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仍未明显减弱，而一些新的有利于增长的因素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转换逐渐显现出来。促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因素，有些是经济发展新阶段客观形成的，有些是需要加以引导才能显现出来的。利用、发掘这些有利因素，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的目标。这个目标充分考虑了需要与可能，是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为基础的积极而稳妥的目标。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十五”时期，但总体上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逐步完善，反过热和反衰退的能力提高，同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十一五”乃至2020年之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不会出现明显衰减，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如技术进步、服务业加速发展等，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提升而逐渐显现出来。

　　快速推进城镇化不断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仍将快速推进。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存在一个“Ｓ”形发展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30％以前，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当城市化率超过30％而未达到60％的时期，城市化进程出现持续加速趋势；而城市化率一旦超过60％，城市化进程又会相对慢下来，进入平稳推进阶段。我国城镇化率1995年以前在30％以下，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大约0．65个百分点；1996年达到30％以后，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左右。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在2025年前后，在这一期间的2012年前后将达到50％，从而出现城乡人口变化的“交点”；在“交点”之后，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于农村人口规模，就像剪刀一样，开口越来越大。因而，“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一直保持快速推进的势头。城镇化快速推进，必然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为城镇各类建设需要巨额投资，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不断增加的城镇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十一五”内需快速扩大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效应日益显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它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继续采取城乡非均衡增长政策，那么“单打一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打折扣。因为经济资源过度向城镇集中，将导致农村经济陷入慢性衰退，而农村经济的衰退势必部分抵消城镇经济的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城乡相对均衡的增长政策，在城镇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就会在不断扩大城镇需求的基础上，使农村需求不断扩张。无论是加大对农村路、电、气、水、信息等硬件性基础设施投入，还是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软件性基础设施投入，或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都会显著增加农民的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即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每年减少1100万人（最近10年农村人口累计减少1．14亿，城镇人口累计增加2．1亿），到2012年前后城乡人口各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时，也还会有6．75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投资和消费不断增加，以及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带来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大宗消费增加，将使农民的整体购买力不断提高，并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大、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必然会促使人员、物资和信息大跨度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了满足这种日益增加的巨大流动性需求，改变目前供求不均衡的格局，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跨度基础设施投资。“十一五”时期，我国还要继续推进大跨度的地面交通、航空、水利、油气管道、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设施以及大规模技术创新设施等建设，这就需要大量投资。这些工程规模大、项目融资多的设施性投资，虽然没有制造业投资那样高的消费需求弹性，但也会形成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并通过快速扩张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创造出持续增加的国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大跨度基础设施建设是“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投资支持的重点领域。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从客观效果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

　　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质量改善

　　以1993年为界，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前13年的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加速到后13年的1．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3年以来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但服务业对ＧＤＰ贡献率的增长速度反而有所降低，前13年年均提升近1个百分点，后13年不足0．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上升速度减慢，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加快有关。但可以预测，这种结构非均衡状况不会长期延续下去。无论是从节约资源、降低单位ＧＤＰ能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看，还是从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要求看，我国经济都应当尽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是尽快调整二、三产业结构。

　　当然，这种调整不是以工业和建筑业衰退为代价，而是要在适当调整工业和建筑业扩张节奏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我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题不是数量的扩张，而是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质量和效率，要求改变制造业单兵突进的状况，逐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比如，工业制造过程要提高研发、信息和现代物流的贡献率，通过加快发展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愈益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也必然为不断扩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巨大的需求。从消费性服务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以来，人均收入快速增加，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居民的非食品消费份额不断提高，再加上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新生代消费群体正逐步改变传统家庭消费行为而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消费，使得社会化消费的服务需求快速扩大，这个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十一五”时期，在一、二产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服务业，快速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既有利于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又有利于降低单位ＧＤＰ能耗，改善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科技进步将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趋势看，以大量自然资源和低价体力劳动耗费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将愈加难以为继。这不仅因为资源供给跟不上资源需求增长，环境承载能力减弱，而且因为长此以往，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将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核心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竞争，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价格、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国家保护主义的限制。应对这种挑战的明智选择，是实施以创新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战略，在全面增强国民创新意识的基础上加快提升企业和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促使国民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体力劳动投入，转向主要依赖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并与现代制造及现代服务巧妙融合的技术进步。“十一五”时期，应从准入和创业、进出口调节、税制税率、信贷和直接融资等方面，坚持不懈地大力支持个人发明和创造以及企业研发，大力支持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国家标准的形成和应用，积极构建全方位的技术进步机制，从而实现快速的科技进步。即使在资源投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这种全面的科技进步也必然大幅度提升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现代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劳动力价格提升有利于拉动国民消费需求增长

　　内需是大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人均ＧＤＰ水平越低，内需扩张力越弱；一旦人均ＧＤＰ水平提升加速，内需增长亦会随之加速。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分配问题。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ＧＤＰ的分配更多流向利润而不是流向工资（尤其是产业工人的工资），甚至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形，那么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会慢于投资需求的增长。在这种分配格局下，人均ＧＤＰ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国民消费需求以同样速度增长。反之，如果人均工资增长加快，即使ＧＤＰ总量、利润、投资保持既定增长，也会使国民消费需求增长加快，从而使内需得到有效扩大。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外资企业利润存在境外转移现象，外资利润侵蚀工资具有更为明显的紧缩国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十一五”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扩大国民消费需求上，运用法律和政策措施，保障劳动者权益，改变目前劳动力价格低廉、利润侵蚀工资的分配格局。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情况看，企业增加员工的薪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为“十一五”时期工资增长拉动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之间建立协调均衡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