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伦理的提出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1986年，美国管理信息科学专家梅森提出信息时代有4个主要伦理议题：信息隐私权、信息准确性、信息产权、信息资源存取权，通常被称为PAPA议题。20世纪90年代，“信息伦理学”这一概念在国外出现，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特别是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伦理问题受到全球的关注。

　　信息时代，信息的存在形式与以往的信息形态不同，它是以声、光、电、磁、代码等形态存在。这使它具有“易转移性”，即容易被修改、窃取或非法传播和使用。加之信息技术应用日益广泛，信息技术产品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例如信息技术产品对传统人际关系的冲击。在信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间接的、非面对面的、非直接接触的新式交往。这种交往形式多样，信息相关人的行为难以用传统的伦理准则去约束。

　　信息社会中出现的信息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侵犯个人隐私权、侵犯知识产权、非法存取信息、信息责任归属、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的授权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网络信息的个体拥有性与信息共享性之间产生激烈冲突，产生了各种新的矛盾。这种矛盾应用以往的社会伦理法难以定义、解释和调解，为此制定的信息化相关法律和法规又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种现状需要信息化建设者、学术界和法律界共同研究和探讨。

　　信息伦理是对信息法律的补充

　　“信息伦理”作为一种伦理，主要还是要依赖于社会个体的自律。同时，只有借助于信息伦理标准提供的行为指导，个体才能比较容易地为自己所实施的各种信息社会行为做出伦理道德判断。在伦理标准“他律”的氛围下和自身反复实践的过程中，个体就可能将这种外在的准则自律为自己的道德意识。如果更多的个体将基本的伦理准则化为自己自觉的道德意识，则可以推而广之，推断出信息社会的行为是非标准，这同时也是信息素养的体现。

　　同“网络伦理”相比，信息伦理包括网络伦理，但又不限于网络伦理。因为，以数字化信息为中介的伦理关系不仅存在于网络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许多非网络的信息领域。因此，信息伦理的要求、准则、规约，不仅要指导网络行为，而且要作用于网络以外的其他各种形式的信息行为。

　　伦理、道德毕竟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信息领域，仅仅依靠信息伦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它还需要硬性的法律手段支撑。因此，信息立法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有关的信息立法，依靠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不仅可以有效地打击那些在信息领域造成严重恶果的行为者，而且为信息伦理的顺利实施构建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信息领域的法律手段也需要信息伦理的补充，只有信息立法与信息伦理形成良性互动，才可能使信息领域、信息社会在有序中实现发展。

　　信息伦理与构建和谐信息社会

　　从伦理角度导入个人信息行为的规范，对于信息时代中不道德行为的防止将具有积极的效果。首先，信息伦理的构建将强调人伦伦理理念融入决策及生活细节中。伦理议题的复杂度高，范围亦广，社会、组织、或协会所制定的规范条文不仅难以完全涵盖所有的情况，规范之间可能也会有冲突，因此最积极的做法和最高的境界，应当是由个人的伦理道德做起。

　　但是，要建立一套长久的一成不变并且适用的伦理守则是不现实的。随着信息科技的成熟及信息化社会的形成，信息行为的决策者的行动不能从以往传统的单方面道德标准出发，而必须是随着情境而变，兼顾社会责任、权利、信息伦理等方面的因素。也就是在信息伦理的影响因素中，将由以个人经验和道德标准主导，转向以信息社会情境为主导来做决策。合法传播信息，崇尚科学理论，弘扬民族精神，塑造美好心灵，为信息空间提供有品位、高格调、高质量的信息和服务，是每一个在信息社会生活的人应该树立的基本信息伦理标准。

　　构建和谐信息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围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信息化建设应为营造良好的现代信息舆论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和谐的信息社会应该是指以信息技术为运作基础的社会，是信息伦理成为现代人遵守的基本准则的社会，是人们善于应用信息内容和信息流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社会。（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