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很多，大家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进行了各自的分析，并就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和意见。但迄今为止，由于人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试图对国家经济安全下定义或做解释，但都不太成功[1]，所以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议也就众说纷纭。笔者在此也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对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外来不安全因素或安全威胁进行分析。

　　一、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认识

　　安全是相对于不安全而言的概念，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一种状态。作为一种状态，其构成自然比较复杂，但其中的因素不谓乎是安全因素和不安全因素两种。因为任何时候都不能假定安全因素为百分之百而不安全因素为零，或者相反，所以通常所说的安全状态实际上就是以安全因素为主的一种动态平衡。如果不安全因素上升，甚至超过了安全因素，原来的安全状态也就变为危机状态或危险状态。

　　安全可适用的对象种类繁多且可大可小，如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全球环境安全等。中共中央2004年9月27日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决定》还提出要“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2] 这里所说的“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就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也就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手段。

　　有人把国家经济安全解释为一种“无威胁的国际生存环境”[3]，显然这种环境可以涵盖整个国家安全，甚至国际安全。还有人说国家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受损害[4]”，显然把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缩小了。安全和利益相关，但安全不能完全等同于利益。利益以大小多少来衡量，安全则强调状态的稳定性。目前所能看到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解释还有很多，但都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国家经济安全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如军事、政治等领域的风险，或者自然灾害和疾病蔓延等风险。本文所探讨的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就是上述《决定》中提出的要“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国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更多地站在稳定和发展的角度而不是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即使国内经济发展中的有些问题是由国际经济中的问题引起或造成的，也已经错过了防范时机，只能当作内部问题来处理。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在扩大开放中重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5]。这也是中共中央2005年10月18日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所强调的问题。[6]

　　一国的经济状态是客观的，但人们的认识和态度却不一定客观，难免带有主观性片面性。从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燃的态度出发，任何时候都麻痹大意不得。但如果草木皆兵，疑神疑鬼，反而影响正常的发展。正确的认识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领域的不安全因素或安全威胁，并对此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应对措施非常重要。

　　二、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面临的不安全因素

　　（一）从国内经济来看国家经济安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不久，国内就有人提出了“外资进入后的产业安全”和“入世后的金融安全”等问题。胡国良在2002年发表的《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防范》[7]一文中把国家经济安全进一步分为产业不安全、贸易与资源不安全、金融不安全、环境不安全、信息不安全等五大类。其中环境问题所受外来威胁不突出；经济安全中当然也存在信息安全问题，但按照2004年中共中央的分类，信息安全是和经济安全并列的，不在经济安全之下。清华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与方法》[8] 所举的局部安全包括战略资源安全、产业安全、国有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其中战略资源除了粮食、石油、原材料外，还特别把人才和技术资源算在里面。从各种分类来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都集中在外资和外贸领域。金融安全也可归入产业安全范畴，许多专门针对产业安全的研究也大都包括金融安全问题。但随着服务业对外开放，金融安全经常被单独列为一类，而且所指也超出了产业范围。外贸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国际市场风险。进口方面针对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短缺，有时也包括粮食和技术等。出口方面主要是担心我国许多产品过分依赖出口的问题。概括起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两个，即外资冲击国内市场的风险和外贸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也就是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除了一些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外，中国几乎是对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目前外贸占GDP的比重达7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上头号贸易大国美国的20%。

　　第二，中国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原油、铁矿石和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都已接近50%。石油进口增长很快，1995的对外依存度还只有 6.6%，到2000年就达到25%。预计到21世纪中叶，除煤炭外，中国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

　　第三，中国各生产领域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也都来自国外，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很少。

　　第四，近年来，中国产品的出口依存度逐年增加，2002年为50.1%，2003年上升到60%，2004年超过70%，连续三年每年增加10%，服装和鞋类、DVD机的依存度更高。

第五，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14397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9%，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占全部引进技术的比重超过50%。

　　第六，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200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均分别为58.8%和58.3%。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外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我们知道，资本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强大，其所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影响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深度也不仅停留在利益上面，甚至还会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等。但这些影响基本上都是间接的，直接的影响主要是对产业的影响。资本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天生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常被比喻为天使和魔鬼的两张脸，因而对产业的影响也表现为两方面，即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首先，从外资本身来看，不同类型的资本的安全性和破坏性是不一样的。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主要是证券投资）相比，前者强调长期性，所以安全性较大。直接投资又被分为新项目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新项目投资也叫绿地投资，强调实实在在的建设，安全性又大于以产权转让为特点的跨国并购。中国吸收的外资主要是生产领域的新项目投资，这部分外资是所有外资种类中最安全的。新项目投资都实实在在投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建设，外资企业是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也已经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其次，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外资来到中国后，不但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在管理、技术、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大大推动了中国和国际市场的接轨，使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得到提高。即使给我国带来的利润相当有限的加工贸易，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外资企业不仅解决了我国大量的就业，而且从组织生产到市场开拓到产品销售等环节的具体做法，给内资企业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总体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是积极的。大量外资的进入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是健康的，安全也有保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投资者的信任就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保证。

　　当然，外资的进入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对内资企业形成冲击。站在国内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外资的破坏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从短时间来看，这种压力非常巨大，很多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遇到困难，甚至倒闭、破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张士铨认为，“外资控制了我国相当一部分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客观上挤压了本土企业的发展，凭借技术、管理和规模优势使本土企业在竞争上更加不平等，甚至丧失发展机遇。”[9] 有人甚至将外资对某个行业的冲击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的产业不安全，甚至把国有企业受到冲击理解为民族工业不安全。这样就把外资企业的冲击当成对产业的威胁或对民族工业的威胁。有人不承认外资对中国的产业形成威胁。南开大学的葛顺奇从外资规模、敏感行业、产业结构、技术控制、金融管理等多个方面测量外资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发现外资企业占所在行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企业数量的比例都比较低，所以就得出结论认为外资没有对中国产业形成任何威胁。[10] 这种观点同样引起质疑。外资的影响力通常确实和其所占比例成正比，但并不总是如此；用外资在不同行业所占的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外资的影响力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能保证是正确的方法。

　　严格地说，外资对某些内资企业的冲击所造成的竞争压力，即使到了企业倒闭、职工失业的地步，也还不是产业安全的问题，而是产业调整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果从某个产业本身的发展来看产业安全，而不是从这个行业外资和内资的比例变化来看的话，只要这个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不断壮大、不断提高，这个产业就会越来越安全。相反，如果整个产业不断萎缩，甚至面临生存危机，那它就是不安全的。如果外资的进入加速了某个行业的发展，就会使该行业的安全更有保障。即使外资在某个行业形成垄断，所影响的也主要是公平竞争问题，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也不能说是负面的。公平地说，有些企业即使没有外资冲击也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但如果外资冲击引发国内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并由此引起社会动荡的话，这种动荡就会反过来构成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外资虽然不是社会动荡的直接的威胁，但却成为引发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有些文章提高的外资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虚假外资等问题[11]，实际上也都是政策调整和改进管理的问题。近年来，金融安全在国内受到特别关注，各国都特别担心国际游资冲击其金融体系。游资主要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而且数额巨大，流动性强，汹涌而来，呼啸而去，一会儿冲击股票，一会儿冲击外汇，所到之处，经常造成严重破坏。中国得益于倍受争议和责难的国家外汇管制，侥幸躲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目前服务业开放过程中，这一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感，确实需要高度重视。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外贸依存度问题，更具体地说，一是能源、原材料大量依靠进口问题，二是制成品大量依靠出口问题。前者的风险在于国际市场供应和价格波动，后者的影响主要是消费市场的不稳定、进口国政府的限制和来自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目前全球能源和大宗原材料供应已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国际市场，总体上并不存在供应中断问题，但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中国采购量的扩大，价格波动直接影响着生产成本从而使国内生产的自主性降低。一旦出现严重不利于我的情况，维护我国利益的难度也就随着加大。另外，尽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当今社会的发展潮流，但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有时候还相当严重。目前中国产品出口经常会遇到各式各样新老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在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10年里，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成员方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立案调查占总数的1/7左右。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这类摩擦恐怕会持续不断。此外，由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类似，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各自国家的市场，也会出现在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说企业之间的这种激烈竞争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造成的，而且是生产国际化分工的结果。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是根据其对国际市场较好的判断和把握来确定产量的，因而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比较而言，中国内资企业对市场的把握和控制能力较差，对国际市场的驾驭能力有限，容易出现闪失。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还很少，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谋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将变得更为复杂，中国海外的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还将依靠东道国经济的安全。

　　（二）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看国家经济安全

　　在封闭的状态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在一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所以也就不存在经济领域的外来不安全因素或安全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封闭就意味着落后，只有开放才能促进发展。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的安全问题，似乎风险越来越大；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却基本正常。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增加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资源和生产国际化程度提高、市场开放度加大，使得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关联性增强。中国是跨国公司生产全球化配置的一个环节，总体来说，经济国际化程度却是提高了，但这并不一定会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庞中英通过分析GATT/WTO协议中的例外条款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安全“体现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关系中”。[12]  WTO所达成的协议再加上各国签订的其他多、双边条约，对于维护一国的经济安全方面是有好处的。

　　全球化追求互利共赢，虽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取得优势的基础，但众多选手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决斗。过去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大家都遵照共同制订的游戏规则，虽然国力强大更容易获胜，但一方获胜都不意味着其他方失败，因为金牌后面还有银牌、铜牌，落后也不一定会挨打。这种变化总的来说对各国都有利，尤其是使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也增加了更多的自信。事实上，国力的强弱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当今社会的安全威胁有时候也并不“欺软怕硬”。连最强大的美国也会遭到“9-11”袭击。全球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加快，各主权国家合作意愿的增强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竞争的残酷性，使得世界又多了一些和谐的音符。

　　当然，全球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个别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中国也不能完全把这种伤害置之度外。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解决经济危机的努力，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早在二战时期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就以协议的形式做出承诺，保证“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不分战胜国或战败国，都有进一步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原料的同等机会”。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针对导致世界大战的极端民族主义而建立起来的。GATT/WTO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很多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还很严重。一些发达国家尽管高唱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高调，但丝毫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其中获得更多优势，甚至还不惜经常遏制和打压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来的某些竞争优势。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家的敛财手段也日趋多样化。一些跨国公司经常巧妙地进行价格转移，还通过其强大的母国政府和受其左右的国际组织竭力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并经常拿出某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必要的防范措施进行无理地谴责。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开放市场和顺应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同样要争取更多的利益和维护本国经济的安全不受侵犯。

　　就具体的某个国家而言，主观上最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最为关心的也首先是自身的安全。尽管实力不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绝对保证，但却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保证。无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日本的《以确保经济安全保障为目标》，还是俄罗斯的《俄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原则)》，依然一致认为，国家实力的增强和竞争力的提高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前提，落后是最大的不安全[13]。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不但控制着全世界大部分财富和技术，而且还主导着全球经济的方向和秩序。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竞争的白热化，由竞争引发的动荡势必会对某些国家的利益造成伤害。在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一旦某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就很有可能在相互开放的经济体之间迅速传播，造成连锁反应，使破坏面扩大。对此，各国都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应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警觉。

　　三、努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外来不安全因素或安全威胁在多大程度上能对一国的经济造成伤害，不但要看这些因素或威胁的破坏力，还要看该国经济自身抵御和应对外来威胁的能力。建立“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正是为了不断提高对外来安全威胁的综合防御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就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而言，防范外来威胁的关键恰恰在于不断提高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是参与竞争的最小单位，所有的国际经济竞争最终都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给企业的发展创造健康的发展环境和机会。为此就要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国内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法规、制度方面的建设，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有些还需要结合扩大对外开放才能解决。只有众多企业竞争力增强了，产业才能强大，进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并在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对比中取得领先地位。这样，也就能使国家的经济安全更有保障。目前我国的某些领域同先进国家相比还很落后，比如金融领域，尚未完全对外开放。适当控制对外开放的速度是为了适度控制竞争的激烈程度，避免混乱，而不是排斥竞争。

　　提高国际竞争力看起来主要是国内的事，其实不然，因为竞争力的提高本身也需要国际合作，甚至需要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得以实现。有些事即使看上去完全是国内问题，解决起来也同样需要国际合作，而且加强国际合作往往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比如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问题，除了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之外，还需要特别重视国际合作，甚至与某些被自己打败的竞争对手合作。目前，我国在纺织、轻工、冶金等传统产业拥有较大的优势，电子、通讯、家电行业快速发展，制造业整体实力提高，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总体来看，这种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充沛且价格低廉上。技术方面，中国的自主开发能力还很薄弱，还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虽然占到出口总额的25%以上，但其中所包含的80%以上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都不是本土企业拥有的。中国的内资企业自主品牌少，营销网络不够通畅，也都大大限制了他们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的能力。由于发达国家的许多制造业因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在价格竞争方面不具备优势，有的甚至面临破产，但他们的很多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比我国先进。如果我国企业能够通过合作，不但可以有效利用对方的生产技术，弥补自身研发能力的不足，甚至还可以利用对方的管理经验和销售网络等。与这样的困难企业合作，等于帮助国外企业解决生存问题，还应有利于缓减贸易摩擦，有利于推动产业调整和更加合理的国际分工。这样的合作是一举多得的事，搞得好还应有助于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总之，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或者维护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安全，既要靠积极的防御，更要靠国际合作。维护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利益，还需要妥善处理好与各经贸伙伴的关系，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国际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影响力的大小不同。过去我们落后，不少人在谈论开放和现代化时特别担心会“全盘西化”。现在也有一种听起来很自豪的说法，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中国化。这种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中国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中国已被公认为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和国际风险不断加大的另一面所反映出来的，恰恰就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和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在这样一种有利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虚心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通过自己创造或国际合作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能够继续保持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成绩、扩大影响，就一定能够有效控制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任何不安全因素，并有效防范和应对任何安全威胁。

　　作者：吕博 研究员 （商务部 研究院 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

注释：

[1] 李少军《论安全理论的基本概念》，《欧洲》2003（1）。

[2] 《决议》九点中之第八点“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第四小点“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3] 武心波《浅议日本“知强守弱”的经济安全战略》注释2。《世纪中国》2004年12月27日。

[4] 雷家骕主编《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1日。崔健《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1日。

[5] 政府工作报告第三部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的说明”第四点“关于‘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之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6] 《建议》十点中的第七点“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7] 《中国统计》2002年12月。胡国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8] 《关注国家经济安全》丛书之一，雷家骕主编《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1日。

[9] 张士荃《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整体思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三期。

[10]《外资影响中国经济安全？》，2004年10月16日《南风窗》下半月刊。

[11]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于蕾（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2005年第11期《世界经济研究》。

[12] 《略论国家经济安全》，1998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

[13] 徐恩仲，《关注经济安全》，2005年11月28日《吉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