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与蒋彦永属于同辈人，一个是名声卓著的经济学家，一个是悬壶济世的医学专家。两人往昔素不相识，现在却都有话要和对方说。
早在4月初，吴敬琏就根据自己对来自多方信息的分析，深切关注国内ＳＡＲＳ疫情的发展。当时，卫生部门报道的ＳＡＲＳ疫情并不严重，据称北京的ＳＡＲＳ病人数只有12名。可是从医疗卫生界内部传出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不但传播的范围已经很广，而且其传播途径、致病原因和有效治疗方法都还不甚了解。面对着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和批评，一些官员却一味强调此病只不过是“衣原体”引致、用抗生素就可防可治的一种非典型性肺炎。此外，还反过来指摘别人提出的疑问和批评是“没有根据的担心”。
吴敬琏感觉到一些负责官员的这种作法是错误的，而且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他在4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其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要求与会专家谈谈ＳＡＲＳ对经济的影响时，对有的官员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据了解，吴敬琏当时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员在处理非典问题上的态度很成问题，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报告疫情，但国内信息还是不透明。吴敬琏当时特别强调说，把国外的有关疑虑和批评都说成是“夸大疫情”和“别有用心”是错误的，虽然不能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非典的势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提出，希望中央领导关注香港的“非典”形势，防止由于“非典”传播让刚刚显露复苏迹象的香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据当时在现场，后来曾提出过多项ＳＡＲＳ研究报告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回忆，在吴敬琏提出有关批评和建议后，温家宝总理指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健康是正常的，应当充分地理解。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月来已经多次研究“非典”问题，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抗击“非典”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4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蒋彦永大夫的一封署名来信。在这封信中，蒋彦永指出，北京的实际疫情大大超出当时卫生部门所宣布的官方数字。
4月10日以后，吴敬琏一直在上海讲课，他为国内ＳＡＲＳ疫情继续恶化而心急如焚。这时，吴敬琏读到有关蒋彦永的报道，深感钦佩。在4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会议，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临疫情最严重的广州进行考察，特别是中国政府在4月20日以后采取断然措施以后，抗击ＳＡＲＳ的形势逐渐好转。4月20日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知晓了蒋彦永，国内媒体对蒋彦永也有了公正积极的评价。这一切，都使吴敬琏感到非常欣慰。
进入5月下旬，疫情开始大幅缓解。而在5月30日，有官员说：“不理解蒋彦永为什么那么受人关注，蒋大夫只是600万医护人员中的一个”。此事使吴敬琏想了很久。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向蒋彦永医生表达敬意，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吴敬琏在电话中对蒋彦永说：我想专门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致敬！你为我们国家立了大功，为人民立了大功。
蒋彦永说：我希望你如果有机会跟别人介绍的话，不要这么说，你就说蒋大夫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医生，这已经足够了。
吴敬琏说：不只是这样。这个事情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体制、政务公开等制度上解决，需要改变过去的一些老做法，而每个人在现有的状况下力所能及地挽回一些损失，才能说是尽到自己的本份。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说老实话反倒有问题，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辨明是非。
蒋彦永说：信息不公开会长期影响国家正常发展。因为政府，如果能够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和正确的情况，就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犯错误的机会就要少。比如4月初对ＳＡＲＳ疫情的判断。如果那时候，真像张文康讲的，到北京旅游和工作是安全的。到五一的旅游高潮时，国内外人涌进北京，这个病不仅会散布到全国，还会散布到全世界，对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我当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医生，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第二，人总要说老实话。所以我才写信的。
吴敬琏说：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华北第一例病人还是香港的第一例病人引起的广泛传播，都和信息阻断有关。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传送不管是对企业、个人，还是国家，都极其重要。
蒋彦永说：我觉得通过这次事件可以看得很清楚，重要的是真实性。关于新闻报道的改革，新政府讲了“三贴近”：更贴近群众，更贴近事实等。这都是很正确的，但是如何改变这些问题，可能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吴敬琏说：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特别值得注意。现在正处于一个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改革的时候。是应该往前走还是回到老体制和老做法的选择关头。我自己是国家信息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有一些体会。去年国家信息化的第一要务是电子政务，但是在工作中发现困难重重。因为电子政务需要建立在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的基础上。否则只是用电子技术来代替纸面的东西。有的机关把公共信息变成私有财产，变成自己寻租的工具，于是就把内部网络搞成了“信息孤岛”。所以专家咨询委员会力求推动信息公开立法。西方国家都有信息公开法。涉及重大国家机密的公共信息，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取得豁免，才可以不公布。立法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希望通过这一次“非典”的教训能够加快法律或者行动法规的制定过程。
蒋彦永说：立法不算最困难，最困难的是执法；而新闻媒体可以起监督作用。比如朱镕基总理对《焦点访谈》就很重视。
吴敬琏说：但是需要很多《焦点访谈》。因为不是一个《焦点访谈》就能看清和揭露所有问题，需要有百家争鸣才能解决问题。
蒋彦永说：我是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我相信，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希望共产党越做越好，我们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这次ＳＡＲＳ事件后，我相信会前进很大一步。我是普通的医生，本来这些都不懂，只是发现有这么大的谎报、瞒报，我就觉得作为医生，我不能不表态。
吴敬琏说：所以我向你致敬。不是对你个人，而是要辨明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好像有人在这里把这个弄颠倒了。
蒋彦永说：我相信，我们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我认识的各行各业或者国外国内的，都觉得一个医生，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说真话，这一点应该是对的，而且应该提倡这种态度。
虽然只是交谈了20分钟，但是两位老先生却如遇故知，相见恨晚。两人都是1930年出生的老知识分子，吴敬琏来自金陵大学，蒋彦永求学于燕京大学。两位又都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抗击ＳＡＲＳ的斗争中，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言，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疫情信息的公开、政府施政方式的进步。这是一对让人崇敬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