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改变，拓宽了发展视野；一个概念更换，撬开了心智枷锁。更新观念，离不开更新概念。在新军事变革中，我们需要适时采用新的概念，来展现新的发展思路。
持续发生的新军事变革虽然至今仍看不到彼岸，但清晰可见变革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这场新军事变革，是由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对军队的革命性影响，主要还停留于“建构”阶段，即在机械化军队的组织结构框架内进行信息技术嵌入、建网、联网、集成，实际上是用信息技术加强机械化、提升机械化。理论界常把这一阶段的变革，称之为军事领域里的变革，是推动军队信息化建设。当时，美陆军要建设的数字化师、数字化军，都是在原来机械化军队的结构内进行的。后来，美军汲取社会上一些大企业、跨国公司进行信息化的经验，改变了变革的思路。
以往的军事变革，都是先变革军事技术、武器装备，最后完成军事组织体制的变革，以适应新的作战方式。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军事变革，特别是后发之军，应当反过来进行。企业界的经验也是“先组织结构合理化，再自动化、信息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企业界进行信息化建设，只着眼于提高工作效率，虽有成效，但还谈不上变革。美福特汽车公司，曾花大笔金钱搞自动化，办公效率明显提高，如北美分公司的财务部，实现办公自动化后，人员由原来的500人减少到400人，公司领导自认为不错。后来，他们得知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做同样的工作，一共只用了5个人。两者相对照，福特公司的领导大吃一惊。他们深入调查后发现，马自达公司从调整组织结构入手，先改变工作流程，再搞办公自动化。福特公司的财务制度、组织结构还是传统模式，造成许多无用功。后来，福特公司经过优化结构，再造业务流程，在此基础上搞办公自动化，公司财务员工压缩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
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存在一种“路径依赖”现象，即一个社会系统形成后，必将在实际运作中不断自我强化，以致后来人们改进它的种种尝试，都难以摆脱原有思路的影响。
另外，组织结构不改变，很难做出信息化的正确决策。通常，人们都是站在本单位、本部门谋划工作，形成了一种“职业官能症”。研究信息化首先是本单位的信息化，超出本单位的建设范围，领导视野就达不到了。致使出现新的“同构病”——大而全、小而全，你有我也有，不能互联、互通、互操作。对此，有人称之为“马铃薯效应”：一麻袋马铃薯，个个都发芽，个个自成小系统，自我封闭，互不相联。建这些系统，从局部来看可能合理，但从信息化的全局看可能并不科学、不合理。
外军在实践中认识到：要想信息化不走弯路，还应从理顺编制体制、调整指挥体系入手。否则，各级、各部门都忙着信息化，很可能现在动作愈快、投入愈多，将来一旦返工，造成的损失就愈大。
先组织结构合理化，在信息化，或者组织结构合理化与信息化一并考虑，同时进行，成了新军事变革的一种新共识。进入21世纪后，美军提出军队转型，标志着军事变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从“建构”作用，转向“解构”作用。即：不是加强机械化，而是重组机械化。由此，军队信息化建设，转向了建设信息化军队；军事领域里的变革，转向真正的军事变革。
美军在理论准备阶段，曾设计出的未来军队是：传感器军，精确打击军，主导机动军，聚焦后勤军。在转型中，经过新的论证，提出美军重组的未来目标：全维战场感知军，精确火力打击军，高效指挥控制军，智能后勤保障军。
德国于2005年，提出了建设“新三军”设想，即：快速反应部队，常备作战部队，后勤支援部队。
去年底，俄军总参谋部完成了关于武装力量改革方案。俄军新一轮结构改革方案，取消了军兵种、军区和舰队，重新成立三个职能司令部和三个地区司令部。三个职能司令部是：战略核力量司令部、运输司令部、空天防御司令部。三个地区司令部是：西欧司令部、中亚司令部和远东司令部。
从总体上看，军队结构变革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共同点是趋于综合、趋于一体化，传统的军兵种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信息化军队不只是技术，重要的是与新技术相联系的新的结构方式——最终还是结构决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