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重构正在急速演化，其中潜伏和异化出的非理性、情绪化民主和个人化、风格化“信息乌托邦”倾向已需要我们给予高度的重视。

如果说柏林墙是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标志，信息网络就是后冷战时代最突出的标志。其影响已无可阻挡地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并引致我国的“公共领域”范畴发生深刻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两会”期间所发生的基于信息网络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的变化足以说明这一点。

从２０００年，深圳市人代会期间推出的市民直接向人代会提交电子提议，到２００４年８月上海市政府开通的“市民信箱”成为上海市民参政议政的“虚拟通道”；从郑州人大会议期间开通的“人代会博客”到全国和地方“两会”期间兴盛而起的代表博客热，再到众多媒体通力合作的“我有问题问总理”保留项目，以及各地“两会”期间正在普及的电子签到、电子表决、委员提案ＢＢＳ、会议同步网上直播等网络技术手段，网络结构的扩张和分散化正在为在电子空间实现公民就多项公共事务展开“多对多”形式的沟通、对话铺平道路。

正如１９９６年弗里德兰所指出的：“正在急速扩展的对网络工具的接近权开始创造公共空间，在那里，信息和建立关系的新形式能够散播。这使得加强基层民主组织及其向新一代公民群体增长和延伸得以实现。”这种基于网络结构的直接的商议的实践对话，所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社群，还是真实而多元的讨论社群，使个体在获得有利的人际关系的同时，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间的信任水平，构建起公民表达群体意愿以及参与解决共同体事务的机制，进而发展出有助于实现更大规模民主治理的“多元论述的公共领域”。改变后的公共领域将成为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也将成为人大代表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补充。如果处理得当，它将成为我国“现行政治保存”的一种稳定剂。

事实上，西方国家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公共领域”的重新建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就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它通过一个双向的通讯系统，使居民只要在家里点击鼠标，就能对地方分区、建设高速公路等市政建设和其他社会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还可以参与讨论和发表广播演说。瑞典也早已实现网上直播国会会议和各种审议会，国会议员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直接向选民阐明自己的政见，同时也可以直接听到选民的反馈意见。加拿大、英国等国从政治创新的角度，在政府网站上开辟专栏，在政策制定和调整的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广泛吸收和募集民众的意见，进一步扩大议会和政府行政部门决策的社会基础。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重构仍处在急速演化进程中。虽然我们尚不能预言它将会发展成怎样，但其所潜伏和异化出的非理性、情绪化民主和个人化、风格化“信息乌托邦”倾向仍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未来如何真正构建出一个哈贝马斯所憧憬的理想沟通情境的“公共领域”，需要社会各界一起有针对性地、小心翼翼地设计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