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届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上，纵横捭阖的居然是一串数字：一，是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强巴格桑的“一”腔热忱；二，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的“两”个关键词；三，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的“三”点感触；四，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的“四”种力量。一、二、三、四，汇聚的是中国四大博物馆掌门人的文化观察、体验、思考与自觉。通过这样数字化的表达，我们听到了理性的分析与感性的呼唤，感觉到了文化的“心有灵犀”。

　　凭借着文化传承，我们从历史走到了今天，并在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中感受来自历史母亲的温暖、积蓄憧憬未来的激情。刚刚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就传递出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信息。在这样的文化思考与文化氛围下，以“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第六届“文化讲坛”，洋溢着一种悠长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

　　一腔热忱———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强巴格桑

 　　衬衫、领带，外套藏袍，这就是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强巴格桑。他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上过什么学，普通话都是看电影学的。但就是这个朴素的藏族人，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赢得了许多笑声和掌声。他用一个个故事，讲述自己对布达拉宫的一腔热爱。一句淳朴的“布达拉宫是我家”，令人感动。

　　强巴格桑1990年开始担任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时，自己并不愿意，全家人也都反对。强巴格桑的孩子说，里面有那么多宝贝，哪天我们家有钱了，人家会不会认为是你从宫里拿了东西出来。这十几年来，强巴格桑紧张地瞪大了眼睛，守护着布达拉宫，甚至做梦都怕布达拉宫失火。

　　强巴格桑还记得给布达拉宫文物登记时的情形：“刚开始时我们没有照相机，获得故宫博物院的支援后，才能买照相机、电脑等设备进行登记。布达拉宫这么多的文物，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就可能有上千的文物……”

　　“黄金周”制度启动后，来布达拉宫的游客增多。2003年5月1日起，布达拉宫限制参观人数。“刚开始有些领导骂我，你不是没钱吗？你为什么限制人？钱送到你嘴上，你为什么不吃？我这个人脾气比较怪，就说，领导要不签个字，有多少人放多少人。结果他也不敢签字。”强巴格桑说到此，台下一片掌声。有人提到“据说布达拉宫的票价，已经从100块钱炒到了600块钱”，他回答得直接：“我们从来没有涨过！为什么呢？布达拉宫不打算经济上的问题，打算的是怎么把布达拉宫保护好。”

　　有人曾说，强巴一提到布达拉宫的藏品时都笑得特别灿烂。果然，当台下本报记者问到“布达拉宫代表性的珍宝有些什么”时，强巴格桑变得“洋洋得意”起来：“我到几个国家去，看了很多文物，看了以后我就不看了，看不上。他们问，你为什么不看？我说比起我们那里，你们是这样的（跷起了小拇指），我布达拉宫是这样的（跷起了大拇指）。出国以后，再回到布达拉宫，我的感觉越来越深了，我说这么一个雄伟的建筑，里面这么多的文物，我在这里工作，值得。我们要把布达拉宫保护好。”

　　两个关键词———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演讲的题目是———《以温情与敬意厚待民族文化》。一登台，他即开门见山地解题：“这个题目来自于钱穆，他在《国史大纲》里面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温情”与“敬意”这两个关键词，贯穿其演讲始终。

　　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对文化的错误态度。郑欣淼以故宫为例———80多年前，有国务委员提出拍卖故宫博物院；40多年前，有人想要拆除故宫。直到近来也还有人意欲用故宫的地方开发房地产。“好在我们的认识都在提高，大家已经意识到要用温情和敬意来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他尤其注意到，国家刚刚公布的“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七条写到了民族文化的保护：“我看了以后，我很有感触，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过去的文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加一个‘优秀民族文化’，或是‘民族的优秀文化’。但这一次谈的就是民族文化的保护。我想，它反映了我们在总体上对民族文化持有肯定的态度。”

　　温情与敬意，如何呈现？郑欣淼认为首先应该加强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他清楚地记得，一位英国人给自己上的一“课”：“我们故宫有大量明清的地毯，但是1998年以前，从来没有人整理、研究过它们。1999年，有一个英国人对中国地毯很有兴趣，要求来看看，我们院里同意了。于是他来了，戴着防毒面具、全副武装，一看到明代的几块地毯，激动万分，跪了下来。去年我到英国，他请我吃饭，三句话不离这个地毯。我非常感动。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对馆藏地毯进行了蒸熏、整理，现在有800块地毯整理出来了。”

　　厚待民族文化，意味着不光要保护好，还要利用好，为公众服务。前一段时间，一位观众到故宫参观了三天后，在网上发帖，对故宫的服务提出了问题，郑欣淼让人复印并作了长篇批语，要求故宫所有的工作人员看看、想想。“为什么我们服务不好？我们自身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缺乏高度的文化自觉。”

　　勇敢的自我审视，深厚的文化解析，演讲的过程就是他对民族文化奉上的温情与敬意。

　　三点感触———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参加此次“文化讲坛”，樊锦诗用“既高兴又为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高兴的是：她本是“上海女儿”，1963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分配到敦煌工作，从此扎根西北大漠，回到故乡自然兴奋。为难的则是：关于敦煌、关于莫高窟，她太多感慨、太多的话要说，一时间却不知从何说起。

　　在讲坛上，她将所思所想浓缩成了三点感触，关于敦煌的魅力、关于信念的力量、关于文化的继承。

　　在敦煌浸润了43年，樊锦诗感受最深的是，敦煌莫高窟佛教文化艺术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和”与“化”———“不加排斥，不予抵制，积极欢迎、开放，但并不盲从、照搬，而是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艺术的营养，并将其融合和融化到我们自己的艺术中间，最终创造出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样式、中国思想、中国气派的民族文化艺术。”在她看来，圣雄甘地所说的“我希望的房子四周没有墙围着，窗子没有东西堵着，愿各国的文化之风自由地吹拂着它，但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恰可以形象表达敦煌、乃至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谈到敦煌灿烂文化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时，樊锦诗强调了信念的力量。她说，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是双目所及的壁画和彩塑的美丽动人，实际上更是一种信念的力量、文化的震撼。“很多人曾经问我，你们在这样的地方一干几十年，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我和我的前辈们、同事们一样，都是为了完成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职责。正是这种追求与坚定的信念，让我们能够坚持在大漠戈壁中从事文化保护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

　　关于文化继承的感触，她认为“做好民族文化的普及工作是文物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探索和创造不同的方式和多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展示和诠释文物的文化内涵和珍贵价值。如果把民族文化放在象牙塔里，只做学院式的研究，民族文化是无法传承的。”

　　四种力量———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一直在实践中舒展着对博物馆文化的思考。他的演讲交融着理性与情感，将博物馆文化归结为四种力量———民族凝聚力、历史穿透力、文明渗透力、艺术感染力，为听众一一道来。

　　2003年年初，“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引起“文化热浪”，席卷了申城。陈燮君的思考也随之而来：“一座崇尚精品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样的长队是必须的、优美的，是最动人的城市风景线。这个‘国宝展’，打动人的不仅仅是72件顶尖水平的国宝，还有伴随‘国宝展’而呈现的民族凝聚力。博物馆文化以其民族凝聚力，诉说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文物得之不易，知之更不易。上海博物馆入藏王羲之《上虞帖卷》就是一例。上世纪70年代，上博专家发现了此帖，但当时并未“识宝”，被冷落了3年。后来请来谢稚柳先生，反复鉴定，方才还其历史身份。探究文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陈燮君将其归纳为博物馆文化的第二种力量———历史穿透力。“博物馆的藏品穿透了漫长的历史，抖落了历史的尘埃，演绎着沧桑巨变，表达着岁月坦诚。”

　　抢救战国竹简，购回《淳化阁帖》……上博一直以实际行动尽力抢救国宝：“博物馆文化的第三种力量是文明渗透力，博物馆以这种力量解读中华文明，抢救文物回归，寻觅悠悠源头，追踪绵绵根脉。”“至于艺术感染力，则是博物馆文化的第四种力量。这种力量维系着艺术经典的宁静与理性，敞开了中华文明的纯粹与自觉，凸显了民族文化的品位与品格，守望着精神家园的传承与自豪。”

　　陈燮君既谈到了博物馆文化力量的张扬，也直言：“国泰民安安定和谐，是文物事业发展的前提，浮躁虚假急功近利，是文博事业的天敌。文博事业在轰轰烈烈以外需要更多的宁静、守望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