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当代建筑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注：本文为萧默《世界建筑艺术史要》（即将出版）第四分册第三章“情感的呼唤——当代建筑”中的第四节）

四 美国的清教思想及其衰变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提起过美国的地理、地缘及文化的多元包括清教思想的有益作用等优势，促进了她的高速发展。那么，什么是清教思想呢？

所谓“清教”，并不是一个新的宗教，而是被一部分基督教新教教徒虔诚信奉的一种价值观，起源于德国马丁·路德和法国加尔文在欧洲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更多受到加尔文影响的一个教派。起初参加这个教派的主要是英国人，倡导教会改革，要求净化（Purify）教会，希望按照圣经本义的原则生活，所以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1524年，英国人丁道尔把新约圣经译成英文，可以说是清教的开创者。但清教徒在英国遭受过历任君王的迫害达一个世纪之久，一度逃亡荷兰，以后回到英国，继续受到排斥和迫害。1607年，第一批乘“五月花号”轮船的英国清教徒驶向美洲，旅途中，他们定下了《五月花号公约》，作为自己终生的信条。以后，大部分英国清教徒都到了美国，英国的清教运动反而衰微了。所以以后人们所说的清教，一般都指的是美国。

清教精神大致可归结为：1，崇尚“天职”。起源于清教的“职业”（calling）一词就含有“天职”的意思。Call即呼唤之意，意指神的召唤。他们将自己在尘世间的工作，当作是响应上帝的召唤，也是自己的一种宗教修行和敬拜。加尔文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将关注点从天国拉回到人间，从来世拉回到现世，从中世纪的消极出世变为适应于现代社会的积极入世。中世纪的人认为，人所以要辛苦劳作，乃是因为人类因原罪而遭受的惩罚。加尔文却宣称工作着是快乐的，对亚当而言，伊甸园中的工作不过是游戏或娱乐罢了。2，肯定营利。加尔文反对中世纪只承认神职为神圣，认为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职业都是平等的，无分高下，从而肯定了企业家、商人和工匠们的信仰价值和社会地位。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开拓和征服，创造利润，扩大再生产，使财富不断增值。清教徒引用《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说明挣钱就是天职：主人给了三个仆人各一笔财富，其中两个赚了钱，连本带利还给了主人，第三个却生怕把钱弄丢了，把它埋在地下。主人对前两个仆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第三个仆人则责骂他又恶又懒，“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显然，加尔文从圣经中找到了根据，证明他的思想是合乎基督教义的。3，提倡禁欲和节俭，过一种圣洁、理性的生活。要珍惜时间和资本，限制消费，精打细算，严格记账，把省下来的财富用来扩大生产。清教徒认为：不是纵欲和贪婪、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公司制和股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最早出现在清教思想占优势的国度荷兰和美国绝不是偶然的。4，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权，人人都要尽职地完成自己的义务，诚实守信，同时勇敢地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与此相应，也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回报，维护社会公正，扶持社会公益。

18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清教徒约翰·卫斯理牧师的一句名言可以说是对清教精神的精辟概括：“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美国清教徒的奋斗，大大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的突飞猛进。正像世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承认，就精神层面而言，清教精神就是美国立国时期的核心精神和渊源。韦伯在他的书中就展示了清教徒严谨而高尚的情操是如何转化并体现为一个国家立国的传统和遗产的。《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美国宪政的基石，诸如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和人权、民主、自由、法制等美国文化精神，都深受清教精神的影响。1876年法国人赠送给美国、立在纽约曼哈顿半岛和哈德逊河口附近的自由女神像，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

1931年美国确立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歌词（原诗作于1814年）中也有“我们信赖上帝，此语永矢不忘”之句。罗斯福总统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中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改变了这一块土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命运。”美国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引领了以电话、电灯、内燃机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世界第二次产业革命和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内容的第三次产业革命，都与清教的进取精神有关。

美国早期领袖的人格特质，都能见证清教移民的专诚、感恩、律己、敬天、爱人、谦卑和忍耐。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在1775年第二次大陆会议上被全票推举为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华盛顿接受了任命，却拒绝了决定发给他的工资。历经八年苦战，几次路过家门，却没有回去过一次，为美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当1783年独立终于到来时，舆论和他的部下要求推举他为国王，却被他愤怒地拒绝了，主张共和，并解散了全部军队，命令军人全都回家去，因为当时的美国已没有力量给这些军人发薪了。他自己也辞去了所有公职，安静地回到他的农庄继续过他的农场主生活。直到六年以后，1789年被全体选举人推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并连任一届，为美国又工作了八年，被尊称为美国国父。出身于贫苦的清教世家、曾当过十年印刷工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清教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是美国印刷业、媒体业、政治制度、外交思想、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奠基人之一，还发明了避雷针。在独立战争中他放弃了一切研究工作，毅然投身战争，甚至不惜与身为州长却是保皇党的惟一儿子断绝了关系，曾几次代表殖民地到英国谈判，以后又参加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并反对奴隶劳动。70岁时担任美国驻法大使，名垂青史。在他的墓碑上却只刻着一句话：“这里埋着一位印刷工”。他们给美国人的恩惠非常丰厚，具有难以磨灭的价值。他们虽然具有如此崇高的品德，但富兰克林却就一些我们以为不屑于公开提起的事比如借钱给别人一定要记帐而且要计算利息这一点来说，也是十分较真儿的。他认为，如果借出的钱不记帐或到期不去讨还，那是对借款人的不尊重，而且不符合清教道德。他们一切都要求诚信，遵纪守法，既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美国的官员也比较清廉，而且受到舆论和法律的严格监督。美国的成功者也具有奉献精神，以向社会回馈为荣。哈佛大学及无数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济贫院等等，都是这些成功人士以私款兴办起来的。直到今天，美国各种基金会林立，到处可以招募到义工，也都是以此种奉献精神为基础。当今的美国，95%的企业都向社会提供捐赠（中国当前只有5%），财富排行榜与慈善排行榜几乎一致。拥有500亿美元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2003年就立下遗嘱，要将98%的财产回报社会。世界第二富豪巴菲特也要将其99%的财产捐献给贫困学生和各种公益基金会。好莱坞的许多优秀电影，也都贯穿着一种捍卫和保持人的尊严和正义的高尚精神。

这种精神也贯穿在现代建筑中，追求理性与合理，强调多、快、好、省，标准化、专业化、精确化，以工业化代替手工业、以工厂预制代替现场制作，形式要简朴，功能一定是首先考虑的，必须合乎实用，而且讲求经济。柯布西耶就称赞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在你们的工作中经济法则占着超然的地位，数字的精确性与大胆的幻想结合起来。”

但是，到了二战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经济问题已不在话下，观念也产生了转化，开国期的清教精神已变得比较模糊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提出消费主义的恶性发展和存在主义对人的价值观的冲击来讨论。

消费主义在19世纪末的美国已经出现，但当时的消费冲动还主要流行在上层的少数人士中，以一种低层次的“炫耀”行为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到了20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则扩大到更多的人群，成为“大众消费”。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的GDP达到了全球56%（中国当时只有4%。随后十几年，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复兴，美国的GDP的比例虽有所下降，总量却更大了），美国人弥漫着一种对前景的乐观情绪，消费主义更加膨胀，并更加非理性化。

百货公司的邮购目录成了人们“理想的归宿”。公园、舞厅、沙龙、电影院、赛马场、体育馆和剧场充斥着人群，美国式的音乐喜剧和百老汇的娱乐舞蹈盛行，廉价通俗小说热销。广告更对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出现在大众消费杂志和电视、互联网上，影响极大，给人们尤其是妇女和青年带来时尚，最后把他们都变成为消费者。家用电器、时尚服装、高档化装品、减肥药品和器械、消闲旅游、汽车和高级住宅，都通过媒体灌输给人群，激发起他们的高消费欲望。人人都以为消费的主动权在已，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商家和广告操控了。电影里呈现的豪华生活也成为人们的憧憬。信用卡和赊销使消费过程更加简便。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的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促使超前消费更加发展，储蓄率大幅下跌，许多人成为“卡奴”。总之，人们已不再认为勤俭创业是美德，当前的耳目之乐的享受才是根本。

消费本身并不是坏事，生产的目的毕竟在于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用这个策略也同时达到了双重目的：一方面有助于避免生产过剩，保证生产的持续发展和提高就业率。同时社会也因此而稳定，工人会因此而放弃对社会的制度性抗争。

随着消费主义的膨胀，主流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照《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的分析，消费主义是以一种“幻觉剂哄动”取代了新教伦理。是“……美国社会高消费经济状态下新的购物习惯的发展，及其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准则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侵蚀”，“消费冲动”代替了“宗教冲动”，信仰危机在美国也已出现。此时，存在主义思潮适时泛起，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一种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以个人的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为主题的文学和哲学思潮。尼采、索伦·克尔凯郭尔、叔本华、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都可以被看作是其先驱。早在1881年，尼采就宣称“上帝死了”。20世纪中期则以法国文学家和哲学家萨特（1905∼1980年）和作家阿尔伯特·卡缪为代表，在美国和欧洲流传广泛。

存在主义最著名的宣言是萨特的格言：“存在先于本质”。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听到萨特的答案：“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意指人首先存在着，在这世界上遭受各种波折——而后界定他自己。”这句颇为拐弯抹角的话就白了就是，除了个人的存在之外没有先于此人的天经地义的道德或身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即本质）都是人在生存中自己创造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由他人制订的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也说是说，人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人有选择的自由”。萨特又说：“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

萨特还故意歪曲了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的原意，把原本表达凡是存在的事物都可以找得到其所以存在的“合理”的解释即“有果必有因”的认识论真理，歪曲为凡是存在的事物的“本身”就是“合理”的。于是，小至夺财霸妻，大至屠犹虐囚，都是铁板钉钉的“存在”，岂不也都变成为“合理”了？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人有选择的自由”，“行动吧”，天下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消费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合流，使传统美国精神受到了极大冲击。在年轻人中，“嬉皮士”、“朋克”、“雅皮士”、性自由和所谓“垮掉的一代”，在二战以后都纷纷出现了。由于消费主义的恶性发展，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突出，美国不到全球5%的人口却消耗着全球25%的能源。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各国签订的限制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偏偏却是总排放量居世界前列（居首位的是中国）、人均排放量更远居首位的美国拒绝签字。在外交上，为了一已的利益，实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甩掉联合国、先发制人、双重标准、硬行对别国输入它自认的惟一真理的美国式的自由、民主，都不能为世界包括它的一些传统盟国所认同，而遭到了广泛的厌恶。尤其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抵制，弄得它四面楚歌，穷于应付。这种种当代的“美国牛仔式思维”，归根到底，应该都与存在主义有关。美国的这种变化，随着美国硬实力的强大，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欧洲。当然，也不能不提到，事物都有两面性，美国的这种种行径，也与清教徒容易走极端的一面有着关联（美国人最缺乏的就是中国儒学的“中庸”）。当代美国仍有60%的人信奉清教，对于一些普通美国人来说，往往认为四处伸手干预他国内政是在维护公正。

话扯得远了，但并非无因，因为要真正了解建筑，就得了解它产生的背景。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对“先锋派”所产生的极大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发生作用的。

有人说，只有古代建筑才具有“艺术性”，才是一种“文化”，现代建筑是由技术决定的。难道上面谈到的这一切都不是“文化”？而“艺术”却正是“文化”的外现。让我们就来看看在这种文化态势下，当代西方建筑艺术的一些景观。

……

二 中国建筑文化面临的挑战

（注：本文为《世界建筑艺术史要》全书结语）

在作者写作《中国建筑艺术史》“引论”时，曾引用过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史学新潮流的代表人物、英国史学理论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的话：“对于在20世纪上半叶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怀疑的趋势，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过于强调对个别的表面现象的详细描述，认为历史就是“经验所揭示的纪录或事实”，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对待史料，以直觉的方式处理资料，试图在它们（和只在它们）之间推导出一串逻辑严密的因果关系链，而相当忽视整体的、一般的、宏观环境的理性分析，并认为这就是历史学所能做的一切。这些，都已被怀疑为是否完全正确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也说：历史实际上有两种，即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和另一种深藏的、沉默的、并且常常是隐秘的历史，前者以它频繁的戏剧性的变化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而后者实际上无论是它的观察者还是它的参加者都没有察觉到它的历史，它很少为时间的持久侵蚀所触动。”他们所强调的整体的、深藏的“历史”是什么呢？据作者的理解，就是“文化”。

本书写作的指导思想，就基于他们的启示，强调揭示影响建筑发展的宏观社会因素尤其是人的整体心态，把文化纳入于生动的历史的活的躯体之中。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尝试，而且非常不够，但在作者心中，已隐然产生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本书“总序”中提到过的：既然各时代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不同，是产生那么多不同体系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形式建筑的根据，那么，现代和将来各种文化的不同，当然也就是决定各地域各民族建筑艺术存在的根据。所以，中国的新建筑文化，就理应既是时代的，也是中国的。

但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们却发现，在不少优秀建筑师正在沿着创造新建筑文化的道路奋力拚搏的同时，却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协和音程：在一部分建筑师那里，建筑的本体精神已日渐失落，作品的文化和艺术品格日益低下，不再把地域和民族特性放在眼里，而被斥为复古、落后。各色各样从洋人那里移植过来其实在西方都已经或正在抛弃的以“先锋”、“前卫”、“新潮”、“实验”为名的所谓“先锋派”，也都一股脑儿地涌进来了。“标志性建筑”成风，以显示“政绩”。大广场、大型商务中心、豪华的行政建筑、耗能惊人的公共建筑、欧陆风、高尔夫球场风……，这种种现象，应该说，极大程度上都与中国当前的大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人们说“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建筑，是一点也不假的。

歌德说过：“世界与人类历史的本来的、唯一而且最为深远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之间持续不断的纠葛，其他的一切都从属于此。”对照这句话，可以说，我们已出现了信仰危机，一种最可怕的整体性冷漠！自古中国就十分缺乏宗教精神，早从“五四”以来，人们开始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斗争，以后又经过50多年前开始的历次运动，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却把我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给反掉了。如今，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似乎已太过遥远，传统似乎也成了保守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种信仰严重流失的状态。按一位学者的说法，形成了“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即“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之中” 。在太多的人那里，“诚信”二字也早已不存。总之，我们已过于“现实”了。

而信仰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仰或是信仰扭曲，必会走向堕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信仰或者信仰扭曲，也必然没有前途。在本书中，我们已看到了太多的例证，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例如美国的立国精神清教伦理，就支持了美国的高速发展，现代主义建筑倡导者们的社会责任感，就促进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革命的发生。

出路在哪里？显然，应该从大环境的改造和重建做起。这是一个极大的题目，绝非笔者所能，也并非本书主旨，只是肤浅地感到：我们应该继续深化改革，加强体制建设，绝不能走回头路。同时，要重新树立起我们的信仰，从根本上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中国原本就有的非常优秀的、绝不亚于清教精神的、却被我们抛弃了将近百年的原初儒学（不是被董仲舒及各代统治者扭曲的以“君尊臣卑”为纲的官学化的异化的儒学）及其继承者的成果中，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神内核，乃是以求实进取为主的一种积极乐观的奋斗品格，一种常以适应乃至顺应外在力量为表，以利用进而驾驭外在力量为里，体现为一种坚韧不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天”代表为外在的一种主动的力量，生动流转。古人把这种宇宙运动的壮丽场景，以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人类进取的豪迈精神结合起来而“自强不息”，正代表了我们民族性格中最核心的精神。

比西方从乌托邦思想开始的时代（文艺复兴）远早得多，原初儒学早就有了“天下为公”的理想。孔子就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近全世界各种宗教开了一次“世界宗教大会”，探讨人类共通的一种和谐精神，结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被大会全票通过为这种和谐精神的最好表达，虽然原初儒学并不是宗教）。这些思想，在经过现代化的转化以后，都可以成为我们得以复兴共产主义的伟大信念，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极好的思想资源，也可以对我们勇敢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种本质刚健的精神，却又绝没有陷入于粗野，乃是以深沉自信的含蓄方式，凝炼于深层的民族心理之中。“刚中而柔外”，“柔丽乎中正”，刚柔互济，相摩相荡，体现为特具深度的内在力量。刚柔的结合，则特别注重于“和”，就是对立双方在运动中互相作用所达到的高质的“和而不同”。在艺术包括建筑艺术中也就必然倾向于对和谐、单纯、明净与典雅风格的向往。孔子赞扬《诗经》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温柔敦厚并不排斥文采，使艺术陷入愚鲁，只是要求文质相应，所谓“文质彬彬”，故《礼记》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将生动饱满的整体气势，表达于收敛、含蓄、委婉曲折的方式之中。所以，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阳刚力度内涵，总是体现在阴柔的亲切之中。

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不像人们往往渲染的那样保守，《易经》就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乐观地认为事物绝不会在变化中瓦解，反而只有通过变通更新才能常存。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体裁，篆隶真行草等书法品类，还有秦汉建筑之朴拙、隋唐之雄浑，明清之富缛，都是通变之道的例证。

原初儒学具有永不懈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非常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原初儒学人的高尚操守，对于当代中国，也不乏积极的意义。

儒学以其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认识到人自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将天地自然纳入人心。天地自然的运行无不和谐，顺应自然，以自然规律即为人生规律之参照的中国人，不但在艺术精神方面，强调不过分突出人工斧凿痕迹，追求与自然相一的天真烂漫，“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而且对于应对当代显得更加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但原初儒家并不是禁欲主义者，只是更加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与和谐，一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肯定“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又骄傲地声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热爱艺术，在齐国听了一场《韶乐》，竟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原初儒学响往的那种身心和畅，物我两得的健康生活。可以说，原初儒学这种既积极入世又超脱飘逸的生活态度，及其倡导的不走极端的“中庸”思想，比起美国的清教伦理来说，更加棋高一着。

儒学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已根深蒂固。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近百年来，原初儒学的这种精神却一直被无辜地与封建礼教捆绑到一起，扮成为背负历史负面文化“原罪”的角色。但是它从来也打不死，几上几下，却更显光彩。所以，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与其被看作为两个互不相容的对立概念，毋宁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辨证的关系。有的学者已经说过：“发达国家借助硬实力的强大，利用全球化，将消费主义文化推广成一种普世价值，消解着穷国的民族文化。但事情显然还有另一面，东方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在物质资源和能源越来越稀缺的大背景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取得不亚于西方话语权的价值认同。”甚至认为“东方价值将是完全的信息化状态或后现代状态中，最有生命力的价值体系。”

即就建筑而言，中国传统建筑强烈显现的人本主义、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重视与地域文化的结合，以及许多具体处理手法如建筑的群体布局、空间构图和特色鲜明的造型手法、独特的色彩表现、装饰与功能的结合及其人文性……等等，其水平之高超，处理之精妙，意境之深远，皆突现在世界之颠，甚至远远超出于某些现代建筑之上。如果能从中真正探求到其精神之内核，对于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也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参照座标。

中国人有很多全球公认的优秀品德，坚毅、奋发、自强、智慧、尊重家庭，重视教育、勤劳、节俭、忍耐、宽容。中国人的智商在世界也居于高端。中国这些年的超高速经济发展，正是这些品性得到了一定发挥的结果，而这些，又无一不与原初儒学几千年的薰陶有关。中国的精英力量，虽历经沧桑，也从来没有丧失过自信。即便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也说过：“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随着大环境的优化包括体制的改革（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品格必将显现出更为惊人的力量。精神将转化为物质，软实力会转化为硬实力。原初儒学的这种诉之于人之追求善良的内在本性的精神，比起借助于外在“神召”的清教伦理才得以形成的堪称优秀的美国精神，只要在保持原有卓越的同时再虚心地进行自我更新，将毫不逊色，甚至还可能超过。在中国已取得世界侧目的成就，国际地位大大上升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盲目崇外，并一味地自我贬抑。

当然，我们所说的中国品格并不止于原初儒学，也包括常常令外人称羡的中国其他优秀的文化传统。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曾判定儒学传统于中国现代化无益。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又断言：虽然中国一度繁荣，但是却将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消费支出，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但事实就摆在面前，同属儒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现在更加上中国大陆这一条大龙更快的崛起，以及华人在世界一些国家经济中所起的甚至操控性的作用，已证明他的判断有误。难怪美国社会学家柏格早在1984年在台北演讲时会说，他常常在想，如果韦伯能死而复生，站在台北的大楼顶层看看窗外，一定会说：“嗯！我是错了”。如果韦伯今天能来到中国大陆，他将更会惭愧无地。

所以，我们正不必遗憾于中国宗教精神之缺乏，更不必止于遥拜美国的清教伦理，就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就蕴有宝贵的资源，只要剔除掉其中因时代之限制而不适应现代的部分，比如等级观念、人治传统、轻忽工商等等，再经过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转译”，就可以变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思想财富。说真正的“东方不败”就是我们的原初儒学，是不会有错的。

我们还应该感谢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的精神财富以及现代科学文明对我们的馈赠和激励。如果我们能把原初儒学的思想精华与我们从世界文明中采撷的精华融合起来，几十年以后，我们将可望真正骄傲地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并站在前列。当笔者勉为其难地写作的这本《世界建筑艺术史要》即将搁笔之际，望着窗外北京刚刚经历的近年最大的一次沙尘暴以后仍然灰蒙的天空，笔者想到，到那时，我们的天空将再现蓝天白云，环境将更加清新优美，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将更加适合于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优秀的传统精神将得到新生，社会将充满一片祥和。到那时，再回顾我们当前的一些景象，我们将一定会更加自豪，更加充满激情。

在《中国建筑艺术史》那本书中，笔者在10年前写的最后几句话是：“凤凰涅槃，火中再生，是何等的壮丽！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常新常在，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大交融大重构中，是必显出更加璀灿之光华。”笔者愿意把这几句话，也作为本书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