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为探索如何解决农业信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本报记者深入到甘肃、山西、湖南、河北以及福建等地农村采访; 今年，我们把关注焦点转向了带领农民致富的另一支队伍——农村经纪人。农村经纪人是农村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他们不仅帮助父老乡亲卖农产品，还指导父老乡亲科学种田，正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上艰难行进。
近日，沈阳市苏家屯区民主街道红星村农民曹东哲双喜临门。3月2日，曹东哲经营的中国农村经纪人网乔迁新居，从红星村一栋普通居民楼搬到了苏家屯海棠街108号，就在苏家屯供销社旁边，挂上了“中国农村经纪人网站”的大牌子。曹东哲说: “迁到新居后，为农民服务更方便了，网站形象也好多了。”另一桩喜事是，2月底曹东哲又做成了两笔大生意，一笔是把1000多吨鲜黄瓜卖到了俄罗斯，另一笔是把10吨干辣椒卖到了韩国，从中赚了一大笔佣金。
农民经营网站
曹东哲利用网络做生意已经四五年，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农业网络经纪人。从部队复员后，曹东哲在红星村当团支部书记，2001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干起了农村经纪人的行当。当时，一位朋友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弄到30万斤大米？”曹东哲跑到农贸市场转了转，发现把农贸市场的大米全买走也不到10万斤，找粮库又没有熟人，情急之中他想到了互联网。此前，他刚刚参加了团中央组织的“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学会了上网发销售信息。曹东哲试探着把购买30万斤大米的需求信息发到了辽宁省农业信息网上，当时也没多想。
几天后，曹东哲接到了辽宁省农委的电话，问他是不是要买30万斤大米？跑到省农委，曹东哲大吃一惊，来了大连、丹东等地的6家粮食企业要卖大米。经过对比、谈判，曹东哲最后选定了丹东的一家企业，主要原因是丹东离韩国较近，大米质量也不错。这一单曹东哲赚了9000元。
瞅准了赚钱的生意，曹东哲拿着9000元佣金，立刻买了一台当时配置最好的计算机和打印机，做起了专职农村网络经纪人。如今，曹东哲已经把玉米、大豆、西红柿、生姜、洋葱、大蒜、辣椒面、葡萄等数十种农产品卖到了韩国、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去年成交额达到了1500多万元。仅为区内农民买卖的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价值就达300多万元，涉及全区13个乡镇中的10个乡镇300多户。
为扩大交易额，2004年5月曹东哲创办了中国农村经纪人网，自己担任网站CEO，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农民建设和维护的网站，曹东哲本人大概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农民CIO第一人了。如今，中国农村经纪人网雇佣了四五个人专门收集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信息、处理订单等; 网站开辟了国内农产品交易市场，遍布全国的5000多位会员在网上免费发布信息，还可以通过网站的5个外语版本直接把农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为保障上网销售的企业和农民个人的权益，曹东哲还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协会签订了在WTO的公平环境下公平交易的协议。
目前，到国际市场做农产品生意的农村经纪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农村经纪人还局限在国内市场，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发布供货信息、搜寻购买信息等。尽管水平有高有低、生意或大或小，但都有着相同的理想——利用互联网做生意。福建省建瓯市徐敦镇北津村农民翁木旺，是北津村葡萄协会的会长。去年，北津村95%的葡萄都是他卖出去的，销售量达875吨。为了促销葡萄，翁木旺的儿子在阿里巴巴网站上为其建立了个性化网页，还设计了个性化名片。前不久，建瓯市市长到北津村看望翁木旺，翁木旺却不在家。随行的徐敦镇流通助理苏雄给翁木旺打电话，“市长来看望你了！”翁木旺说:“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收到买柑桔的信息，现在信息很重要啊。”原来，前一天晚上翁木旺接到客商电话，第二天一早就到小桥镇买柑桔去了。
农村经纪人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目前全国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仅福建省三明市就有持证农村经纪人700多人，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及其他领域，成为上联政府、下联农民、前联市场、后联基地的桥梁。早期的农村经纪人主要把本地农产品卖出去，同时买进农民急需的种子、化肥等，做买卖主要依靠熟人和电话，确切地说是“二道贩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部分农村经纪人迅速从互联网上嗅到了商机，在互联网上发布供货信息、搜寻价格信息和科技信息等。互联网不仅成了农村经纪人做生意的重要手段，而且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纪人做生意的方式及组织模式等。
“亏了1万元，我高兴！”
随着市场日益规范，农村经纪人依靠个人力量单打独斗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一方面，由于个别经纪人不诚信，逐渐失去了农民的信任。刚开始，经纪人往往利用外地客商人生地不熟欺压客商，从中牟利; 但客商很快就“搞定”了经纪人，经纪人又勾结客商欺骗农户。另一方面，个人单打独斗很难把规模做大。例如，客商一次要10吨西红柿或者30吨大米，依靠经纪人个人的力量就很难在几天内采购到。为了维护农民利益，也为了把生意做大，各种各样的产销协会应运而生。
通过中国农村经纪人网，曹东哲已经把农产品卖到了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忠山村有1700多人，以种植苦瓜、莴苣、水稻为主。早在2002年，忠山村村委会主任邓庆华就组织一部分村民成立了“忠山蔬菜基地产销协会”，负责蔬菜销售等。村民只要提出申请，并每月交纳2～4元会费，就可以加入蔬菜基地产销协会; 产销协会帮助农民销售蔬菜、维护权益、指导科学种植等。2003年10月，三元区农业局给中山村配置了电脑，联通了农业155网络，互联网立刻成了“忠山蔬菜基地产销协会”销售蔬菜的好帮手。邓庆华几乎天天泡在网上，白天在村委会上网，晚上回家上网，一个月仅上网费就200多元。他主要查找蔬菜市场信息、种植信息及浏览新闻等; 若发现适合忠山村村民的农业信息（如: 苦瓜价格、苦瓜种植新技术等），就打印出来贴在村委会门口，供村民参考。
2004年8月中旬，邓庆华往南昌市场发了四卡车苦瓜，车行驶到中途的时候，邓庆华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发现南昌市场的苦瓜价格下跌到2元/公斤，而武汉市场苦瓜价格则上升到3元/公斤，邓庆华当即打电话让汽车改道驶往武汉，这一趟他多赚了1万多元。到8月下旬，邓庆华综合互联网上的苦瓜供求信息发现，苦瓜主销市场（包括杭州、南昌、武汉等）已经明显供大于求; 为了提高苦瓜价格，“忠山蔬菜基地产销协会”从村民手中大量收购苦瓜后，只挑选上乘的苦瓜发往外地市场，其余的全部倒在河沟内。邓庆华说:“一年下来，我亏了1万多元，但忠山村民的苦瓜多卖了50多万元。亏了1万元，我高兴！”
除农村经纪人个人组织的产销协会外，还有很多产销协会是村委会组织的，或者由农民自发组织、村委会派人管理的。李瑞平是北京市大兴区西黄垡村党支部书记，也是西黄垡村“西甜瓜产销协会”的会长。李瑞平说: “产销协会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包括帮村民采购无公害化肥、优质西甜瓜种子、农药等，也帮助农民找西甜瓜销路。”李瑞平本人文化水平不高，也不会上网，主要依靠其儿媳妇上网查找西甜瓜销路、优质低价种子以及种植科技信息等。今年初，李瑞平在儿媳妇的帮助下采购了一批西甜瓜种子，以每斤30元的价格供应给村民，而同类西甜瓜种子的市场价是每斤37元。据介绍，西黄垡村西甜瓜产销协会的经费来自村委会，西黄垡村民都是产销协会的会员，产销协会给村民提供免费服务。
目前，像西黄垡村西甜瓜产销协会一样的产销组织，全国可能有上万个。据统计，仅大兴区榆垡镇就有12个，包括蔬菜产销协会、果树协会、南瓜产销协会、王家屯养猪协会等。有的产销协会以村为单位，有的产销协会以乡镇为单位，有效维护了农民权益，也维护了农村经纪人的权益。去年，一家种子公司卖给忠山村村民的蔬菜种子发芽率还不到20%，“忠山蔬菜基地产销协会”立即代表会员向对方提出索赔，并很快解决。邓庆华开玩笑说:“产销协会是人多力量大！”
但产销协会毕竟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产销协会和农民间彼此约束力有限，农民只要每年交几十元不等的会费甚至不用交会费就能加入产销协会，而农民对产销协会的约束也有限，双方更多的是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大兴区榆垡镇榆垡村一位村干部说: “如果小商贩的收购价格比产销协会高几分钱，农民就会把农产品卖给小商贩; 如果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又抱怨产销协会无能; 加入或退出产销协会，对农民而言，损失至多是几十元会费。”
由于个别农户或者订单企业不诚信，曹东哲曾吃了不少苦头。“拿订单农业来说吧！有的农户不交货，或订单企业不收农产品，作为经纪人我都要承担部分损失！”后来，曹东哲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段。一方面，曹东哲与农户、当地政府和订单企业间签署四方协议，订单企业先把总金额的30%打入银行，如果秋后不收购农产品，这笔钱就分给农民; 同时，当地政府监督农户，如果农户偷偷把农产品卖给其他企业，政府职能部门就处理农户。另一方面，曹东哲自己花钱请沈阳农业大学、辽宁农科院等单位的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给农民做义务指导、培训等。
曹东哲感慨地说: “虽然少数农民缺少诚信，但农民很重感情！”农村经纪人或产销协会一旦与农户建立了信任关系，即使偶尔几次收购价格比市场价低，农民也会把全部农产品卖给经纪人或者产销协会，甚至对经纪人或产销协会产生依赖情结。
五六十户农民跑来当“说客”
由于2005年“忠山蔬菜基地产销协会”经营不佳，去年底邓庆华打算不做农产品生意了，改行做木材生意。村民听说后，有五六十户农民跑到邓庆华家中当“说客”，劝他继续做蔬菜生意。村民的行为感动了邓庆华！
为把生意做大，今年2月邓庆华成立了“三明市忠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还成立了配送中心，主营木材和蔬菜。
邓庆华说: “忠山村有2000多亩菜地，附近村子还有近5000亩菜地，仅靠产销协会，很难把生意做大！”邓庆华认为，忠山蔬菜基地的未来是走向农业产业化，一方面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供应城市超市; 另一方面，利用福建农业155网络，指导农民科学种菜，提高蔬菜附加值。
曹东哲则认为，互联网改变了农村经纪人的命运，使其走向了市场大舞台。产销协会主要服务本地、尤其是本村农民，主要职责是销售父老乡亲种的粮食、蔬菜等，同时买回种子、化肥等; 但互联网打破了地域概念，使得经纪人可以把父老乡亲的粮食、蔬菜卖到外地甚至外国，也可以倒卖其他地区农民生产的蔬菜、粮食，其核心价值不再是掌握货源或客商资源，而是农产品交易信息。这意味着，要把生意做大就必须组建能独立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的经济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而产销协会作为松散的社会组织，很难把农产品生意做深、做大。据了解，曹东哲的生意走出了国门，农产品来源也冲出了东北，去年把广东等地生产的蔬菜卖到了越南、马来西亚及中东地区。
正是看到了经济合作社的未来，去年12月20日福建省建瓯市83户农民共同出资组建了“丰吉果蔬专业合作社”，这是建瓯市首家经工商局注册的股份制农民专业合作社。苏雄说，丰吉果蔬专业合作社的83位股东来自3个乡镇的12个行政村，股金总额60多万元，每股3000元，每个股东最多不能超过10股，股东大多是当地农技员、种植大户或流通大户。过去由于分散经营，徐墩镇的农产品很难形成销售合力。因此，他们在徐敦镇“三农服务中心”的牵头下，组建了按股份承担风险、分享利润的“民办、民管、民用”型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将主打“丰吉”牌无公害果蔬品牌，同时着手兴建果蔬分检车间、保鲜冷库等，对果蔬进行分级处理，统一包装，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经纪人摆脱了“小农”经济，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弄潮儿，不仅实现了个人致富，而且成为农村致富的带路人。从丰吉果蔬专业合作社等一批先行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