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用最传统的生意方式，创造出互联网的另一个世界
二十多年前，在一没自然资源、二没外资的情况下，一批只有初中文化的浙商，凭借务实、团结及独到的生意头脑，硬是把浙江变成了一个市场生产大省。“温州模式”、浙江模式由此喧嚣一时，浙江也一跃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引领者。
同样让人惊讶的是，在1990年代末新经济浪潮袭来之时，“传统的”浙商们同样显现了惊人的创造性与想象力。
历史上，浙江经济的每一步跨越，都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浙江经济的发展动力来源内部，来源于众多的微观浙江企业个体——那些既传统、又敢于冒险的浙商们。现在，《互联网周刊》发现，浙江的草根型CEO们，他们对新经济同样迸发出让人惊讶的热情：这里，没有“海归”，没有漂浮的“未来概念”，也没有“烧钱”的习惯……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他们似乎有些“土得掉渣”，这是一群像“农民”一样的投资人，他们像传统商人一样的精打细算，他们住在破败、陈旧的写字楼里，但他们的商业嗅觉像鹰隼一样敏锐，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赚到钱的机会。
在这里，互联网或者与传统经济相互融合，或者成为商人、农民手中便捷、实用的电子商务工具。浙江似乎创造了另一个“互联网”，一个与新浪、网易、搜狐，与炽热的web2.0们迥异的互联网世界……
浙商们究竟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将传统的小商品生产、“中国制造”与时髦、多变的互联网商业对接？互联网如何成为浙江草根经济新的推动力和助推器？ 为了寻找答案，本刊记者深入到浙江杭州、温州、宁波、义乌、永康、金华等地，与各级政府官员、浙商、投资人士乃至基层的工人、农民面对面，探求浙江民营经济与新经济碰撞的适与不适、激情与梦想。互联网的另一个世界
浙江的草根型CEO们，正在用最传统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做着最“土”的生意。
本刊记者 李洋
由于感冒，孙德良的声音有些沙哑，讲话时他故意把头别开，怕传染给别人。自从网盛科技作为第一支互联网股票在A股二板上市之后，他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刚从北京赶回杭州，两天后又要飞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孙德良仍有些不习惯，但也乐得借用媒体来替他做免费的“宣传”。作为一个年销售额6000万元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和CEO，他的节俭近乎苛刻。到目前为止，他还是跟员工一起到食堂吃饭，上班坐公交，遇到急事才打车。“这个人很朴实，平时没什么兴趣和爱好，是个一心干事业的人。”中国包装网创始人龚经强这样评价。
在浙江，在这个“小商品、大市场”的世界，却有一大批像孙德良这样迈着小步做大事的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互联网就意味着浮躁、娱乐、创新、时髦、烧钱以及火箭般的市值增长和降落。但浙江这批草根型的CEO们，正在用最传统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做着最“土”的生意。这群人以及他们的生意就像是互联网的另一个世界。
草根CEO
如果说草根是浙商的一个特征，那么在互联网上也不例外。丁磊、陈天桥、江南春、马化腾、马云……这些出身浙江的互联网大腕们，没有一个人留过洋，却几乎支撑起了中国互联网的大半壁江山。
“做互联网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你虽然有留洋的背景，但是不了解中国，你到这来跟我们竞争，你有弱势。”孙德良对《互联网周刊》说。对于那些在各自领域里颇有名气，却不为互联网业同行熟知的行业网站们而言，这种草根性更加明显。他们自身形成了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多少都有些关联。
程素华带着他的三四十号人挤在杭州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办公。这是一座三层结构的跃层，他的总裁办公室在顶层，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屋子。程素华本是孙德良在创业之前的同事。1997年，在原来的互联网公司倒闭了之后，他俩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创建了现在的中国化工网。而在网盛科技上市之前，由于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意见不同，作为第二大股东的程素华便将股份如数卖给了孙德良，拿着几千万元再次去创业了。
2004年，他全资组建了中华机械网——现在是浙江机械行业里数一数二的网站，目前大概有40多万注册会员，年收入几百万元左右，未曾拿过任何第三方的投资。程素华在局促的办公间里挪动着椅子，笑着对《互联网周刊》记者说：“我们曾经也有一百多号人，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办公，但是感觉这样花钱太快了。”
拥有千万元资产的程素华，在计算钱的问题上却格外仔细。他说，等团队调整完毕之后，就会再回到写字楼去办公。而事实上，他在杭州的繁华地段拥有一层自主产权的写字楼，却把它租给了别人。
这些公司的发展大都没有借助任何外力，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因此他们格外谨慎。孙德良与程素华的简朴并不是个例。在2003年就已实现了盈利的全球纺织网，办公环境也可以用简陋来形容。CEO丁建军在一个由木板隔起的顶楼上办公。他的办公室很大，但几乎没做什么装潢。丁建军的心思也并不在这个上面。年初刚刚成为公司大股东的他，准备重新整顿公司团队，以求在现有业务上做出突破。
双童的网络传奇
浙江的行业网站现已过千，大约占据中国总数的60%～70%。它们涵盖的范围和领域非常广泛。浙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密集型的行业网站，与本地经济形态密切相关。浙江的企业中99%为中小企业，数目超过了100万家。浙江人善于在市场中寻找发展的机会，以小和量取胜，相互间协作精神极强，从而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服装、纺织、机械、五金、塑料和化工等多种产业集群，外向型经济特征十分明显。
汽车驶进义乌，一栋栋厂房林立。著名的浪莎袜业的厂区，在周围那些新企业的厂房掩映下，竟也显出了几分陈旧。在北苑工业区，袜业、工艺品、吸塑厂……到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义乌双童吸管公司的董事长楼仲平，几天前刚搬进了新办公楼，院子里还有几处未完的工地。坐在他宽大而气派的办公间里，楼仲平向《互联网周刊》介绍了他依靠网络致富的一段故事。
尽管文化程度不算高，但楼仲平思维敏捷，讲话很有条理。与其他义乌当地的老板不同，他不会打牌、打麻将，也没有其他爱好，却对电脑和网络情有独钟。在他的工厂里，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者都配备了电脑，信息化程度较高。
中国的吸管业几乎被义乌垄断了。楼仲平从1994年开始从事这一行当，到了1997年时双童还处于较小规模，跟当地的几百家吸管厂一样，只有4台机器，两间民房。但楼仲平没有像别人一样，前店后厂式地在小商品城里练摊，而是想到了用网络做营销。这一年，国内还没有成形的B2B公司，他就通过雅虎的联盟推广广告来刊登信息，发展外贸。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大批的吸管厂倒下了，而楼仲平却因为做外贸积累了一些资金和优良客户，活了下来。
到了2002年时，外贸已经占据了双童吸管100%的业务份额。这时，当地做吸管的工厂基本就剩下三四家，他趁机垄断了整个市场。但是，他觉得不能单腿走路，便开始在国内市场打自己的品牌，并采用阿里巴巴作为他的国内外推广平台。楼仲平每年在阿里巴巴上投入的钱大概有十万元，但回报却不止这些。他现在每年的产值已接近两亿元。
自从采用了网络营销方式，双童吸管厂实现了不出差办公，由于这一行业的客户分散，如果出差拉单的话企业吃不消。“现在我的业务员单纯多了，不用油腔滑调，也不用四处拉关系。他们要做的就是收邮件、打电话、发传真。”楼仲平说。
吸管属于家庭日用品，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类似的传统产业要拓展市场、发展生意，就要借助新的手段。阿里巴巴和网盛科技的诞生并不是出于偶然，很多其他的行业网站正是在这样的基础和需求上诞生的。
在永康，那里的五金工具生产业十分发达，一个村可能只生产一种螺丝，而其他村生产另一些配件。同样，宁波的轴承是很有名的。“一个机床公司不可能投入各种流水线去生产配件，有些东西是要拿出去加工的。这样，浙江的一些县和村就变成了大工厂。”程素华说，“对于行业网站而言，联系这些客户就非常方便。”
每个行业网站都不是为了搞互联网而做互联网，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在为传统行业服务，是一种服务型的公司。如果用“鼠标+水泥”来形容它们，那么，水泥的成分要远多于鼠标。
高速路上的手扶拖拉机
“我们做的并不是电子商务。”丁建军说，“现在行业网站只是为大家提供了供销信息的平台，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网上交易，要在线下做很多事情，就像携程一样。”在他看来，环球纺织网更像是一家专为纺织行业服务的公司。丁建军本人是学纺织外贸专业出身的，对行业了解很深。
一件事情改变了他对网站后续发展的思路。创立之初一天晚上11点多，丁建军还在单位加班，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国外的电话，询问有没有阻燃纤维卖。对方问，“我没有注册，也没有付费，你是否可以帮我找几个这方面的供应商？”在丁建军告诉他是免费的服务之后，老外还主动要给他提供佣金。类似的事情让他意识到，其实完全可以从采购方赚取服务费用。在他的网站上，经常会有面料采购方委托他们来找供应商。“只要做到足够精和专，就可以赚这些服务费。”但是，丁建军也承认这一难度还是很大，因为纺织涵盖的范围太广了，他打算先从几个熟悉的领域入手。
在浙江，超过一半的行业网站都是盈利的，而且几乎是从创办就开始盈利。但他们的生意模式却并不新鲜，基本都是会员+广告；网站也没有很多技术含量，实现门槛很低。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将此总结为，触网的浙商都是在“用做传统行业的劲头来对待互联网，用开手扶拖拉机的心态来开汽车”，不喜欢玩概念，只会踏踏实实地做事。
“跟现在80后创业的人不一样，我在创业时都已经30多岁了，因此十分谨慎。”中香网创始人、董事长蒋伟华说，创建网站的事情前前后后思考了好几年，酝酿了很久，做了充分准备，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终于在2004年10月正式上线。
他当时只投入了10万元，惟一的员工是一个实习的小姑娘，负责做页面、接电话。“当时很多人都笑我的网站很土，就是几个静态页面。”在香料行业做了很多年积累下的客户和经验就是他全部的资本。在网站做好之后，蒋伟华并没有急于运营，而是做了很多准备——在其他网站做了很多链接，并在搜索引擎方面做了一些排名上的投入，“在正式运营的当天，就接到了一笔订单。”现在回想起来，蒋伟华仍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由于香料行业的产地分散、没有自主品牌等特性，中香网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行业网站的路。他公司的20个员工中，“每个人的专业都不同，都是能够独挡一面的专家”。他们负责摸清采购商的需求，与之签订合同，等对方资金到位后，再去向供应商提货，并贴上中香自己的品牌发给供应商。中香网自己拥有一个五六百平方米的仓库，与银行和物流公司都有合作。它算得上是一个真正实现了在线交易的B2B电子商务公司。去年中香网已实现收入1000万元左右，蒋伟华预计其今年的营收大概在3000~5000万元左右。
龚经强在创办中国包装网时，并不是白手起家，已在包装行业小有名气。他在1989年就进入了包装行业。1990年，他发明了一项能快速胶黏、又无毒无味的淀粉胶黏剂，获取了两项专利，并成为浙江省重点攻关项目。紧接着，龚经强下海成立了“龚式黏合剂”加工厂，每年产值千余万元，现交由他的夫人管理。
龚经强的爱好颇广。他把玩着桌上的一个明代古董说：“当年我搞互联网时，很多人都不理解。”那时，他30多岁，资产过亿。做行业网站对他而言，是一件既好玩又实际的事情，因为“互联网行业其实在成本方面比传统行业具有优势”，能够帮助他把主业做大。1999年，龚经强在孙德良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包装网，二人的交情也一直延续至今。该网站从2002年便实现盈利，去年销售收入已达900万元。
其实如果把眼光放大到整个长三角地区，会发现更多同类型的互联网公司。比如，位于南京的中国制造网，已在外贸行业内闯荡了11年，从焦点科技公司做技术起家，从事综合类外贸B2B电子商务业务已8年的时间，目前的注册会员人数已经达到100万，其中海外会员过半；而用以衡量实际营收的收费会员数也已近万人。这样的规模在外贸类B2B电子商务平台当中，实力已不可小觑。中国制造网总裁沈锦华对《互联网周刊》讲解其业务模式时，一直站在传统产业和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是他早已养成的服务习惯。
江浙资本触网
另一些浙商没有亲自去搞互联网，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商机。
被誉为“民间天使投资第一人”的刘晓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1983年，17岁的刘晓人从临安昌化的老家走出来，拿着500元开始了工艺品生意，刻鸡血石、做根雕，走街串巷卖这些工艺品，左手上留下了伤痕累累的见证。后来，他又做起了饭馆、茶楼生意。依靠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精明的头脑，刘晓人在传统行业积攒起了一笔财富之后，又做起了投资生意。
几个信任他的朋友一直跟着他做投资，开始只是投资入股一些传统行业的小工厂，渐渐地他把目光移到了互联网上。两年前，他在几个互联网小项目上尝到了快速、近100%的回报后，激起了他投资互联网的极大兴趣。互联网再次唤起了刘晓人的理想，“这就是我的第二次创业”。去年，他组建的红鼎创投正式宣布进军互联网。
目前，中国的风险投资人大都拥有海外背景，受过专业而资深的教育。很多人不禁要问，刘晓人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土”商人，怎么能玩得转？刘晓人不懂互联网，但在这个中年人身上，展现了像年轻人一样旺盛的求知欲和接受力。他每天都要阅读很多名人的博客，看人家读些什么书。他在拼命补充专业知识，慢慢向这个圈子靠拢。
“我投资就是看团队。”在刘晓人参股的一家位于杭州清河坊的茶楼里，他一边饮茶，一边对本刊的记者说。多年从商，广结朋友，使他善于判断一个团队的优劣。“我要看他在哪所学校，学什么专业，为人如何。”他用的都是一些土办法。由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搞起的Web2.0网站蚂蚁社区，是红鼎正式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务实的刘晓人认为，与实际商务多关联、为百姓生活办实事的互联网在未来最有前景。
刘晓人在新浪上开了名人博客。他敲字很慢，每发一个帖子都要查半天字典。和义乌的楼仲平一样，你在听他们讲述一些道理时，都不会意识到他们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土老板。他们的思维非但不保守，反而比一般人更跟得上社会的发展。
把眼光投向互联网的传统浙商，并不只刘晓人一人。商业嗅觉一向敏锐的温州和宁波商人，纷纷开始筹建创业投资基金。林阿信与刘晓人一样，也是在传统行业打拼了多年的企业家。他是温州“炒房团”中最有名气的“炒房”大王。18岁开始创业，从小商贩做成了包装机械公司。去年，他和刘晓人一样投入了三千万元正式成立了创投公司，落户上海徐家汇。温州人的民间资本近三千亿元。房地产、煤矿、棉花、石油……前些年，温州商人拿着花不完的钱把他们认为有商机的东西都炒过了一遍，现在他们的目光紧盯向互联网。“温州的民间资本即使有百分之一转化为风险投资，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林阿信说。
在宁波，当地知名的房地产公司浙江天德控股，也开始转战互联网。其名下成立的创投公司，最近用1000万元对一个名为职友集的网站进行了首轮融资，后者是一家做职位招聘专业搜索的Web2.0公司。本次融资完成后，天德控股将有一人进入职友集董事会。这家公司还在寻觅更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的小规模创业公司”。
红杉资本中国首席合伙人沈南鹏认为，面向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的这些浙江民间创投对产业而言是一个积极信号，“私人资本走向这个领域，将会大大刺激创业投资市场的发展”。继“炒房团”后，有人用“炒网团”来形容这股资本势力，越来越多的浙商开始关注互联网，他们最终究竟会如何影响和改变这个产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悬念。
一位省长的互联网实验
茅临生为浙江农民搭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网上社会”，电子商务对农民不再遥不可及。
本刊记者 李洋
农民周进良坐在他的办公间里，在电脑前收发电子邮件。在使用了浙江省农业厅的公益项目“农民信箱”，以及一款向网上自动发布信息的软件后，他就再也没出去跑过生意，只是坐在家里等网上订单和电话，“每天就有好几个”。
此时正值3月下旬，窗外，田地里的油菜花已经开了，却没有连成整片—这几年，像周进良这样有头脑的农民，都开始根据市场需求有选择地种养，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种些传统作物。
周进良办的是一个野鸭养殖加工厂，拥有4层的加工厂房， 联结订单养殖户500户，年销售额近两千万元。在浙江省海盐县当地，他算是个人物，不仅是因为他的富裕，还因为他是当地第一个使用互联网来做生意的农民。
SOHO办公的野鸭王
1999年，周进良开始了养殖生意，先后养过蜗牛、蚯蚓和野鸭等多个品种，主要供给附近地区的饭店。那时正值互联网萌发，他尝试着“弄”了一个网站，把产品信息放到上面。但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访问这个网站的人非常少，收效甚微。2000年左右，周进良在当时还免费的阿里巴巴网站上收到了第一笔订单，一个来自福州的买家要5000只苗鸭。周进良乐坏了，这是他第一次把生意做到外省去。
接下来的几年，他淘汰了以前的几个养殖品种，专做野鸭生意，并逐渐把重心从养殖转移到加工上来，使得产品更适宜远途运输。为了使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周进良还申请了绿色食品认证，但是这一认证对饲料的要求极高。他只得四处向人打听绿色饲料卖家。
2005年，浙江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广农民信箱，曾经在互联网上尝到过甜头的周进良，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在农民信箱中，每个农民都可以按实名制申请账号和密码，与其他农民互通电子邮件，甚至还可以直接给各级机构主管发送邮件。由于一些农民不会上网，该信箱还与手机进行了绑定，农民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接收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该信箱网站上还具有一个供求信息平台，并对外部开放。
周进良发现“这是个好东西”。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他便在农民信箱的供求信息平台上找到了无公害饲料的卖家，“我要什么饲料就直接发信给他们，他们手机上一下就收到了”。他还把野鸭产品信息刊登在这个平台上，并配合一款名叫“商务快车”的信息发布软件，将介绍和页面地址作为广告发布到大小门户网站上。周进良得意地说，通过这种方式，他已把野鸭产品最远卖到了沈阳。
到现在为止，周进良的企业没有任何供销人员，订单全部来自网上。有了互联网之后，他把精力全部放在了生产方面。他的整座办公楼几乎没做什么装修，位于二楼的加工间却十分现代化。为实现绿色认证，他马上还要购买一套自动屠宰设备。短短几年间，这个曾蹲在田间对着月光浇棉花的青年，已通过互联网和自己的勤劳，把惆怅换做了一番事业。
精通互联网的省长
茅临生并不认识周进良，但他却帮助了无数个周进良。
在这位浙江省副省长稍显简陋的办公间里，他兴致勃勃地给《互联网周刊》的记者演示了“浙江农民信箱”(www.zjnm.cn)的诸多功能，甚至还谈到摩尔定律、Web2.0和电子商务等许多领域的发展趋势。
茅临生对电脑和互联网的深入理解令人惊讶。这不仅在同级别的政府官员中屈指可数，就是在他的同龄人中也是不多见的。据他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茅临生每天都要亲自查阅和回复来自下级和农民的电子邮件，并花费一定的时间了解最新的网络资讯。
2005年9月22日，茅临生主张推广的公益项目“农民信箱”正式付诸使用。这是他在2004年由杭州市市长升任为浙江省主管农业和科技的副省长后，就一直在构思的事情。
浙江人的务实性在身为官员的茅临生身上有着体现。与某些政府网站“走走形式”不同，茅临生说，“我不追求什么点击率，而只是要让它真正被用起来，让农民感到实用。”依据多年跟农民接触的经验，他亲自搭建了系统的初始功能框架。
参与此项目的浙江省农业厅信息产业处副处长戴守勤说，他为此没少在茅省长的办公室里吃盒饭。有了基本框架后，茅临生还多次派人下去走访农民的需求，充实整个系统功能。“农民都是很实际的，如果没有效果，他们就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茅临生说。
茅临生充分利用行政职能，通过在省、市、县、乡、村层层设立联络站点和联系人，用网下的实际行政管理把网上的项目推广出去。农民使用实名注册，并经过审批，确保了平台的真实性和诚信度。“农民信箱”的点对点、点对群发送功能，大大提升了政府办公的透明度和效率，同时还为农民提供了实用的供求信息平台。
“农民网上社会”
“其实很多农民都不会使用电脑，甚至连怎么开机也不会。”湖州市杨墩村团支部书记沈国民是该村的信息员，他经常要帮助农民在网上查看和发布信息，“我们村几乎每户农民都有手机，他们通过短信也能接收信息。”
事实证明，这个“农民网上社会”的愿望并不是一纸空谈。原本设定2008年注册用户突破100万的目标，现在就已经超过了140万。很多农民在这个信箱上尝到了甜头。茅临生每次从农民那里收到反馈的电子邮件都十分欣喜，并亲自回信给对方。
去年6月，在杨梅熟透了的季节，浙江的许多杨梅种植户却非常焦急。由于杨梅的保鲜期只有短短的几天，如果没有按期卖出，将会造成很大损失。茅临生要求在农民信箱上举办“六月杨梅红”专场，效果非常好。黄岩永宁果业合作社董事长彭加英，试着在“农民信箱”的供求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信息，没想到短短几天之内，前来洽谈杨梅业务的就达到了25人次，成交了黑炭梅5吨，净盈利1.3万元。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农民信箱”只是农民走向互联网的“孵化器”。“将来，他们还可以用一些商业网站把生意做得更大。”在茅临生的设想中，这个平台还要让更多浙江以外的人来使用，因为很多产品是跨地域的，可以帮浙江农民“把柑橘卖到北方去，并从新疆买来最便宜的原料”。
发现互联网“放大器”
茅临生为什么如此钟爱和了解互联网？这个故事还要从八年前说起。
“我做梦都想富，就是不知道怎么富。”1998年，茅临生担任衢州市委书记在农村调研时，一位农民这样对他说。这出乎茅临生的意料。他原本以为，农民最缺的是资金，贷不到款才是最大的问题，但没想到，他下乡走访的许多农民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最缺的是信息和技术。
那一年，统战部部长带了一批农业专家来到衢州，茅临生把专家所在招待所的电话公布给农民，结果由于打电话来咨询的人太多，这些专家都忙到很晚。见此状，茅临生提议在隔天下午专门组织一个现场答疑会，听到消息的农民蜂拥而至，问了专家很多问题。
农民对信息的渴求让茅临生颇为触动。于是他想出了办一个“农技110”的主意，让农民有不懂的就打电话咨询。后来，他还为农民办了一份农技信息报纸“农家乐”。一次，报纸上登出了一个“把佛手嫁接在橘树上”的消息，有很多农民把报纸剪下来向专家咨询具体做法。
但报纸上的信息不易保存。两个月后，茅临生在陆续尝试了电视、电话、报纸等传播手段后，不由得想到了当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于是办了“农技110”网站。那时，茅临生几乎满脑袋装的都是如何帮助农民找到更多供求信息的事情。他在网上发了一条帖子，请教别人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农民把农副产品卖出去、如何能吸引更多的人到风景秀丽的衢州去旅游、怎样帮助当地吸引更多的来料加工生意。很快，他就收到了很多热心人的邮件，出了很多主意，给了他一些网站的链接。
对于具体帮助农民选取哪个网站，茅临生很慎重。他亲自组织下属在四十多家网站上做实验，在一个周五的早上八点同时发布一批农产品供求信息出去，最后，阿里巴巴凭借最多的询盘数目，走进了他的视线。
在阿里巴巴还不知情的情况下，茅临生已经开始推荐农民使用这个网站了。那段时间，一些敢于尝试的农民真的通过网站卖出了家禽、卖出了水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时阿里巴巴还不知道，看到许多卖农副产品的信息感到很奇怪，有一次竟把它误当作垃圾内容删掉。”茅临生笑着回忆起初次跟阿里巴巴打交道的那段时光。
在衢州对互联网的接触，让茅临生对互联网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2年，茅临生担任杭州市市长一职。那时，很多市民反映，“12345” 市长公开电话总是打不进去。于是，茅临生推动开发了“12345，短信找政府”，使“12345”电话增加了短信功能。为了更好地实施电子政务，执政为民，茅临生搞起了市民信箱，政府直接发信息服务到市民，让市民直接发电子邮件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杭州开发了全国第一个市民邮箱之后，许多城市也纷纷效仿。
2003年非典的艰难时期，杭州市旅游、宾馆、餐饮等服务行业都受到了打击，外贸经营者进出国门困难，业务受阻。于是，茅临生号召中小企业上网做生意。2003年4月30日，他亲自到阿里巴巴进行调研考察。因为阿里巴巴从广州出差回来的员工怀疑得了非典，他还自动将自己隔离了一周。这期间，茅临生在写给马云的那封著名的电子邮件中提到，“看到全球的外贸企业通过网络运作，订单像雪片似的飞来。加上其他电子商务企业的调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想法：在非典时期，人可以不见面，但生意可以照做，这个媒介就是网络，就是信息化的手段。”
目前，茅临生正在把“农民信箱”的成功经验复制到科研领域去，推出“科技信箱”，让隐藏在幕后的科技力量和科研成果被广大企业认知、采用，使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中介机构、企业和政府加强沟通，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互联网可以延长你的手臂，放大你的功率。”茅临生相信，互联网还有很多潜力等待挖掘。
一位省长的互联网实验
茅临生为浙江农民搭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网上社会”，电子商务对农民不再遥不可及。
本刊记者 李洋
农民周进良坐在他的办公间里，在电脑前收发电子邮件。在使用了浙江省农业厅的公益项目“农民信箱”，以及一款向网上自动发布信息的软件后，他就再也没出去跑过生意，只是坐在家里等网上订单和电话，“每天就有好几个”。
此时正值3月下旬，窗外，田地里的油菜花已经开了，却没有连成整片—这几年，像周进良这样有头脑的农民，都开始根据市场需求有选择地种养，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种些传统作物。
周进良办的是一个野鸭养殖加工厂，拥有4层的加工厂房， 联结订单养殖户500户，年销售额近两千万元。在浙江省海盐县当地，他算是个人物，不仅是因为他的富裕，还因为他是当地第一个使用互联网来做生意的农民。
SOHO办公的野鸭王
1999年，周进良开始了养殖生意，先后养过蜗牛、蚯蚓和野鸭等多个品种，主要供给附近地区的饭店。那时正值互联网萌发，他尝试着“弄”了一个网站，把产品信息放到上面。但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访问这个网站的人非常少，收效甚微。2000年左右，周进良在当时还免费的阿里巴巴网站上收到了第一笔订单，一个来自福州的买家要5000只苗鸭。周进良乐坏了，这是他第一次把生意做到外省去。
接下来的几年，他淘汰了以前的几个养殖品种，专做野鸭生意，并逐渐把重心从养殖转移到加工上来，使得产品更适宜远途运输。为了使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周进良还申请了绿色食品认证，但是这一认证对饲料的要求极高。他只得四处向人打听绿色饲料卖家。
2005年，浙江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广农民信箱，曾经在互联网上尝到过甜头的周进良，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在农民信箱中，每个农民都可以按实名制申请账号和密码，与其他农民互通电子邮件，甚至还可以直接给各级机构主管发送邮件。由于一些农民不会上网，该信箱还与手机进行了绑定，农民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接收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该信箱网站上还具有一个供求信息平台，并对外部开放。
周进良发现“这是个好东西”。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他便在农民信箱的供求信息平台上找到了无公害饲料的卖家，“我要什么饲料就直接发信给他们，他们手机上一下就收到了”。他还把野鸭产品信息刊登在这个平台上，并配合一款名叫“商务快车”的信息发布软件，将介绍和页面地址作为广告发布到大小门户网站上。周进良得意地说，通过这种方式，他已把野鸭产品最远卖到了沈阳。
到现在为止，周进良的企业没有任何供销人员，订单全部来自网上。有了互联网之后，他把精力全部放在了生产方面。他的整座办公楼几乎没做什么装修，位于二楼的加工间却十分现代化。为实现绿色认证，他马上还要购买一套自动屠宰设备。短短几年间，这个曾蹲在田间对着月光浇棉花的青年，已通过互联网和自己的勤劳，把惆怅换做了一番事业。
精通互联网的省长
茅临生并不认识周进良，但他却帮助了无数个周进良。
在这位浙江省副省长稍显简陋的办公间里，他兴致勃勃地给《互联网周刊》的记者演示了“浙江农民信箱”(www.zjnm.cn)的诸多功能，甚至还谈到摩尔定律、Web2.0和电子商务等许多领域的发展趋势。
茅临生对电脑和互联网的深入理解令人惊讶。这不仅在同级别的政府官员中屈指可数，就是在他的同龄人中也是不多见的。据他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茅临生每天都要亲自查阅和回复来自下级和农民的电子邮件，并花费一定的时间了解最新的网络资讯。
2005年9月22日，茅临生主张推广的公益项目“农民信箱”正式付诸使用。这是他在2004年由杭州市市长升任为浙江省主管农业和科技的副省长后，就一直在构思的事情。
浙江人的务实性在身为官员的茅临生身上有着体现。与某些政府网站“走走形式”不同，茅临生说，“我不追求什么点击率，而只是要让它真正被用起来，让农民感到实用。”依据多年跟农民接触的经验，他亲自搭建了系统的初始功能框架。
参与此项目的浙江省农业厅信息产业处副处长戴守勤说，他为此没少在茅省长的办公室里吃盒饭。有了基本框架后，茅临生还多次派人下去走访农民的需求，充实整个系统功能。“农民都是很实际的，如果没有效果，他们就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茅临生说。
茅临生充分利用行政职能，通过在省、市、县、乡、村层层设立联络站点和联系人，用网下的实际行政管理把网上的项目推广出去。农民使用实名注册，并经过审批，确保了平台的真实性和诚信度。“农民信箱”的点对点、点对群发送功能，大大提升了政府办公的透明度和效率，同时还为农民提供了实用的供求信息平台。
“农民网上社会”
“其实很多农民都不会使用电脑，甚至连怎么开机也不会。”湖州市杨墩村团支部书记沈国民是该村的信息员，他经常要帮助农民在网上查看和发布信息，“我们村几乎每户农民都有手机，他们通过短信也能接收信息。”
事实证明，这个“农民网上社会”的愿望并不是一纸空谈。原本设定2008年注册用户突破100万的目标，现在就已经超过了140万。很多农民在这个信箱上尝到了甜头。茅临生每次从农民那里收到反馈的电子邮件都十分欣喜，并亲自回信给对方。
去年6月，在杨梅熟透了的季节，浙江的许多杨梅种植户却非常焦急。由于杨梅的保鲜期只有短短的几天，如果没有按期卖出，将会造成很大损失。茅临生要求在农民信箱上举办“六月杨梅红”专场，效果非常好。黄岩永宁果业合作社董事长彭加英，试着在“农民信箱”的供求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信息，没想到短短几天之内，前来洽谈杨梅业务的就达到了25人次，成交了黑炭梅5吨，净盈利1.3万元。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农民信箱”只是农民走向互联网的“孵化器”。“将来，他们还可以用一些商业网站把生意做得更大。”在茅临生的设想中，这个平台还要让更多浙江以外的人来使用，因为很多产品是跨地域的，可以帮浙江农民“把柑橘卖到北方去，并从新疆买来最便宜的原料”。
发现互联网“放大器”
茅临生为什么如此钟爱和了解互联网？这个故事还要从八年前说起。
“我做梦都想富，就是不知道怎么富。”1998年，茅临生担任衢州市委书记在农村调研时，一位农民这样对他说。这出乎茅临生的意料。他原本以为，农民最缺的是资金，贷不到款才是最大的问题，但没想到，他下乡走访的许多农民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最缺的是信息和技术。
那一年，统战部部长带了一批农业专家来到衢州，茅临生把专家所在招待所的电话公布给农民，结果由于打电话来咨询的人太多，这些专家都忙到很晚。见此状，茅临生提议在隔天下午专门组织一个现场答疑会，听到消息的农民蜂拥而至，问了专家很多问题。
农民对信息的渴求让茅临生颇为触动。于是他想出了办一个“农技110”的主意，让农民有不懂的就打电话咨询。后来，他还为农民办了一份农技信息报纸“农家乐”。一次，报纸上登出了一个“把佛手嫁接在橘树上”的消息，有很多农民把报纸剪下来向专家咨询具体做法。
但报纸上的信息不易保存。两个月后，茅临生在陆续尝试了电视、电话、报纸等传播手段后，不由得想到了当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于是办了“农技110”网站。那时，茅临生几乎满脑袋装的都是如何帮助农民找到更多供求信息的事情。他在网上发了一条帖子，请教别人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农民把农副产品卖出去、如何能吸引更多的人到风景秀丽的衢州去旅游、怎样帮助当地吸引更多的来料加工生意。很快，他就收到了很多热心人的邮件，出了很多主意，给了他一些网站的链接。
对于具体帮助农民选取哪个网站，茅临生很慎重。他亲自组织下属在四十多家网站上做实验，在一个周五的早上八点同时发布一批农产品供求信息出去，最后，阿里巴巴凭借最多的询盘数目，走进了他的视线。
在阿里巴巴还不知情的情况下，茅临生已经开始推荐农民使用这个网站了。那段时间，一些敢于尝试的农民真的通过网站卖出了家禽、卖出了水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时阿里巴巴还不知道，看到许多卖农副产品的信息感到很奇怪，有一次竟把它误当作垃圾内容删掉。”茅临生笑着回忆起初次跟阿里巴巴打交道的那段时光。
在衢州对互联网的接触，让茅临生对互联网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2年，茅临生担任杭州市市长一职。那时，很多市民反映，“12345” 市长公开电话总是打不进去。于是，茅临生推动开发了“12345，短信找政府”，使“12345”电话增加了短信功能。为了更好地实施电子政务，执政为民，茅临生搞起了市民信箱，政府直接发信息服务到市民，让市民直接发电子邮件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杭州开发了全国第一个市民邮箱之后，许多城市也纷纷效仿。
2003年非典的艰难时期，杭州市旅游、宾馆、餐饮等服务行业都受到了打击，外贸经营者进出国门困难，业务受阻。于是，茅临生号召中小企业上网做生意。2003年4月30日，他亲自到阿里巴巴进行调研考察。因为阿里巴巴从广州出差回来的员工怀疑得了非典，他还自动将自己隔离了一周。这期间，茅临生在写给马云的那封著名的电子邮件中提到，“看到全球的外贸企业通过网络运作，订单像雪片似的飞来。加上其他电子商务企业的调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想法：在非典时期，人可以不见面，但生意可以照做，这个媒介就是网络，就是信息化的手段。”
目前，茅临生正在把“农民信箱”的成功经验复制到科研领域去，推出“科技信箱”，让隐藏在幕后的科技力量和科研成果被广大企业认知、采用，使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中介机构、企业和政府加强沟通，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互联网可以延长你的手臂，放大你的功率。”茅临生相信，互联网还有很多潜力等待挖掘。
旧经济，新经济：浙商的勇敢者游戏
电子商务没有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或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获得生机，而是出现在了私人资本最为活跃、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江浙地区及珠三角，这是互联网逻辑的真实体现。
文/吴晓波
1999年，在国家外经贸部搞网站的马云决定回到杭州重新创业。他创办了一家专门从事电
子商务的网站阿里巴巴，在给新创办网站设计定位时，他用了一个看上去有点土气的概念—中国网上最大的专业市场”，浙江在当时有“市场大省”的美誉，马云的定位显然是想贴着这股力量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应该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就在他以区区50万元开办网站的时候，北京的郭凡生已经成立了慧聪研究院，还正在跟IDG洽谈引入风险投资的事宜。如今，阿里巴巴与慧聪在电子商务市场上的份额相差甚巨，在各种原因中，地缘的远近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
阿里巴巴在浙江之所以如鱼得水，是因为这里有中国最庞大的从事外贸业务的中小企业集群。购销资讯的匡缺、产购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国际业务和转口贸易的成本偏高、中介过多，都是一些十分实际的公司难题，阿里巴巴的出现显然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浙江商人向来以精明和不见兔子不撒鹰著称，当互联网能够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利益和效率的时候，没有人会拒绝这个陌生的新事物。
在研究中国早期互联网成长史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早起的冒险家们在一开始都把注意力放到了两个方面，一是像做商人的生意，张树新的瀛海威和王峻涛的8848网站都是想针对企业做电子商务，张朝阳在创办爱特信公司的时候，第一个项目是建了一个“中国工商网”，二是都想跟政府合作来开发互联网业务，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一直在跟杭州电信以及北京的外经贸部搞合作，从国外回来创办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从一开始就跟中国电信纠缠在一起。然而，这些创业者很快发现，互联网真正的精神不是金钱和权力，它属于草根，它的灵魂是自由。电子商务没有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或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获得生机，而是出现在了私人资本最为活跃、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江浙地区及珠三角，这实在是互联网逻辑的真实体现。
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经济活动的起源来自于交易，而所有交易成本的高低都与信息的获取成本以及交易达成的运输成本有关。因此，在人类历史上，蒸汽机的发明诱发了火车和铁路的出现，这使得人类经济活动的半径大大地扩大，运输路途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想象，在这项技术的催生下，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随后，电话的发明让信息的沟通完全改变了方式，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建成，让欧洲和北美洲大陆连成一体，世界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互联网的出现，掀起了阿尔文·托夫勒所谓的“第三次浪潮”，它让信息的流通再一次重新洗牌，一切旧有的游戏规则都烟消云散了。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意义更在于它让这个国家的企业有机会将商品以最直接的方式出现在终端客户面前，而“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也因此逼现无遗。至今没有统计数据表明，电子商务对浙江传统产业的直接效益有多大，不过从阿里巴巴、网盛等公司的兴旺可以想见其空间之巨大。
从来没有一项发明，像互联网这样，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它不但改变了商业交易的流程与规则，还对内部管理和效率的提高带来了转机。据称，浙江一直是各种网络软件商品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这里的企业家已经从互联网经济中尝到了利益和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从现在的态势看，互联网在浙江发生的奇迹还将延续下去，而一股最大的势力是，很多传统产业的公司将可能直接进入到B to C的领域。日前，我接触到一家叫九钻网的电子商务公司，它在网上零售钻石，由于没有了昂贵的店铺成本，其价格竟比传统珠宝店要便宜三成以上，而一个更为新奇的区别是，九钻网的钻戒是裸钻和戒托分开销售的，消费者有了完全不同的购物体验。九钻网创业一年多，目前已成为国内销量最大的钻石专业网站，而据了解，这家网站的投资者之一便是浙江的一家珠宝零售企业。
世界还在混沌和衍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