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了他们，80年的历史才变得生动而具体。
200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她的80华诞。8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一支人民军队的诞生。
从最初的小米加步枪，到现在的高科技装备；从原来的平均小学文化程度，到现在的硕士团长、博士师长，这支人民军队已经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游击队，发展为一支世界军事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8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创造了人民军队辉煌的历史。而一代又一代的军事记者用不同的手段，在艰难中记录下了鲜活的历史，让我们在80年后的今天，仍能清晰地看到80年中那一幕幕真实的情景。
我们无法忘怀那些军人，我们不能忘记80年的历史，我们更要感谢那些记录历史的军事记者们。
1949年4月20日，一夜之间，从南到北数百里江面上，锣鼓喧天。毛主席欣然提笔，为新华社撰写了著名的消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这一夜，24岁的李峰兴奋得一宿没睡。他数次要求到冲锋舟上，把战士们冲锋的场面拍下来。但是，组织上觉得太危险，没有批准。从天黑开始，李峰眼见着一船人冲上去，被打沉了，紧接着又一船人往前冲。
那一夜，是李峰漫长的战争记忆中最闪光的一段。不久前，记者在他家的客厅，见到了这位鬓发斑白的老人。82岁的李峰，是我国最早的战地记者之一，曾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半月谈》杂志社原总编辑。
1940年，刚读完高小的他扛起枪，加入冀中军区七分区教导队，不久后被选调到冀中军区摄影训练班。在班上，第一次听说“摄影记者”这个字眼儿的红小鬼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为这个词献出了一生。
那时的生活很苦，吃不饱是常事，更别提什么摄影器材了。李峰班上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折合式的蔡司相机和一台德国产的勃朗宁相机。这两个“铁盒子”成了全班几十号人的宝贝。一有机会，大家就趁中午光线好的时候，对着坟头、树林拍上一张，回来后，用被子捂着冲洗。“虽然洗出来的照片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儿，但大家还是抢着把自己的照片拿出来显摆。”
其实，李峰他们很少能碰相机，因为根本就没那么多胶卷。“一个胶卷有16张胶片。整个训练班读下来，班上的人最多的也就拍过8张。”李峰笑出了声，“所以我说，我们是半个胶卷培养出来的摄影师。”
1944年夏天，作为敌后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摄影记者，李峰跟随一个团，向敌占区铁路沿线进发。他们的任务是配合铁路民兵，破坏敌人的铁路。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这次行动中拍摄的一张照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高悬在军事博物馆和卢沟桥纪念馆里。
一个仲夏的夜晚，满天繁星下，一队人悄悄向铁路靠近。铁路沿线布满了碉堡，为了保证民兵的安全，部队要先把碉堡围住。
部队部署完毕，民兵们开始用两把土造的大铁钳子，用力拧开铁轨上的道钉。为了尽可能不让敌人察觉，指挥员同李峰商量好，到了掀翻铁路的最后一刻，再用镁光拍照。
眼看着铁轨要被架起来了，李峰嘴里喊着“一二”，右手同步打开相机快门。几乎同时，他的帮手划着火柴，点燃了闪光灯上的镁光粉。一束耀眼的白光闪过，经典诞生了！
来不及体会成功的喜悦，大家迅速撤离。刚撤下来，敌人的炮弹就对着闪射镁光的地方打来了。好险！
后来的日子里，李峰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拍了无数“经典”。但非常不幸的是，在某次激战中，李峰抗战时期拍摄的所有底片全都弄丢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让这个“敢在敌人的射程之内举起相机”的小记者心疼得直哭！
也许是上天有眼，新中国成立以后，《切断敌人的供应线》第一次在全国性画报上发表。正当画报的编辑苦于找不到作者的时候，当年在敌后根据地编发过这张照片的蔡尚雄同志告诉他们，那是李峰照的。后来，几经辗转，底片终于回到了李峰手上。
如今，这张底片被李峰视若珍宝，珍藏在书房中。每次看到它，李峰就会想起那些在战场上倒下和失散了的战友。“想想他们，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来得太不容易了！”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脸上毫无表情”的联合国军代表，在停战书上签字后，扬长而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甚至没有对视一眼。”这历史性的一幕，被在场的《华北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用相机永远地记录了下来。这个23岁的小记者当时心里乐开了花：“我们终于把美国佬给打跑了！”
1950年国庆节前夕，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举行。大会的闭幕式，是一场壮观的反战签名。签名仪式上，群情激昂。一直在会场拍照的孟昭瑞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了。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主动向画报社请缨，要求上前线去拍照。
当年10月底，孟昭瑞登上了开往辽宁丹东的列车，直奔志愿军办事处。苦苦等待了几天后，他好不容易碰上一队赶往前线的弹药车。“在满是碎石的路上颠了将近3天”，11月初的一天凌晨4时，孟昭瑞终于到达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大榆洞。
刚安顿下来，孟昭瑞就到处打听怎么到前线去。傍晚，他又上了弹药车，奔赴担任云山战役主力军之一的第38军。
云山战役是中美两军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在这次战役中，我志愿军重创对手——号称“建军160年来没打过败仗”的美国骑兵第一师，打出了志愿军的士气！
然而，对于实力处于劣势的志愿军来说，每次取得胜利的代价都是巨大的。
上甘岭激战正酣，孟昭瑞和另外3名记者一起赶往前线采访。在24小时炮声不断的五圣山前线炮指挥所，战士们抹着眼泪给孟昭瑞讲了几十个小时前发生的一件事：某营电话班长牛保才在检查电话线时，两条腿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为了能让电波不断线，他挣扎着拖着断腿蹭到两根断掉的线头旁边，用牙咬着把两根线头连接在一起。
志愿军这种视死如归的壮举，震撼了我们的记者，更震动了美军。
就在上甘岭战役结束9个月后，抗美援朝结束。驻朝美军司令克拉克将军，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书上签字的将军。
抗美援朝，打出了一个民族的威风。而这一仗，也让共和国军队的领导者们看到了我们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差距：要想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部队。
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新中国的军队也在迅速发展着：新中国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兵领导机关相继成立，各军兵种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政治学院以及海军军事学院在各地纷纷成立，全军军事人才的培养有了依托。
持续了3年的朝鲜战争中，孟昭瑞曾经13次踏上朝鲜的土地。每次从战场上下来，他都会带回一卷卷珍贵的底片。虽然，当时的保密制度极其严格，不允许记者拍摄惨烈的战争场面。但是，那些血与火的记忆，却永远地刻在了孟昭瑞的脑海里。
抗美援朝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孟昭瑞再也没有去过朝鲜。不久前，有摄制组邀请他重回朝鲜，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回忆当年的故事。孟昭瑞婉拒了：“走了那么多地方，我觉得还是在家里最安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伴随着世界东方的一声巨响，罗布泊上空升起了巨大的白色蘑菇云。杨采和他带领的“兵十号”小组，用手中的摄像机，为人们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假如没有他们，我们不仅看不到那美丽的蘑菇云，更不可能听到那震天的响声。
数日前，记者如约走进杨老的家。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盆怒放的杜鹃花，墙角的一株盆景上挂着精致的蝈蝈笼子。为记者沏了一杯绿茶后，杨老踱到盆景旁的沙发前坐下，把双腿抬到面前的脚凳上。“不礼貌了啊。”老人微笑地看着记者，“我的腿不好，垂下来久了就疼。”
杨采，八十挂零，抗日战争参军入党，延安电影团一期学员，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师，后加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参与了从第一到第五次核试验的拍摄。
杨采和核试验结缘，是1964年的那个春天。那年5月，刚参加完厂里秘密会议的杨采登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此时的杨采怎么也想不到，列车正奔向未知的罗布泊，而自己的一生都将和核试验联系在一起。
刚到罗布泊，这块不毛之地就给杨采来了个下马威。
一次开会回去的路上，杨采出了车祸。他被翻了的汽车压住了，几个小时都没法动弹。后来，被抬到医院一检查，杨采身上多处骨折，外加重度脑震荡，差点儿把命留在了大戈壁。
这一次，杨采在病床上躺了40多天。“几十年后我还埋怨老伴，‘你真狠心啊，我那么难受，你也不去看我。’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不怪她，是组织上为了保密不让她去。”杨采说话的时候一直望着墙上老伴的遗像。
在罗布泊的20年里，杨采经历了无数的事情。但是，有一件小事，他却一定要记者写下来。
某次核试验即将展开，一个汽车连刚好把物资送到了核试验场。连队希望能留下看转天的核试验。上面批准了。谁想，第二天，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时，有个战士突然和连长请假，说要去方便。护目镜发完了，连长嘱咐他一会儿背过去，把眼睛捂上。可是，他没听。爆炸的一瞬间，他只捂上了一只眼睛。强烈的光辐射让他的视力从1．0一下子降到了0．1。“我的眼睛是被自己国家的原子弹照坏的，我还光荣呢！”小战士说话时的幸福劲儿，杨采到现在还记得。
有人曾经问杨采，我们的“两弹”元勋当年在不在试验场，在以前的纪录片里怎么看不见他们呢？杨采用手重重地捶着沙发的扶手：“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王大珩、彭桓武、周光召，这些大科学家，我们几乎天天见啊！为什么见不到？不让拍！一个镜头也不行！保密啊！”杨采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给这些大科学家多留下点影像。每次说起这事儿，他就打心眼儿里难受。
说到当年一块儿拍核试验的战友，杨采到卧室里给记者拿过来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脸上带着成功完成任务的喜悦，杨采站在中间的位置上，手里拿着上级颁发的奖状。“当年参加第一次核试验拍摄的12个人，已经‘走’了5个了。”
杨采说，他现在做梦的时候还会梦到自己回到了罗布泊，又见到了那些老战友，见到了那一株株红柳。“我经常想，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就是在罗布泊的那20年。”
我想，对于当年所有参加过“两弹一星”的人，梦中也许都会出现和杨采相似的情景。其实，他们可能一直都生活在这个梦里，从来都不曾醒来。
上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头版头条署名的位置上不时出现一个叫“江永红”的名字。很多羡慕甚至嫉妒他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江永红当时还只是一名部队的普通干事。
1979年早春，一场被邓小平称为“杀鸡用牛刀”的边境战争在西南边陲打响。解放军报一纸调令，把被师领导“当作宝贝藏在基层”的江永红调到了前线。
这支笔杆子在战场上发飙了！解放军报社派出的战地记者中，江永红发稿越来越多，最后排在了第一，而且“几乎每周都有头版头条”。有的人不服，说他江永红发稿多，靠的是名气。江永红笑了，“有人每天坐在后方的指挥所里听消息，我可是一直在战壕里跑。写出来的稿子，能一样吗？”
确实是不一样！在前线，江永红不仅拿到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也获得了对这支军队最切身的感受。
刚上前线，江永红发现，我们很多战士在部队里练了好几年打坦克，到了战场上，却怎么也打不准。一问才明白：以前练习的时候，他们打的全是用水泥或者土堆起来的“死”坦克。坦克一变“活”，动起来，大家就拿它没辙了。
还有一次，双方激战正酣。在战壕里，江永红见到一个步兵连长正指挥他的连队，设法干掉对面山头上的火力点。对方的炮火太猛了，几次冲锋都撤了回来。眼看着任务要完不成，连长命令通信兵给上级拨电话，要求增兵支援。“电话接通了，就听着电话那边的人大声地喊：‘配给你的炮兵、火箭兵用上了吗？’他一拍脑袋：‘哎哟，我忘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江永红这个爱较真儿的记者想弄个究竟。一有从战场上下来的机会，他就一头扎到天南海北的部队里去。
上世纪80年代初，江永红到我军某主力部队去采访。他本以为，该部队的领导会一脸自豪地讲成绩。谁料，一见面，对方就开始倒苦水。
当时，上级刚给他们配发了某新型坦克。很快，一批战士被派到兵工厂去接坦克。到了厂里，厂方的工程师说，坦克不能动，要先考试。这一考不要紧，不少人因为不懂高科技，都抓了瞎。
后来，他们要上坦克，厂里摸也不让他们摸。人家说，你们回去，让部队派大学生和懂行的人来！说着说着，江永红直摇头，“堂堂的‘万岁军’啊！过去打仗可从来没含糊过！现在，新装备摆在那儿，碰都不让你碰！”
透过这类现象，江永红看到了部队编制体制上存在的巨大问题：“一个军的编制里都没一辆坦克、一架飞机，在战场上遇到了真家伙，你让战士怎么打呢？”
这个善于观察的军事记者，不断把自己看到的这些问题反映在作品之中。在全军非毛著不读的时代，他从一个副团长书架上的若米尼、克劳塞维茨，看到了中国军人拓宽眼界的渴望；在演习像演戏、“红军必胜、蓝军必败”的演习场上，他从一个真打仗、敢打赢的蓝军司令身上，发现了演习场上观念的变迁。
看到这些问题的，不仅是这个爱琢磨的军事记者，还有我军当时的高级将领。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
这次历时3年的大裁军，不仅减掉了人数，更使部队的编制体制发生了质变：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的总部机关被撤消；陆军的军被编为集团军，包含了原来的炮、工、装、化等各个兵种。
经过这次改革，各专业兵种的比例首次超过了步兵。中国军队向现代化和正规化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如今，已经从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位置上退下来继续做记者的江永红，每天仍然会准时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对一个优秀的军事记者而言，那颗喜欢思考的脑袋，是永远不会闲下来的。
江永红代表作
深化改革，形势逼人，人们却不得不回到改革的起点，对最起码、最基本的问题思虑再三：
什么是和平时期？
我们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和平时期？
国防＝军队＝打仗（简化为国防＝打仗）？
和平时期军队的根本职能是什么？
军队改革的特殊性在哪里？
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路在何方？
……
思考是解惑的钥匙，人们不难发现：
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澄清的误解；
我们还有许多亟待摆脱的羁绊；
我们还有许多未曾触及的“盲区”。
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军；改革不能是无目标的进军。
——摘自《改革：当代中国军人的求索》原载《解放军报》1988年5月13日二版
与前辈们相比，贾永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是因为没有了战场上那些荡气回肠和你死我活，可供他落笔。而这也成就了他的幸运：有机会去见证和记录，一代中国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困惑与求索。
贾永，44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
几天前，记者在新华社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案头上是几组访问俄罗斯和意大利军队的照片，飘逸的长大衣，笔挺的西装，让人眼前一亮！
1985年，对于贾永本人和整个军队来说，都是关键的一年。这年，贾永告别了服役5年之久的广西边防前线部队，走上新闻从业道路。同样是这一年，中国军队裁军一百万，从延续多年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
不打仗了，军队何去何从？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特稿——《中国士兵的塑像》。文中，贾永首次公开了我军某迎外部队的番号。突破这个军事报道的禁区，并不是他逞一时之勇，而是乘上了我军加速对外开放脚步的东风。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秋日，一场规模空前的红蓝实战化对抗演习在我军第一个合同战术训练中心展开。几十位记者高高地坐在演习场的观礼台上。而贾永和他的同事却身穿迷彩、手持武器，三天三夜和对抗双方共进退。
这篇体验式报道，不仅开了演习新闻写作的先河，更生动地展现出我军演习场上的巨大变化。“从‘红军’必胜到势均力敌，从走走过场到真刀真枪”，演习场成了我军的现代化之路的缩影。
几乎与这次演习同时，海湾战争打响，信息化战争初露端倪。就像抗美援朝让中国军人感受到了机械化战争的残酷一样，这场战争让中国军人看到了信息化战争的潜力。
这一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人民解放军要进一步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方针一定，实质性的动作接踵而至。
上世纪90年代初，野战部队师以上军官分批到国防大学轮训；时隔8年，他们又坐在了国防科技大学的课堂上。与此同时，1998年，总装备部成立，我军的装备技术开始了跨越式发展。
“1985年，钱学森说，以后我们的部队应该有‘硕士团长、博士师长’。现在，钱老的梦已经变成了现实。”
贾永见证了这些变化，但作为记者，他更喜欢从细微处来观察问题。
“过去，军人服务社就那么点东西，你爱要不要。现在，超市进军营了，你能买到各种牌子的生活用品。”生活保障的社会化成为军队现代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月前，贾永到沈阳军区某部“红九连”去采访。一进连队的计算机房，贾永吃了一惊。“你能想象吗？几个月前，我们还在讨论战士们能不能上互联网。可这次我在‘红九连’看到，战士几乎人手一台电脑。而在团里的‘军营网吧’，战士们课余时间随时能上互联网。虽然，信息是经过筛选的，但官兵们了解外界的渠道被大大拓宽了。”对部队曾经的封闭有着深刻体会的贾永，为这种变化感到欣喜。
“但我们必须记住，和谐的世界需要有和平的盾牌。”贾永用了他惯用的表达方式，“军队，永远不可能马放南山！因为，军人只有两种状态——战争和随时准备应对战争。”
我想，这几句话，也道出了整整一代中国军人的心声。
贾永代表作
9时30分 内蒙古草原深处 空袭警报响起
如果不是突然响起的警报唤出一个个跃动的迷彩身影，几乎无人能够想象到，在这沉寂的草原上，竟潜伏着一支支与斑斓草场浑然一体的防空部队。
迷彩的战车，迷彩的雷达，迷彩的导弹，迷彩把士兵和装备包裹，秋色把阵地和掩体包裹。
此刻，不论秋树的青灰，秋叶的黛绿，秋草的金黄，还是深秋最后几株小花的鲜嫩，都被这些担负着防空重任的地空导弹部队披裹在肩头。
千里之外的声像清晰地传输到人们的眼前——草原深处的阵地上，飞转的雷达捕捉着时隐时现的空中目标。导弹手迅速有序地操纵着密集的按键。
“目标截获！”“发射！”
一枚枚导弹在震天的巨响中点火腾空，如挣脱捆缚的火龙，直冲云天……
——摘自《中国军队进行世纪大演兵》新华社北京2000年10月13日电
如同“军队永远不可能马放南山”一样，人民军队还在续写辉煌，肩负记录历史重任的军事记者也不可能“马放南山”。
（《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27日 星期五 第9版 军事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