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应该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要以“有钱”定“快乐”。
编制国民幸福指数方案，是一个政策性、理论性很强的工作。既要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反映某一具体阶段政策导向的要求，又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经得住历史考验。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国民幸福指数的应用可能跨越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本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决定了我们不仅要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设计，还要基于未来信息社会的愿景，在指标设计上有一个“提前量”。
这里主要讨论一下理论上的“提前量”问题。我认为，国民幸福指数本质上是一个后现代命题，但也可以在现代性的范畴内得以应用。关键是要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这样才能经受历史考验。
效用与幸福的关系
现代性范畴的福利经济学，在福祉问题上总的立论，是把幸福问题纳入效用这一范式来处理。这直接影响了现在国民幸福指数设计的指导思想。必须澄清这个问题。否则就会造成误导。
提高幸福指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幸福首先是价值，而不是效用。美国国民幸福指数编制者卡尼曼在价值论上主张“回到边沁”，即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来重新理解幸福问题。抓住了问题的总根子。
效用只是一种中间价值，是实现价值的中间手段。手段与目的的背离，是工业化的典型特征。福利经济学把福祉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上，从根子上就偏离了价值核心。在工业社会，幸福与效用的矛盾还不明显；但对于信息社会，这就造成了根本误导，有钱不等于快乐，GDP不等于幸福，就是幸福与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现。
福利经济学缺乏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立的微观基础，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为微观基础，就造成了一个思维误区，似乎幸福问题只能在再分配领域解决，而不能在微观领域，在初次分配中解决。黄有光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
实际上，再分配确实是提高幸福指数的有效手段，但只有从微观机理上彻底说明幸福，才能把宏观经济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把国民幸福建立在市场机制的扎实基础之上。这方面卡尼曼做得比较好，福利经济学还缺乏对他的深入研究。
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关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效用与幸福关系的历史相对性问题。现有指标设计容易陷入一种误区，用反映效用的指数，抽象地与同一种幸福尺度进行比较。
事实上，国外大量统计测算表明，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的关系不同。在解决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衣食阶段）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小康阶段（住行阶段），效用与幸福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而在解决自我实现需求的大同阶段（国外研究中，进入门槛设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不等），当物质需求为主转向文化需求为主后，效用与幸福的相关性明显减弱。
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国民幸福指数在反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幸福水平时，就会造成混乱。我建议把全国分成三类收入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评价。对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要以“有钱”定“快乐”。这是基于幸福相对性的设计思路。
快乐与幸福的关系
从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国民幸福指数设计上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重大误区，就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至少是忽视个人快乐的微观测度。
后现代经济学理解的个人快乐，并不是从心理现象角度立论，而是从微观现象角度立论。社会幸福不光是个人快乐的总量累加（这一点不同于卡尼曼的观点），而是通过个人快乐这种微观机制，在制度作用下达到社会幸福这种宏观效果。这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性条件下，“个人快乐”被不正当地与物质欲望满足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个人快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欲望，而与感性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二是把它与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对立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当它从现代性指向后现代性时，从解决工业化条件下的温饱和小康到解决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时，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为本，从具体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弥合由人的异化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
反过来说，如果国民幸福指数设计的指导思想，还仅仅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人人忍受痛苦，社会才能幸福”的结论里，这样的国民幸福指数和目标状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未来就会缺乏国际竞争力。相反，后现代主义主张社会幸福要从个人快乐中自发生成，反对个人与社会失和的异化现象，主张在深层次扬弃矛盾，回到以人为本的路线上来。
自由与幸福的关系
从后现代角度看，最担心国民幸福指数设计缺漏的，是反映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的指标。这正是幸福问题最有特色的部分。之所以说幸福是一个后现代问题，是基于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两个转变，一是从追求有形的生存发展，向追求无形的幸福转变；一是从集中同质模式向网络分布模式转变。随着工业化完成、信息化兴起，幸福将内在地转向知识化、网络化。在这一背景下，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成为幸福的内在尺度。如果把这一点算漏了，国民幸福指数到了信息社会就会成为莫名其妙、毫无针对性的尺子，就会成为短命的东西。
我们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座标，就可以说明这个趋势。在“人口数量”与“（产品）选择种类”两个维度构成的座标中，需求曲线由右上至左下。曲线的左半部分，是多数人只有少数选择的“少品种大批量生产”；曲线的右半部分，是众多品种构成的无尽选择对应个性化人群的小批量需求。前者的基础是物质和有形生产，后者的基础是知识和无形生产。历史从左到右发展，用马克思和鲍曼的双重名言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就是著名的长尾理论。它说明自由是如何从知识化、网络化中产生的。信息化将大大增加人们的选择（选择即自由）。人们将以自由看待发展，以自由衡量幸福。
作为满意的幸福，在后现代状态中，就是实现一对一的供求匹配。那时，满意原则会高于最佳原则。因为（同质化）效用上的“最佳”，仅相当于（异质性）价值上的次优，即意味着大规模批量化地不对个人味口；意味着长远根本利益脱离当下现实。相反，那个时候，群众满意不满意，在经济上将日益表现为可否在无尽的“长尾”中，选择到仅仅针对自己个人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在政治上将日益表现为可否在无尽的“长尾”中，在“7天乘24小时”的电子政务服务中，找到解决眼前实际需求的方案。
国民幸福指数最精华之处，就是看它能不能反映这种未来的现实。因为它正是国与国角力的要害所在。能够在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满足“短头”需求后，由信息化主导长驱直入满足个性化的“长尾”需求的国家和民族，将得到最高的国民幸福指数。因为它们的国民，不仅“短头”需求—即根本、长远、普遍需求—得到满足，而且“长尾”需求—即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的需求—也得到满足。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国民幸福指数引导下，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