65.7%,另有5.9%的人未回答。从数据看,记者博客的比例已经不低,占到被调查者的1/4。
在数码相机使用方面,将拍摄的照片存在计算机硬盘中的最多,占74.5%,选择后送到冲洗店放出照片的占51.6%,上传到网络相册的占39.6%,刻录成光盘的占34.5%,利用软件合成或修改影像的占31.9%。
在手机使用方面,除使用语音通话外,使用最多的功能是文字短信,占87.1%。使用较多的功能有手机拍照,占35.9%;图铃下载,占31.3%;多媒体短信,占28.6%。使用较少的功能有手机上网17.3%。使用功能最少的是订阅新闻或感兴趣的信息,占11.9%。
记者对数字科技知识掌握的情况
为了检测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在问卷中设计了4个问题:①你认为“google”是什么?②你认为“Wi―Fi”是什么?③你认为“木马程序”是什么?④你认为“blog”是什么?
这些题都是选择题,要从五个选项中选择出正确的一个。应该说,四题中只有第二题有难度(Wi―Fi是一种无线传输协议)。两地记者回答“不知道”的均占了近50%。
Google 今天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搜索引擎,统计结果显示,北京记者正确回答者占74%,新疆记者占79.5%,但还是有少部分记者未能正确回答,北京记者选择“不知道”的占12.5%,新疆记者占10.6%。
在“木马程序”一题中,两地记者正确选择“电脑病毒”者均占到70%以上。
尽管今天“博客”一词已十分普及,但问卷中有意使用了“blog”。两地记者能够正确回答出是“个人网络日志”的,均占到60%以上,但回答“不知道”者仍占了20%左右,更有个别人选择了“捷克首都”。
本次调查的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偏低
北京、新疆记者699份问卷中总平均分为38.96。其中得分30分以下(数字化程度低)的有183人,占总体的26.2%;得分30―59分(数字化程度中)的有455人,占总体的65.1%;得分在60分以上(数字化程度高)的只有61人,仅占总体的8.7%。从当前的传播环境和工作方式对记者职业的要求来看,这样的数字化程度无疑是偏低的。
为了进行不同群体数字化程度的比较,我们还在沈阳、北京进行了网站人员及网站管理人员的调查。总人数为57人。被调查对象最高分为85分,最低分为17分,平均分为49.16分,超过记者群体10分。
将记者群体与网站人员群体相比较,便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60分以上所占比例少,而30分以下所占比例多。
(二)北京和新疆记者的数字化程度无明显差距
如前所说,不论是从总体平均得分上,还是设备拥有、网络及数字终端使用、科技新名词的了解等具体题项的得分上,两地记者的数字化程度基本一致(统计分值显示,新疆班甚至还稍高于北京班)。如在互联网功能的最新使用上,新疆班记者中也有79人(占新疆总体的24.5%)开设了博客。
(三)数字化程度与性别、年龄、职务的关系
本次调查问卷所需要的个人信息仅三项:性别、年龄、职务(分报社记者、中层领导、高层领导三个选项)。
从性别来看,女性在30分以下和60分以上两个档次所占比例均比男性少,而在30至59分这一档次所占比例为72.4%,比男性的61.4%高出11个百分点。说明女性记者的整体数字化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冒尖的不多,很低的也少有。
从职务来看,由于与年龄因素相关,一般记者的数字化程度整体水平高。
从年龄来看,18至38岁年龄段数字化程度整体水平高。
(四)对于提高记者队伍数字化程度的建议
本次调查,以拥有数字设备、使用数字传播手段及数字传媒技能、掌握科技新知为测试数字化程度的指标。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硬件,犹如“无米之炊”,一切无从谈起;有了硬件,便可以刺激使用者掌握技能、学习新知。但设备和技术手段要发挥作用,尤其是能成为新闻工作者得心应手的工具,又需要使用者不断地学习相关技能和知识,而这并不是一次性用钱购置所能实现的。因此,报社应对记者进行定期的技能和知识的专门培训,同时记者也要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如看专业书籍、报刊、网站、展览、向高手求教等)使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不断升级。对于中年以上记者或报社中层、高层领导,则更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数字技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更透彻地了解今天数字传媒的传播环境和发展态势。
本次调查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们对研究方法掌握的局限,本次调查在问卷设计和调查实施等环节上还存在以下问题:
① 事先未能就问卷设计(包括三部分的比例、分值计算、有效问卷等)进行深入讨论和周密预演;②问卷印刷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调查者在现场未能及时提醒,因而有的记者只答了正面题项,未回答背面题项;③尽管本次调查题项简单,三分钟内即可回答完毕,个人信息只有三项且不记名,但仍存在个别记者未能很好配合,即使在个人信息栏中也出现不答或乱答的情况。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取得新版记者证须先参加培训。对记者的培训工作从2003年开始,持续进行近三年,到2005年时参加培训者基本上已是新参加媒体工作的人员,20多岁的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因此,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不是针对中国记者群体的严格的抽样调查。
本次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欢迎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