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4日，由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上海市浙江商会和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的2007京、沪、浙知名民营科技企业家座谈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举行，主题为和谐、合作、创新、发展。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作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挑战》的主题演讲实录：

 
　　吴敬琏：我自己定了一个题目，《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挑战》，后来想这个题目很大，希望大家很好的讨论，但是我觉得题目很重要，对我们来说是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经过20多年的超常规的发展，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何克服困难，是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中国经济的辉煌可能就成为历史了，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应对这些挑战，克服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会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中国经济就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向前发展，也许可以说真正的中华腾飞就有望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想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说我们现在中国的企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们正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想就我想到的列举一些情况，过去20几年我们中国经济应该说按是一个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举世公认的，也许是我们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靠了一个什么呢？从我们企业来说是这么一种经营战略，它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发挥了我们具有一个非常人数众多的一个成本低廉而又素质比较好的劳动大军，这个比较优势。人口众多，而且中国人从来吃苦耐劳，比较守纪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因为在过去的体制下没有办法把它的潜力发挥出来，所以它变成一个包袱，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潜力发挥出来了，我想这是我们过去20多年来经济能够取得这么大成功的一个基本的因素。

　　但是这么一种经营的模式或者说我们经济的增长的方式，开发的比较优势是浅层的比较优势，这种经营模式有局限性，随着我们经济的壮大，这种经营模式它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于是我们近年来就越来越感觉到进一步发展受到了约束。第一个受到的挑战就是资源瓶颈和环境的瓶颈。因为用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发挥了我们劳动资源和比较优势，可是需要用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且对环境又是损害，所以近年来特别是21世纪，越来越感觉到资源方面和环境方面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重，环境的恶化变成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经济增长里面如果扣除了环境的损失，恐怕我们辉煌的业绩就大大的减色。一般的计算，联合国的计算、世界银行的计算和我们最近的计算，叫绿色国民经济研究项目的核算，大概明年的环境损失大概要扣掉三到五个百分点，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累进的，现在看来越来越显得严峻。

　　另外一个，不可再生资源的损失太大，以至于近年来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贱。”前两天跟钢铁业的朋友讨论，拿去年来说，去年矿石和其他的成本因素因为价格上升了19%，钢材的平均价格下降了19%。报上老宣传，说什么中国要掌握定价权，市场经济定价权是怎么回事呢？闹不清楚，什么是要掌握定价权，是不是稀缺程度越高谁掌握资源要价还非得不可，定价权怎么个权法，不知道。这是第一个问题，是跟这种模式有关的，因为我们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在于资源投入。

　　第二个问题，我们面对一个挑战优势，低价的、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我们经济学家有一个争论，前两年人口所，经济学家有一些说法，他们做了很多调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刘易斯拐点已经临近或者出现，刘易斯就是美国有一个黑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说工业进程就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大规模转移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需要转移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这种情况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这个蔡坊教授的观点是有争论的，西方多数研究工业化过程、研究城市化过程的人都不同意蔡坊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农村有大量的剩余的青壮年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我跟西方教授也有过讨论，双方的意见有一点恐怕是一致的，就说后来刘易斯学说的继承者，就是费景汉他们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话，公资是涨不起来的，因为工资是取决于所谓劳动的边际产品，如果是无限供给的话，边际产品是零甚至是负的。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说蔡坊这个观点不对，他们的理由是现在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应该转还没有转出来，可是他们也承认这些转不出来的是因为他们不适宜城市的工商业或者他们有家累或者因为文化水平太低。所以这两点意见不断有多少争论，有一点大概是共同承认的，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他的表现就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而且已经连续几年平均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在上升。我们民工工资偏低还有别的原因，除了供给的原因，还有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是一个无组织的群体，他们在和厂房和资方在谈判的时候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个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不管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个现象都在发生，不管是技术工人荒，普通劳动力也短缺。我们近些年有成本低廉、素质比较好的劳动大军，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我们靠工资成本低来壮大我们的企业，来赚钱，今后就会越来越困难。

　　第三个挑战，就是全面执行WTO规则。现在过渡期已经过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连成一片了，我们中国的企业面对着国外企业在我们国内市场上激烈竞争，另外在国际市场上对于中国的投诉、倾销审查这些正在越来越变得严峻起来。

　　第四个问题，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看来正在进行调整或者将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都会加大我们企业的压力。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汇率。过去我们为了支持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在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大幅度贬值以后一直是保持在一个低汇率的状态下，到了21世纪初期，当外汇存比大量增加，双黑子大幅度增加，这样的情况之下升值的压力就提高了。在经济学界从03年开始就有很大的争论，包括政府部门，可是一直占主流的意见就是坚决不升值，这种情况在去年有了改变。看来汇率的机制市场化的进程会加速。因为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这种时期，通常的应对办法，开始都是坚持不升值，保持原来的汇率形成机制，就是低汇率政策。但是后来日本、韩国、台湾都汇率市场化或者自由化，就是说把汇率形成机制放开，中央银行的入世干预频率降低，允许浮动的幅度放大，甚至完全放开。

　　从去年开始我们这方面的过程好像在加速。

　　我顺带说一句，就是从21世纪初以来关于汇率问题的争论在报刊上讲的都是我们的贸易伙伴跟我们之间的争论，其实在政府内部和经济学界内部，争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不是国际收支问题，针对的其实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出口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是用低汇率去补助这些出口企业，还是让汇率更富有弹性，给这些出口企业以压力，促使他们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其实着眼点我们内部的讨论其实在这个地方。而在大家所看得到的从报刊上讲的，都是中国要升值，后来美国也加入了，后来欧盟也加入了，又加上从04年以来民族主义、要扛住外国的压力，又讲到那个问题上了。其实我想我们汇率机制要市场化首先针对的是经营模式和市场增长方式要改变，这个问题上政策要做什么调整。我们汇率机制市场化解决不了美国人的问题，那个问题不是我们的汇率市场上就能帮他解决的。但是要使得我们自己的企业更加具有活力，技术的革新、产品的升值更有压力、更有动力去进行自己企业竞争力的加强，从这个角度看，我不知道中央的决策根据是什么，从我来观察这是必须采取的步骤，就是让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而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在当前的情况下肯定人民币就会升值，这个当然对我们的企业来说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政府的政策调整就是所谓资源价格改革。资源价格我们经济学家通常讲的是说要素价格，要素价格没有市场化，而且采取了低价政策，这是从计划经济以来一直延用的一种政策，这是不符合我们改革的要求的。不是说改革了建立市场经济了，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也就是说自由形成的价格制度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像去年的3月6日胡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里讲的，我们所谓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这个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也就是说要素的配置不是市场机制栽培植，那跟我们改革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去年以来发改委一再强调了，我们资源价格偏低，而要素的一个部分是资源价格偏低，要素价格这个部分要改革，要市场化。

　　大部分来说这个价格是要往高处走的，但是现在信号也很乱，最近成品油降价，报上一片欢呼，这是一种利民的政策，从我来看我觉得挺奇怪的，像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成品油价格在世界上处于很低的水平上，比美国还要低，美国就是被全世界的人骂成品油价格太低，美国成品油最终价格含税量大概是30%左右，我们只有10%几。像我们这个国家成品油价格下降一片欢呼，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利益的。把两个事情混起来，一个事情是群众的利益当然是政府所应该关心的，一切工作都要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人民的利益有短期利益、有长期利益，有局部利益、整体利益，短期利益看得太重，就很容易损害自己的长期利益。跟另外一个事搅一块了，就是石油公司有一些对他们的特别政策，一开始99年改革的时候就定了的，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一升这里马上成品油价格就升，那边降了这边慢慢降，这是不合适的，这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你的最终价格，最终价格主要的问题是含税量，不是石油公司把钱赚去了，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准不可交易的商品，是一种战略物资，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所以要考虑他的外部性，所以政府要给他加一个税，来限制他的消耗。因为计划经济是一口大锅，所以总是把资源价格压得很低，因为税都在国有那口锅里，你原材料价格低了，纯收入就转到最终产品，最终产品还在国家手里，所以就采取了一种生产资料低价的政策。

　　这种情况肯定得改变，因为我们的资源损耗太大，比如说为什么在几年时间电解铝的加工能力一下就增长了200%呢？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二滩发了电没人要，结果就给了打对折的办法，对高能耗、高电耗企业的电价打了对折，所以搞电解铝的企业就显得赚钱，其实如果用国际市场价格一算的话那个玩意是不赚钱的。一方面我们进口氧化铝的价格大量上升，我们就是加了电进去，而电价是没有算足。所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投资的损失和国际贸易上的损失。这种情况根据发改委的发言人，好像最近还有人讲话，今年资源价格改革要大幅度的推进。这样由原来价格低估，改变让它市场化，肯定这个资源价格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的企业会得到资源消耗成本的提高。

　　我想我们企业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怎么能够提高附加值、能够提高盈利性，企业自己要做很多努力。

　　关于怎么做，我讲过多次，大概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的社会化。

　　第二个问题，避免用一个简单的打价格战的办法和一个原距离、多元化的办法去改善自己的经营，而要有一个正确的经营战略。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改进管理和提高执行力。我想我们很多企业家都讲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是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有一个怎么为企业的创新、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问题。应该说现在企业提高竞争力面临的环境不是那么很好，有些方面需要前社会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还有我们的商会，像工商联，来把这个环境搞好。

　　现在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建设市场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问题，今天报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金融的发展和改革，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怎样，那个里面讲的比较抽象。从各地的情况来看，金融系统的薄弱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看到一些非常好的创新的苗头，但是这些企业的发展还是很慢的。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金融机构。相对比而言，凡是风险投资进入的比较多、工作比较好，还有私募基金进入的比较多、工作比较好的，企业当他具有某种竞争力的时候可以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方面显得特别薄弱。当然其他方面没有形成的还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

　　第二个问题，法治问题。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就有两个问题了，一个是立法问题，一个是执法问题。首先说立法，立法虽然有些进展，但是总觉得立法太慢。《行政许可法》，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国务院也非常重视，但是执行起来耗量并不得力。按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过去已有的行政许可，除了一百几十项之外都已经作废了，但是实际上现在新设立的行政许可多得是。第二个是《物权法》，这是一个市场依据的基本法律，竟然有这样的曲折，叫人难以设想。今年三月大概可望通过，但是前两天有一些教授解释，最后的审议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为了避免争论，还是拿掉了。

　　最近通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也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三届努力，现在总算原则通过了。就是这些市场机制的基本法律立法太慢，而且有一些意识形态的障碍，甚至在我看来是挺奇怪的，这种障碍居然有那么大的阻力。我不是说不能发表意见，有的教授认为伪宪，甚至觉得这个法律是不能通过的，这是一个权利，他可以发表，但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应该有一个主张吧。

　　另外就是执法，执法比立法的问题好像还要大一些，司法的地方化这类问题。还有一些行政性执法，当然那个任意性就更大。

　　我们工商联的领导同志们做了一些尝试，最近这个争论好像已不争论告终，这个大概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问题。这方面怎么能够营造一个好的气氛，这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