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参加市两会的代表、委员，都聚精会神，认真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

　　这样，也多少给新闻记者提供了采访代表、委员的便利。

　　据了解，参加本届两会采访的新闻单位有二十多家，记者有五十来人；他们大多来自中央、省驻厦新闻单位以及本市新闻单位，也有个别境外媒体。 

　　在这些新闻记者中，有不少是新手，他们大多第一次参与两会的采访。因而，我有个担心，生怕一些代表或委员，因种种原因，以“无可奉告”打发新记者的采访。于是，在会场内外，我一遇见认识的记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采访顺利吗？”结果，他们个个笑逐颜开：“行呀。”“有没有遇见‘无可奉告’者？”“没有。个别代表、委员答不上来，是因为他们对记者所问的问题不甚熟悉。可见原因还在我们记者本身，即我们所提问题不甚对路。”

　　由此看来，我是有点杞人忧天了。

　　但是，曾几何时，“无可奉告”的确成了我们新闻界一个头痛的问题。不是吗？以前，一些代表或委员，看见新闻记者，要么退避三舍，要么答非所问，要么“无可奉告”。“无可奉告”的原因有种种，比如，一些代表、委员，自身素质不高，说是开会，其实是凑会，生怕一旦说错话，会贻笑大方；还有一些代表、委员，有内才，却缺乏口才，口将言而嗫嚅；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代表、委员，习惯讲空话、套话和“政治雅语”，生怕言辞犀利，祸从口出。

　　这些年，政治文明建设步伐加快，于是，一方面是代表、委员的素质明显提高了。他们之中，一种高度的履职履责、参政议政思想和行为共识业已形成，那便是高效、积极、务实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情怀。它的出现，既是吻合时代政治文明要义的必然，也是一种成熟、理性的参政议政风格形成的阶段性标识。《厦门日报》记者赵琳，从参加集美代表团讨论现场，给我发来短信说：“在集美代表团，面对镜头，争先恐后发言的，都是农民代表。他们切入主题前，都说自己很‘土’；可一旦切入主题，个个都讲得很好，都不讲空话，都没有一般化的表态性的表达、口号式的表达，而大多是率性的表达、直面事实的‘犀利化’的表达。在这些农民代表面前，我感到语词的匮乏。”

　　当然，另一方面，在建设政治文明过程中，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总结过往的工作实事求是，部署今后的工作从实际出发，谈任务不空泛，讲措施不笼统。更重要的是，他们已懂得新闻舆论的重要性，从全国两会到我市两会，从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到刘赐贵代市长代表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都强调要“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我想，这绝对不是一般化的场面上的表态。昨天，我参加湖里代表团的讨论，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庄亨浩，就在会上说：“何立峰同志任市委书记以来，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他支持新闻改革，行事低调，极少宣传、突出个人；但他又重视新闻舆论在推动工作、促进工作方面的作用。我市新闻单位，也十分注意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推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方面，新闻单位功不可没。最近，《厦门日报》发起的‘我为文明城市添光彩’活动，对有些问题的讨论，就很好。比如重提公交车上让座的问题。”

　　从今年元旦起，外国驻华媒体，无须中国政府批准，都可以到除西藏、新疆外的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自由采访。我想，这是中国政府自信心大大增强的一个重要性标志。当然，这种自信心，是建立在对老百姓文明素质提高的认知上。没有老百姓个人文明素质的提高，政治文明进程也就没有了承载和寄托。反过来，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又会促进老百姓文明素质的提高。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为本届厦门两会代表、委员面对新闻记者，从容镇定，包容淡雅，而深感骄傲与自豪。因为，随着厦门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升，我们与国际友人，在与海内外媒体的交流、交往，也日趋频繁。如是，我们的市民，我们的官员，我们的人大代表，我们的政协委员，能够坦然面对海内外记者的镜头、话筒，那真真是媒体幸甚，人民幸甚，城市幸甚！

　　厦门市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