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最近提出“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的话题，引起思想界热烈的反响。秋风、吴思、黎鸣都有不同回应。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仅限于刘军宁说的“文艺复兴从博客开始”这句话。
近年来，我一直对吴思抱怨，自由主义者对互联网视而不见。不知他们脑子里进了什么水。正巧因为自己的车送修，借了吴思的光，蹭了一回刘军宁的车，才有机会追问这位自由主义学者关于互联网的看法。当然我也谈了我自己的看法。
所谓崛起和复兴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带来一点新的东西。“文艺复兴从博客开始”这个命题，恰好属于我说的那种新的东西。刘军宁跟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大意是说互联网给了每个人说话、表现的机会，提供了小我的场所，提供了个体对个体交流的平台，是个性张扬的理想平台。我深以为然。
在当代，任何主义都不能脱离互联网
近来年我对思想界有一种观察，发觉许多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但好象互联网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都是第二次浪潮的东西，都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东西。
每一次文艺复兴都是某种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现在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好发生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才会发生这种规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离开这种背景谈任何事情会脱离主题，谈崛起和复兴也会看起来象是在重复历史。
刘军宁出的题目非常好——“文艺复兴从博客开始”。博客只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我们的未来所有的人民，都是网民。网民的生活方式和以前的人民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应该是多元化的。互联网的本质是把生产变成分布式的，把生活变成分布式的，把精神变成分布式的。但是我看到大家在谈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时都不谈互联网，完全无视网络的存在，这是对时代的不尊重，也是对近五十年历史的严重忽视。
网络已经提出了新问题了，自由主义应该要升级了。如果不能站在时代的前面，提出一种新的、有吸引力的人的主张，引领社会进步，文艺复兴和大国崛起就没有任何意义。
文艺复兴有赖于提出“人”的新理念
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实践中把纲领提出来，提出一种新的“人的理念”，它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就是个性自由。
提出个性自由的主张，首先意味着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都过时了。我们从伯林和施特劳斯对卢梭的清算里看到，互联网可以有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个性自由。我们对工业社会的反思和清算，应该从卢梭开始。
互联网的主题不是个人契约论，而是个性契约论。这有极大的区别。卢梭意义的自由是什么呢？是个人和个人为了交换，要牺牲彼此的个性。在这种可交换的自由中，人和人是同质的，没有个性的。我认为从卢梭开始，生发出两种自由概念，一个是社群主义的，一个是个人主义的，实质都是不尊重人的个性。个人主义很尊重个人但是不尊重个性，表现为通过精英贬低草根，不以人为本。从卢梭的指导思想来说，或者说社会契约论的指导思想在于，人和人为了交换要消除自己的个性，为此，一条路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一条路走向了个人自由主义。但只是个人自由而不是个性自由，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个性自由是指在扬弃个人与社会矛盾基础上，强调人的异质性的、不可通约的权利。它不是把人仅仅当作经济人，而是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个性自由是互联网的人性论结论
我们观察一下互联网的趋势，个性自由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博客就是信息社会个性化的开始。我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是要提出一种新的纲领，是用第三次浪潮带动第二次浪潮的纲领，而不是停在第二次浪潮的内部舔自己的伤口，更不是倒退几百年去复兴这个复兴那个。
以往的文艺复兴解决了什么实质问题呢？恰恰是提出了新的人的理念，是人的理念的进步。从自然人性进步到社会人性，从自然的社会进入了工业的社会，把社会的权利明确起来了，变为可以交换的权利。
我们认为从互联网开始，特别是大家从博客上可以看到的，是新的哲学，它正像是伯林所说的自由主义，或者是尼采和施特劳斯在批判卢梭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自由主义。这是新的概念，我说自由主义需要升级到这个地方。原来的自由主义都是1.0版的自由主义，互联网提出的是2.0版的自由主义。
当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时候，这种主张正在看到自己的力量：经济上，成千上万的财富都到了这里；政治上，草根迅速崛起，包括引起政治形态上的变化；意识上，引起文化形态中精英的衰落……都是不可阻挡的事情。这比所有学者加在一起的声音大得多。现在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在乱叫。我认为学者必须正视这种声音，倾听这种声音，尊重这种声音。我认为，如果我们有文艺复兴，也绝不是复古，而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继续往前走，提出个性自由的主张。
我注意到世界各国只提个人主义，很少提个性主义，在五四时期中国提出了个性主义，我认为要把这个文章继续做下去。这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未来也涉及到世界各国的未来，文艺复兴要求我们在前面去提出理念，而不是在后面追赶人家。
大国崛起有赖于话语正当性
说到大国崛起，我认为实际上话语权已经变了。要从“合法性”的话语，转向“话语正当性”的话语。合法性对应的基础是什么？是人民的概念。我认为话语权的基础不是我们说的“人民”，而是“人人”或者说“群众”的问题。
我们过去说的人民的问题，是指“四年一次”的问题，涉及的是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当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变得感性化和个性化了，人们更加关心眼前的问题，表面的利益，但是这恰恰是一种社会进步。从人民的问题变成群众的问题。如果这时候我们还在想着四年一次对人民的要求进行响应，这种纲领不可能带动任何社会运动进到21世纪。话语正当性是24小时乘上7天，随时随地响应大家的要求。网民24小时都上网，如果你一分钟不响应它，其他国家就可以在这方面从竞争力上超过你。
大国崛起的新逻辑在于：个人快乐达成社会幸福
以往的大国崛起，比的都是当时所在浪潮的核心价值。在农业时代，成吉思汗的大国崛起，比拼的是满足生存需求，谁枪杆子厉害就得到政权。工业时代大国崛起比拼的是满足发展需求，哪个国家有钱哪个国家就可以强大。但是今天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未来大国比拼的是谁能够更加满足自我实现需求，也就是给民众带来幸福。
未来的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一群人和另外一群人的竞争，比拼的是谁的幸福水平高。在比拼幸福的过程中，首先要消除什么误区呢？我们以往的概念是“人人痛苦达成社会幸福”。它强调每个人牺牲自己，每个人痛苦，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最后社会实现幸福。如果我们放眼国际潮流，这个逻辑正在被颠覆。现在变成什么逻辑呢？变成“人人快乐达成社会幸福”。
从个性主义的角度讲，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都在造成人的痛苦，造成中间利益的恶性膨胀。新的理念是：人人都快乐，最后达成社会幸福。人人都快乐，针对的是只让精英快乐，草根不快乐的状态。相反，一个不能让人人快乐而自由的国家要灭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话语正当性的问题，也就是草根的问题，或者说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的问题。
我们提出一个悖论，人人都不高兴，社会怎么会幸福呢？正如在第二次浪潮的时候斯密提出的结论，人人自利达成社会福利。今天我们过滤掉中间的推理过程，实际上是在走另外一种道路，每个人都要追求个人快乐，但是最后达成的是社会的幸福。这和工业时代要求人人痛苦达成社会幸福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
我推荐大家看卡尼曼东西，他很类似于斯密的那种逻辑。这种逻辑反对国家给别人画出社会幸福的虚伪前景，但是要求每个人承担痛苦。回到吴思的理论上来，他跟我说，他一直在研究官家主义。从历史看，官家主义的膨胀，既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皇帝的利益。用我的话说，官家主义就是中间环节利益最大化，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一个社会越是传统，越是反信息化、反互联网，就越会把社会变成“通过人人痛苦实现社会幸福”的扭曲状态；这样一个只有官家快乐而自由的国度，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
今天，当互联网出现的时候，网民完全有理由要求，不是每个人痛苦最后达成社会幸福，而是人人快乐实现社会幸福。让官家为人人服务。这是第三次浪潮带来的社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