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五周年专题之政府职能篇

　　本报记者　张军

　　提起中国入世五周年，政府职能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政府，如何“到中流击水”，开动市场经济这条大船，足以聚焦全球人的目光。

　　然而，要想说明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鲜活的数据永 远比冰冷的陈述更有说服力———

　　5年来，中国总共修改了2000多项法律法规，并废除了800多项法规；

　　5年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持续维持在9%上下，俨然已经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5年来，一个是中国的关税大幅度下降，现在已经下降到还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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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表示，五年前中国政府决定“入世”的战略决策，已然显著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转变：

　　首先从官员开始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决不是一首好诗’”、“这位记者提问像连珠炮一样，一点也不考虑我们老年人的承受能力”……

　　谁能想到这些风趣幽默的话出自12月6日银监会的一次严肃的发布会上？而且说话者是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又有谁会想到主持人介绍这位副主席时，除了他的专业水平外，还强调“他是我国著名书法家，对诗歌、历史、文学都非常有研究”。

　　或许不经意的说辞，透露出的信息，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刻意在营造的“轻松、随意、透明”的气氛。

　　这并非一个偶然的例子。官员是一切政府职能转变的开始和结束，而他们的变化，正在悄悄地传导到全球各地的企业家那里。

　　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表示，“当你和中国的领导人谈话，他们的领悟速度相当快，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全都是工程师出身。”同样深有体会的还有微软的比尔·盖茨，“当你会见中国的官员们时，你会发现他们全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你可以和他们进行数字化讨论……你面对的是一个聪明的官僚机构。”

　　专业化的官员，正试图打造一个开明和透明的政府形象。也就在过去的五年里，各级政府的网站如雨后春笋相继冒出，以前只在红头文件里出现的重要信息，越来越轻易地被普通人从政府网站上获取。

　　“在透明化、公开化方面中国政府做的，在我看来至少在90分以上。”北京WTO事务中心副主任、北京市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尧秋根如是说。

　　转型：从管制型到服务型

　　中国和欧盟因纺织品发生反倾销纠纷，商务部一马当先，充当谈判者；

　　联想在美遭遇“电脑安全事件”，中国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支持……

　　在过去5年里，商务部或许是中国政府最忙碌的部门之一。然而，令它忙碌的不再是发送一个个批文或者出台一条条规章，而是担任进出口交易活动中的“纽带”和“润滑剂”。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指出，中国政府正面临着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将由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到公共治理型政府，由全面型的政府转到信息化的政府，依托电子网络提升政府管理水准。

　　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政府正悄然地经历一系列变化，服务成为越来越浓墨重彩的部分。“除了为企业提供服务，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的话题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

　　政府服务职能向服务转型的另一个标志是，为民间组织提供生长的沃土。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报中称：“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文字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协会、商会等民间团体，但其间隐含的深意仍然不难领会。“政府要适应未来世贸组织规则的挑战，一定要培育发展社会中坚力量，行业协会、商会、民间组织。这个体系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扮演非常多的角色。”有关专家告诉记者。

　　挑战：后WTO时代如何应对？

　　“中国已成为多边贸易的受益者。”有关专家指出，但在五年的过渡期过后，中国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需要获得欧美发达国家的承认。”汪玉凯指出。据了解，截至目前，国际上已经有57个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然而欧盟、美国迟迟不对中国“松口”。“这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挑战。”汪玉凯认为，如果不在这些国家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某些方面依然要受制于人，“如果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一旦两国家发生贸易纠纷，我自己是享有定价权的，我说这个杯子两块钱，你来调查的时候是以我这个定价为两块钱为基础的，看是不是倾销。如果不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以他们调查的价格为主，而不是你自己说的价格为主。我们不掌握主动权，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挑战还不仅仅于此。国有企业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垄断等问题同样令中国政府挠头。尽管国家一直在酝酿出台《反垄断法》，但如果不先解决资源垄断问题，《反垄断法》也很难起到预期效果。

　　“市场的WTO进程即将进入第六个年头，而政府的WTO进程才刚刚开了个头。”有关专家指出，未来中国政府将主要完成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二，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不能增长过快，也不能出现增速过慢，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第三，调节收入分配，消除贫富悬殊的问题；第四，创造经济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
 
 

　　上图：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成功，大批外商以先声夺人的姿态抢占上海街头的户外广告媒体

　　农业：何时不谷贱伤农？

　　据说，当年在入世谈判时，农业曾是中国官员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农民和农产品会不会遭遇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然而，五年过去了，一组数字把当初的担忧化为泡影：198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在世界农产品贸易额中是1.8%，2003年上升到3.8%，2004年中国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超过500亿美元，大概是514亿美元，如果把欧盟算成一个共同体的话，中国在农产品贸易额方面的比重按照排序占到世界第四，如果把欧盟算成单个的国家的话，中国占到第八。

　　这个概况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农业不仅顶住了冲击，而且还在逐步显出自己的“狼性”。试想一下，五年前谁会料到中国的鳗鱼会占据对日贸易的主角？

　　“这五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农产品价格却升幅很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香港一位经济学家指出，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农业正在经历一个生产率和生产技术的革新。

　　然而，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是，中国的农业需不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有关专家把农业分成了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土地密集型农业。“在过去几年里，大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业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然而它并不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土地稀少国家的实际情况。”香港这位经济学家指出，更为不利的是，大米丰收反而导致“谷贱伤农”，农民收入受到影响。

　　在他看来，适当进口大米对于中国来说是明智之举。而这也是从北京到香港各地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

　　银行：中国的银行能否顶得住？

　　今年11月16日，广东发展银行与花旗集团为首的财团签订了相关协议，确定该财团为优先投标方，花旗财团将以3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广发银行85.6%的股份。

　　这是中外资银行博弈的一个最新版本。故事就发生在按照承诺，中国银行业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当月。银行业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所有限制将取消，外资银行将为中国居民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狼”真的来了，中国的银行准备好了吗？实际上，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大门早已徐徐打开：人民币业务先放开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入世一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两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三年内，开放昆明、北京和厦门；四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五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参股比例也早从承诺的15%提至20%。一道道大门打开，外资银行前仆后继地涌了进来：到2005年10月末，已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3家银行在华23个城市开设了238家代表处，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华23个城市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

　　而新桥、汇丰、ING银行、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苏格兰银行等先后以各种股权形式与中资银行建立联系。

　　“面对如此迅猛的冲击，中国的银行能否顶得住？”有关专家认为，中资银行的改革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都已上市，或许这会加速它们向现代化银行迈进的步伐。

　　电信：外资按兵不动？

　　按照协议，加入WTO的6年内，中国需取消在寻呼、移动寻呼、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等领域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在4年内允许外资在所有电信领域中持股可达49％，部分领域可达51％。

　　然而，时至今日，外资并未如预期那样蜂拥而至，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依然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等“国家队”。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电信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首先，中国电信运营市场的有效竞争局面尚未形成。电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网络产业，互联互通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稍有不慎便会影响服务质量，但在这方面，国内显然还没办法确保万无一失。

　　其二，“政企不分”依然令外资感到头疼。电信监管部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如何保障中立？

　　其三，中国电信企业实力渐强，令外资不敢冒进。据了解，中国移动已在全球电信业中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其它诸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其四，3G与电信市场重组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国外资本的政策风险加大。基础电信运营投资巨大，投资回收期长，国际资本肯定会审慎地选择进入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