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遥感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童庆禧对信息化有着独特见解。近年来，他又积极倡导建设“数字中国”。

　　中国信息化杂志 记者/王逍君

　　见到童庆禧院士是在一个天气炎热的午后。我在北大遥感楼一间办公室落座不久，门 口出现一位长者：下身一条蓝色牛仔裤，上身一件条纹衬衫，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儒雅又不失诙谐，稳重中透着活力。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院长童庆禧先生。

　　时间有限，没有过多的寒暄，采访迅速展开。

　　要成功先要锻炼人生意志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格言就是‘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童院士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和事业。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个人与国家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取舍与结合之间，他成为了我国遥感技术与应用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近年来，他又成为“数字中国“的积极倡导者。

　　1955年，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加快国家建设的重要路径。这一年，广西要选拔一批高中毕业生参加留苏预备人员全国统考。经过多轮严格筛选，桂林中学高14班毕业生童庆禧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国内进行了一年培训，他顺利进入前苏联(现为乌克兰)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就读。

　　“我这个人好动，很想学机械、动力等方面的专业，但那时的专业分配是根据当时国家发展需要宏观协调的。所以最后被派往水文气象学院学习农业气象。”尽管学非所愿，但童庆禧没有抱怨。既来之，则安之。童庆禧在苏联

留学期间发奋努力， 1961年他和他的同学们以优异的成绩从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毕业。并且他德智体全面发展，在知识学习名列前茅的同时也获得前苏联体操和射击两项二级运动员荣誉。

　　“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是到国外去学习。”童院士愉快地回忆自己的留学生涯，“一个无知的少年，通过这个机会了解了国外的情况，得到了学业和素质上的提高。大学的教育好像给了我一把钥匙，让我去开启知识的大门，懂得了如何去充实自己，懂得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他这样形容留学苏联对自己举足轻重的作用。

　　1961年秋，童庆禧学成回国。在经过一些人为的周折之后，1962年春天奉调来到北京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从事气候学研究工作。

　　1965年，童庆禧迎来了另一件对他人生历程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参加国家组织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和科学考察。当时攀登珠峰和进行科考的条件远不像现在拥有各种各样的先进设备。珠峰科考，虽没有登顶的任务，但在海拔6000多公尺的高山上进行较长时间的科学观测工作，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当时攀登珠峰一切依靠自己。工作和住的帐篷、做饭的炉子、锅、粮食以及所有的科学仪器等一个背包就50多公斤重，全靠自己背着在氧气稀薄、陡峭崎岖的山上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他曾两年两度在珠峰陡峭的岩下6500公尺和6300公尺处建立观测点和宿营。亲手架起观测仪器，日出而作，日没而收。晚上睡在坚硬的冰面上，一顶帐篷、一张狗皮褥子、一个睡袋，身下是永久沉积的冰川。日与晶莹的冰雪和陡峭的山峰相伴，夜与呼啸的山风和漆黑的孤独相随。一次观测就是一个星期，回到位于5000公尺的大本营时人已晒得焦黑暴皮，几乎难以辨认真面目。

　　回忆起这次科考，童庆禧感慨，“有了在这样艰苦环境下生存、工作的体验，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会觉得受不了。这对我的生活、人生影响很大。”然而就在珠峰科考后第二年，他又像当时的同龄人一样被卷入了文革的旋涡。

　　1966年，文革开始，童庆禧的工作也因此中断。这对国家和个人来讲都是一段困难，甚至不堪回首的时期。但阴差阳错，正因为这种意外的事业中断，他获得了 “东看西看”，了解当时国际动态、涉猎相关学科知识的机会。在此期间，

图书馆、情报所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国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领域的不断涌现深深震撼了他，也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一个概念慢慢浮上他的脑海，且愈来愈清晰。遥感，就这样成为了他以后人生的导航方向和追逐的目标。

　　由于卓越的研究成果，他成为我国遥感界的领军科学家之一。2005年他获得了亚洲遥感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金质奖章。是他参与并推动了我国微小卫星的研究开发工作。以他为首的科技部微小卫星“北京一号”项目与英国萨里大学成功合作，以其高时间分辨率(3～5天重复周期)、高空间分辨率(32米、600公里，4米、24公里)、高光谱特性、低成本，引起全国瞩目，必将在我国政府宏观管理和微小卫星研发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发展先要了解我们的国家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与实践，童院士对信息、信息化的理解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看来，信息本身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具有空间性、物质性、动态性或流动性等属性。

　　“地球只有一个，所以要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无论是要保护它还是利用它，首先要提高对它的认识。1998年，戈尔所提出而为多数人响应的“数字地球”其中一点就是希望通过强有力的空间技术、多种对地观测卫星等不断监视地球表面，对地球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话锋一转，童院士谈到了时下正热的“数字中国”。他表示，我们要建的“数字中国”就是希望对中国的了解能够与我们的国土达到和谐，能够使我们的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业、农业等在国土范围之内形成一种有序发展态势。

　　什么是“数字中国”？童院士如是说：

　　“数字中国”是一种宏观的战略思想。它是应对国家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的挑战，满足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对空间信息需求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数字中国”是一项空间信息基础工程。它构成了在全国或区域空间坐标体系框架下，对来自卫星、飞机、地面等的多源、多类、异构数据的集成与整合。

　　“数字中国”也是一个空间信息服务系统。它向人们展示了地球空间信息的无限魅力，同时更重要的是使政府的管理者明察秋毫，避免和减少决策中的失误。从而它也是从信息科学技术的角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数字中国”又是一个空间信息产业化的推进器。它将有力地提升我国空间信息产业化水平，提高我国空间信息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相应提高国产数据和软件在国家信息化进程中的保障率。

　　接着，他举出一连串实例，相当有说服力：

　　广州要建一条横跨珠江的3.5公里隧道，涉及到道路改造和拆迁。如果采用传统方法在普通地图上规划，涉及建筑物拆迁所需的费用估算下来要近7亿元人民币。但以高分辨率遥感空间信息作为基础，通过对空间信息的分析，合理的修改了原来的方案。只此一项就将改、扩建费用降至3个多亿！

　　北京有很多违章建筑，这些违章建筑到底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靠人工考察很难弄清。北京市政府采用遥感卫星进行监测。再通过与北京市批准的规划建筑信息叠加分析，就可以准确识别哪些是规划内的，哪些是违章的建筑。空间信息成为了执法的依据。

　　1998年的特大洪水，但洪水到底淹没了哪些地方，有多大面积，造成了多少损失？如果完全按地方上报的数据，弄不好就是天文数字。为此，政府组织科技人员通过对洪水期间卫星、航空等遥感信息的获取，提取洪水淹没区的信息并与该地区空间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复合分析，从而得到了洪水淹没区的范围、面积和分布。与传统上报数据相比，两者相差近十倍！这就为政府减灾救灾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要统一先要打破不适应的管理模式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数字地球”、“数字城市”的提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化的作用，许多城市和地区相继跟进，纷纷推出“数字城市”“数字区域”建设规划。但由于条件各有不同，沟通不够，更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因此难免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象。

　　童庆禧无奈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行政命令权利，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研究和宣传来促进它的发展。”他接着分析到，一方面我国长期偏重于人治，很多部门、系统多是“烟囱式”的管理模式。烟囱之间是不沟通的，这就导致各个地方的“数字城市”建设各干各的，甚至只作为应届政府的政绩工程。同时，各个部门之间也不统一。我们常说的“数字鸿沟”、“数字孤岛”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互不沟通，采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系统。软件不能兼容，硬件重复建设，信息不能共享。

　　信息化渗透到政府工作、企业管理、商业活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发展决不应该是各行其是或无序的。政府的主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各级领导能否认识清楚，是否抓得得力，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认识是关键。为此，人们经常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信息化比作“一把手工程”，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大的工程，城市的许多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比如城市的数据中心、数据或信息的安全体系，认证系统等都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安排和协调。要充分发挥国家各个部门的优势，分工合作、共同建设。如

信息产业部要解决国家的一级网络，使其能够通达全国各个城市；地方和部门再在此基础上将本地区、本部门和本系统的局部网络接入国家的大系统。要尽量利用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形成全国统一的信息交换体系。

　　“但现在有些地方却不是这种思路。这个难度很大。”童院士对于解决的方法思路很清晰，但也深知其中的难度。

　　“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可能兼容，没有相应的政策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些共享的体制、机制问题都有待解决和完善。”因此，要想真正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规避数字鸿沟，杜绝资源浪费，童院士用“任重道远”四个字做了表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家会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但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奏效的。虽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也急不得。”一句“急不得”让人思索。

　　要创新先要苦练基本功

　　童庆禧很早就提出：“数字中国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建。”要结合中国国情研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中国，这就需要创新。童庆禧表示，要创新，要跨越，“话好说，事难做”。首先要克服浮躁情绪，不要以为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超过人家。要想超过人家，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苦练我们的基本功。

　　“这其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关键。”童院士一语中的。北大数字中国研究院已经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城市办了几期培训班，培训的人员都是各地区和部门的信息管理人员。目的是讲授、研讨和交流关于信息化的知识。在这里强调的是信息化的作用问题，标准、规范问题，信息的共享，资源的节约和如何高水平的把空间信息用到决策支持和管理上去的问题。

　　另外，基础性人才的培养就要靠北大和相关高等学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些学生中确实不乏优秀人才，但总体上讲，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是显得有些急功近利，有种功利主义的浮躁情绪。这是今后要特别注意克服的。”童院士认为，在出人才、出成果的目标上要形成良好的机制，包括高层的领导在内，不应受这种浮躁情绪的影响，今天给你拨科研经费，明天就要看到成果，导致出现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其实，培养、重用、发挥人才的作用是多渠道的。他觉得王选院士的意见非常好，要发挥人才重要作用，真正做出好成果，最好“给足钱，少评估，不干预”。

　　“搞好这项建设需要具备的条件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国家发展的坚定信念，对信息化的强烈追求。‘数字中国’这项信息化建设的前景绝对是乐观的、美好的。”说话间，童院士的眼睛似乎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最后，童院士总结道：“做学问，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要认真，一个要把握大局。你所研究的东西必须是国家需要的。”一语既出，作为科研工作者务实、严谨的作风在其身上表露无疑。(刊发于中国信息化杂志2006年6月5日《人物》栏目)

　　《人物》档案

　　童庆禧 1961年毕业于苏联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我国遥感技术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在我国首先提出关于多光谱遥感波段选择问题，并在理论、技术和方法上进行了研究。我国高光谱分辨率遥感的创始人之一和学术带头人。在我国航空遥感发展和推动高性能小卫星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