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卜卫演讲

　　月12日-14日，第七届世界互联网项目年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大约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项目参与者将向公众介绍各国在该项目中的研究进展，讨论网络的社会影响。新浪科技对前两天的开放论坛进行了现场直播。  
 
 
　　以下为卜卫演讲全文：

　　大家早上好，我已经脱离了WIP这个队伍好几年了，但是我没有脱离互联网研究。刚才很多人都问我这么多年我干什么。实际上我做互联网研究是从96年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自己觉得已经该到了反省互联网研究的时候。今天我的发言题目是“谈谈互联网研究的视角”，我想把我最近一些年看到和想到的跟大家交流一下，也算是一个研究体会。

　　我自己开始做互联网研究实际上是从1996年开始，1995年发生了两件事对我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另外，当年中国对公众开放了互联网服务。我实际上是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开始上网的。1995年到1996年开始尝试做一个网上用户调查，以后开始研究互联网的性别和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问题。从那儿以后互联网的使用和影响就成为我的一个研究领域，开始从社会性别视角。因为我的发展项目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或者是落后地区，就开始尝试从中国边缘群体的视角，比如说妇女、农村贫困的农民、农民工、移民、西部的农村儿童、少数民族，包括彝族、傣族等等。还有残疾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等等。尝试从他们的视角来研究互联网在他们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发现互联网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意义，但这些不同意义常常被误读为一种意义，就是处于主流社会地位的人群所能看到的意义。比如一个农村女孩高中毕业以后愿意在镇上的网吧寻求求职信息。同时大城市的男孩会到网吧玩游戏。人们可能会更多地考虑不让男孩去玩游戏，出台一些限制经营网吧的政策，结果就会对农村男孩造成不利的影响，一般会从主流社会位置上考虑，比如一些政策或者是措施，实际上对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在2003年做WIP青少年调查时，已经做出来这样的数据，青海、内蒙的青少年比北京、上海、广州的青少年更依赖网吧上网。比如说关闭网吧，可能对农民工，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青少年，可能会有更大、不利的影响。

　　在中国差不多有95%的人口不能接近互联网，数字鸿沟被看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希望通过资金和技术的援助来填平数字鸿沟。可以看到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互联网接近的问题，也是社会资源分享不平等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问题。资金和外来的援助，实际上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有了资金和技术，黄羊川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有了资金和技术，贫困人口仍然不像主流社会那样的人去利用互联网、去消费，比如以消费者为目标人群的内容，他们有自己的内容需求，但是这些需求几乎没有被研究过。

　　我感受最深的是在2002年在彝族地区进行调查的时候，当地的干部就说不管是互联网、计算机还有媒介，比如内容都是以城市人口为标准的，他们觉得内容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适用的。所以，当地干部就说应该重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应该为农民服务。

　　关于边缘群体的视角，我们对边缘群体有很多定义，基本上是他们缺少发展资源的，而且是缺少媒介的渠道来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重视互联网的原因，我们梦想通过互联网能够让边缘群体有一个付钱的工具，而且在中国边缘群体不是少数人，是大多数人。这些年在一些省、县、村有一些发展项目，在和他们研究项目的时候，发现边缘群体的力量不是被帮助追赶新技术潮流的对象。黄羊川实际上是把农民看作是应该被帮助追赶新技术潮流的对象，他们不是这样的对象。当他们有了资源的时候，他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最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可以利用所有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们要有这样的资源。这样就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反省使用互联网是不是意味着先进，用传统工具是不是意味着落后，应该反省这样的观念。

　　在我们的调查中，特别是在村里，我们看到比如农民会使用传统器具，非常传统的媒介模式，但是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家庭暴力的运动，这是很明显的。互联网的作用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比其它媒体更能导致成为边缘群体的一个付钱的工具？这是我们在做这样研究项目的一个思考重点。

　　考虑边缘群体的视角也促使我们历史连续地看问题，互联网使用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东西，不是一个无根之水，是有联系的。本.杰明在他的一本书里谈得特别好，他说今天的数字鸿沟其实就是(美国)昨天计算机在学校使用的鸿沟，就是1955年的电视鸿沟，1930年的计算机鸿沟，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读书鸿沟。我们考虑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其实农民现在不读电话媒体，很多人都很少做研究。不是说到互联网发现有鸿沟了，其实在互联网以前，大众媒介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普及。比如我们说到电视广播的覆盖率94%，中国13亿人口的6%是多少？7、8千万。这些人实际上在农村你去考察并不发现覆盖率有了他们就可以看电视，覆盖率有了还需要有电，还需要有电视机，还需要信号好，还需要听得懂语言，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不学汉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使用的差异实际上长期以来已经被我们忽略了。互联网研究从边缘群体的视角来看，意义不是说从研究者的概念出发来建构一个研究对象，互联网使用的模式和它的意义，而是要看互联网或者是其它媒介和其它新技术在这些人生活中的位置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视角的转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做了特别多的研究。

　　视角的改变也会带来很多方法的改变，在中国地区差异、阶层差异构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大规模的标准化的问卷调查，特别是涵盖农村地区的问卷常常会导致偏离结论。比如传播学院问卷调查经常出现的一个题目是“你想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比如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台电视，节目选择非常有限，比如只能选一个省台，有的地区在山区，可能连中央一台都收不到。这样的节目选择，在有的地区，节目选择可能受到男主人的控制。你在访问一个女主人的时候，说你喜欢看什么节目？说看武打片，因为丈夫看她就跟着看，但那可能不是她最喜欢的，这样你记录下来可能就变成一个问题。定量研究的主要工具是标准化问卷，但是它使用的前提，比如说被访问者应该是独立的人，能够独立地使用媒介，能够很好地理解调查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文化和语言上没有什么显著差异。在美国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不是。至少我们已经看到在农村同辈当中，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媒介的，所以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问卷常常感觉无法把握。所以为什么在农村做问卷特别困难，而且所以得出来的结果都是容易遭到一些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