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署《监管合作备忘录》附函，旨在联手打击跨境证券犯罪。外管局也加大了查处违法违规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管理。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特别是人民币稳步升值创造的“无汇率风险”的国内经济环境，推动了全球的过剩流动性输入，带来大量资本流入，包括投机资本，不断推高资产价格。加大对跨境资本的管理，包括对资本流进特别是非贸易性的、非QFII的证券投资资本的流入的监管，显得非常重要。国际经验证明，当资本大规模流进推高资产价格后再大规模流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往往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泡沫经济危机，给新兴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教训是：金融自由化不是自由放任。当年日元在压力下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境外资金大规模流入，推动房价及股市持续大幅上涨。资产价值持续上升预期下的信用膨胀，资本管制放松和汇率大幅波动推动的资本流入，不断推高资产价格，支持了泡沫经济时期投资过剩，成为以资金维持投机的方式。资产泡沫导致金融泡沫，泡沫经济就这样形成了。而当年日本政府政策在资本过度流入，资产价格不正常上涨，“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时刻，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上存在严重失误。

　　日本政府政策的失误表现在：在接连放弃对金融业的种种限制后，未能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金融监管措施。例如，1990年日本政府宣布对不动产业信贷采取“总量控制”时，不少大银行我行我素，继续通过其子银行向不动产业扩大贷款，而日本政府却对这种明显的违规行为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先是不动产价格暴涨，最终则导致不动产价格暴落、金融机构破产的联动性恶果。由此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是：金融自由化不等于金融自由放任，在放松限制、制度转型时期，相应的政策和新的制度的配套运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监督和管理。

　　另一方面的失误是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低资金成本提供了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机会，没有对过剩流动性进行及时管理，错过了金融紧缩的时机，资本大规模流入股市、房市、土地等等，资产价格泡沫急剧膨胀。货币政策试图通过低利率转变资本流入的态势，没有即时提升利率，提高资金成本，遏制资产价格的恶性膨胀。央行反而把法定贴现率从5％下调至2.5％，使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8倍，扩大了流动性。低利率不但没有阻止资本流入，反而在日元不断升值的预期刺激下不断流入，进一步支持了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最后泡沫破灭，“银行不倒”、“地价不降”的神话破灭，日本经济深陷困境。

　　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成为日本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管理失误，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危机原因之一。

　　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也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过快时放松资本管制，金融市场开放与内部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的健全没有同步发展，对资本流入缺乏有效监管，银行和企业借了大量的短期外债投资房地产，造成空前的空置率。房地产业制造的经济虚假繁荣，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资本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积累的风险越来越大。发现这些问题的外国资本利用金融体系的漏洞，乘机袭击了泰国的外汇市场，引发整个资本市场的恐慌性资本出逃，爆发了全面经济危机。最后，危机波及整个东南亚乃至日本、南韩和俄罗斯，全面结束了靠投资推动而不是要素增长的亚洲奇迹，也结束了日本带动亚洲经济成长的“大雁”时代，东南亚各国经济全面衰退。可见，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是扣动亚洲金融危机的“扳机”。

　　纳斯达克2001年的崩溃，也是美国经济此后两年多低迷的开端。亚洲金融危机后，大量资本流进华尔街，推动高科技产业和纳斯达克市场的快速发展。当高科技遭遇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的变化，信息产业存货大幅上升，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投资大幅减少，产业结构出现问题，最后纳斯达克市场大幅下跌，“新经济无周期”的神话寿终正寝，美国经济全面放缓。

　　近代爆发的经济危机无疑都与资本的流动有关。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开始，证券投资资本恐慌性外逃都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投机性资本在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的推动下加速流动，是泡沫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中国现阶段应该深入研究日本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如何摧垮了日本经济，研究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投机资本的推波助澜、雪上加霜的破坏性，研究全球化、信息化的新趋势下，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如何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设计与自身的发展相适应，与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程度相适应的改革开放的战略，特别是在金融业不断开放，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资本不断流入的大环境下，加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监管力度，在推进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全球自由流动进程的同时，也避免遭遇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