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到2.0阶段的互联网已经形成了功能非常全面的虚拟社会,现在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交换共享平台了,它还更多的介入私人生活和情感世界,满足人们在现实社会无法实现,或者比较难实现的社会需求和情感需求。
美国当代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即《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中,曾经很有前瞻性地预言了互联网的前景和可能遇到的问题,面对随着这些年来互联网迅猛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卡斯特最近也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了解决方案。
个人独立性的凸显
在卡斯特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尤其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相结合,构造了一个全面扩展的全球社会新形式,即网络社会。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性迅速扩展到全世界,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冲击,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空间和时间感受。
空间不再是固定的,成为了“流动的空间”,利用高速传播的音像信息,如现场直播、电视电话、无线手机、电脑互联网络等等,人们可以立刻进入到一个不同的空间,并参与其中。这也就导致了“压缩的时间”,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都能集中在一起、集中为同一个瞬间。由于减少了面对面的接触,人们也就变得更为独立自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解放感,个人独立得到了凸显。
认同感淡漠了
网络时空感受给很多人带来了解放和自由的感觉,却也潜移默化地使人丧失了历史深度和特殊的地区认同,使人们漂流到虚拟的数码文化当中。表面上看,信息技术使得社会的组织结合更为紧密有效,个人自由、个人能力也大幅度增长,但个人责任感和义务感却日益淡薄,自我意识日益脱离群体意识,传统的权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被无情地消解掉,导致了广泛而严重的自恋和孤独,社会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财富、科技和权力的网络所发动的全球化及信息化削弱了社会组织的权威和人际关系纽带。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空间、压缩的时间”里,时间节奏突然加快、人际交往抽象化、社会的极度组织化,反而带来了社会普遍失去控制的焦虑和无力感,人们迫切地希望找到一种凝聚的力量,来对抗信息时代所产生的高度风险、无限分散、日益抽象化的总体趋势。
建立国家认同感
卡斯特针对认同感淡漠提出的策略是建立国家认同感。他特别强调新的社会运动、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对于信息时代的驾御和控制作用。各种新兴社会运动,如环境生态保护运动、女性运动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对网络社会的弥补方式;这些运动和社会组织使人们重新认识并加强了自身的责任感、义务感以及性别认同和家庭纽带。
他指出,在充满风险的、高度抽象化、分散化的信息时代,国家权威是抵制风险、保障社会生活、维护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有效力量;在传统家庭解体、各种社会团体日益消解、文化与信仰遭受冲击的情况下,建立起恰当的国家认同感,就有可能驱除人们普遍存在的无力感,使得每一个体重新焕发出自身的创造力。
互联网自由与监控
卡斯特认为,没有哪一个科技本身是民主的,但是互联网有不受到政府、商业乃至传统媒体的控制的潜质。互联网给予人们更多的自治权,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沟通、自由表达自我而不受到权力的控制。我们经常讲自由,但自由的意味是什么呢?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技术,但对于自由的运用,完全取决于不同的人和社会。
对于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民族主义传播工具,卡斯特的看法是,所有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思潮,美国、法国,各个国家都有。互联网只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反照,它不是同这个现实社会相隔绝的,并不真是所谓的虚拟世界,就其本质来说,互联网就是社会本身。在现实社会中有法律,所以互联网也应该有法律来加以约束。
卡斯特曾经参与过很多很多关于互联网的工作委员会,几乎都与如何控制互联网有关。但问题是如何既控制互联网的同时又确保互联网的正常运作。聪明的政府不是去对互联网本身下手,而是去控制那些使用互联网的人,所以政府只是去监视互联网上的内容,而不是让互联网瘫痪。一个民主法制的政府不会去阻止信息的流动,它只控制发送不良信息的人。所以,问题还是在于人,而不在于互联网。
数码鸿沟的挑战
近年来,信息泛滥、信息爆炸的说法很流行,人们在互联网信息共享所带来的资讯膨胀中一时无所适从。但卡斯特并不赞同这些提法,他认为现在网络上的信息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还没有足够的信息量供有需要的人选择。人们想要获得资料的时候,总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所以问题是教育和能力,要使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找到它,如何使用它。而那些缺乏良好教育,特别是缺乏计算机和网络知识教育的人,他们会在互联网中不知所措。这就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提高人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利用互联网,而不要迷失在网络中。
卡斯特1987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到过上海从事研究。在2006年再次访华时,卡斯特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深表赞叹,但是他也提出,互联网增大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正如世界其它地方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数码鸿沟正在成为城乡差距、乃至贫富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尤其是当网络成为公共信息发布的首选之时,没有上网条件的地区和个人,信息获得就必然受到不利影响。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这一群体,包括农民和城市中无上网条件的居民,接近权力、文化,甚至从事商业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联合国、欧盟等多个国际组织曾经邀请卡斯特参与制订当前一些重大的跨国科技政策。针对全球化环境下存在的数码鸿沟,以及对社会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卡斯特的建议还是要加强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干预,制订相应政策,增加财政投入建设网络基础设施,使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平等地获得网络接入,从而平等地获得社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