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对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文探索由此引发的技术变迁和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及社会转型的影响。
所谓信息化，是指建立在ICT产业发展与ICT在社会经济各部门扩散的基础之上，运用ICT改造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信息化改变了过去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约束条件，对社会结构稳定诸多方面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信息化赋予发展的巨大机遇，使我国有可能在促进技术扩散与应用、组织结构创新等方面，发挥追赶者的后发优势。
信息化趋势的主要经验事实包括：一、在技术层面上，信息时代的支柱技术如微电子技术、电脑技术与电子通信技术等无一例外地以超常规速度发展；二、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在ICT革命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普及应用呈现加速的趋势，促进了ICT在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扩散；三、在信息化的过程中，社会公众的自发活动、商业部门的参与和政府的支持紧密结合在一起；四、ICT对经济中创新、扩散与应用带来革命性影响，因此人们把信息化时代的经济称之为信息经济或新经济；五、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以其资金、科研力量和市场规模优势一直处于ICT技术创新的前沿和信息化的领跑位置；六、美国信息化的成功与ICT进入商业阶段紧密联系，ICT高风险、高回报特点极大地吸引了风险投资家和股市的兴趣。
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现状可归纳为以下典型事实：一、凭借巨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市场、丰富低廉的人力资源以及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我国继东亚一些新兴经济之后成为世界重要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加工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二、通讯设备、个人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在我国信息化进程中担任重要角色，其普及应用呈现加速的趋势，促进了信息通讯技术的扩散；三、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大大加速了我国的技术创新；四、政府的支持、社会需求与国内外商业企业的活动共同促进了我国信息化的进程；五、ICT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
根据以上典型事实，本文讨论我国信息化的若干问题。
一、信息化与经济增长
在发达国家，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阶段，ICT革命引起ICT产品创新部门的生产率率先增长；第二阶段，ICT产品创新部门生产的新型ICT设备价格下降，进而刺激了经济各个部门中企业的ICT投资，此即所谓的ICT资本深化。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前提是足够弥补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成本。也就是说，企业抛弃过时的机器设备、更新企业管理技术以及解雇冗员、招聘培训新职员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成本，长期内，这个成本一定不能超过新技术所增加的收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ICT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由约10%上升到50%，其中计算机与软件投资的比例分别上升到约10%和20%；第三阶段，ICT催化经济各部门进行广泛的大规模改造重组，并改进市场交易的效率，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以ICT核心技术——芯片制造的技术进步为例，考虑它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芯片开发和制造技术的进步使得芯片的价格迅速下降，更廉价的芯片促进了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产品急剧减价，从而刺激了对ICT相关产品的投资迅速增加，导致明显的资本深化现象。与此同时，ICT应用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和生产组织的转型，进一步增加了生产率。进而及时、便捷、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促进了分工的细化，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与蒸汽机、铁路、电力为代表的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类似，信息技术的扩散与应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技术扩散的渐进性，这种影响开始时不甚明显，但随着技术的扩散，呈现加速的趋势。1995-1999年期间，发达国家由于ICT的创新和投资支出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约0.33%，这对于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不过，由于发展的阶段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会有所差异，信息化对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也会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传统产业资本深化和技术升级的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传统产业的投资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小。信息和其它高新技术的创新成为这些国家资本深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泉源。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非ICT产业的资本深化尚未完成，在传统产业上的投资回报率和技术进步的潜力还很大，所以，传统产业的资本积累与常规的技术进步仍然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源泉，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形存在根本性区别。其次，我国的资本稀缺、对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风险很大的项目不具比较优势。所以，我国在重视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根据所处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的特性与比较优势的原则对ICT的研发、引进方式以及生产、应用方面做出合乎我国国情的决策。
ICT的研发投入巨大，风险很高，我国是一个资金稀缺的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在ICT上的差距，尽可能引进技术而不是自己研发技术，不失为以较低成本促进我国ICT创新的有效方式。在ICT产品的生产环节，我国应该根据比较优势，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区段，比如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上和中文运用软件的开发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在ICT应用上，我国现有产业，包括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也可以积极运用ICT，在经营管理中大量使用效率更高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取代传统技术手段以降低生产、管理、仓储、销售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此外，我国还应该针对围绕着应用ICT而出现的新产业如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的特性，创造有利于这些产业发展的金融、法制条件和环境，以促进这些新产业、新的商务模式的生长和茁壮。
总之，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ICT生产的某些产业区段具有比较优势，通过促进ICT扩散与应用，可以帮助中国加速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技术进步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总体上，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传统产业的发展、资本积累和常规技术进步仍然相当重要，不可因为ICT的出现而忽视。
二、信息化与社会转型
信息化降低了信息收集、储存、处理、传播成本，改变了个人和组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影响个人和企业的选择，导致社会就业与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以及社会交易与交往方式发生转变。
和任何技术进步一样，信息化一方面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有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因此，随着生产过程中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就必须要接受更多的教育，以应对技术进步的需要；同时，人们也逐渐地从繁重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更多地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发达国家就业结构演变可以概括为，农业人口的比例由百年前50%以上急剧下降到目前10%以下，制造业比例基本稳定，服务业（尤其是技术密集的服务业区段）就业比例迅速增加。受到ICT对劳动力需求的驱动，欧美大多数国家ICT工人占整个就业人口的百分比迅速上升。虽然在ICT产业工人就业比例最高的荷兰和瑞典，其占总就业的比例仍不足3%，但由于增加速度非常快，其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不专门从事ICT工作，但在工作中经常利用ICT的比例要高得多，这对于社会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转换的程度不同，但是仍然服从上述规律。
信息化还对劳动力市场的多个方面产生影响：由于对ICT的掌握与应用程度的差异，不同职业之间以及同一职业内部的生产率和工作要求的差异扩大，而且，由于ICT降低了相互沟通的交易成本，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就业方式，比如，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出现一些在家中上班的工作形式。由于工作当中采用的ICT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就业市场供需双方的选择扩大，增加了就业匹配的可能性，失业率会降低，但也提高了就业的竞争性。由此可知，信息化给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带来了重要影响，我们应关注信息化对各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
信息化也对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如企业组织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信息化减少了市场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信息化降低了组织监督与管理成本。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组织结构方面产生的变化归纳为：一、ICT进步大大节约了信息成本，出现组织边界收缩，组织结构小型化趋势；二、信息化使得组织内部上下级的沟通成本下降，出现组织层次扁平化的趋势；三、信息化为工作方式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工作与雇佣关系发生变化。总之，信息化对个人生活方式乃至政府行为方式等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了社会进步。
信息化同时带来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扩大了各国之间或一国内部学习能力的差距，从而在掌握知识和财富创造工具的程度方面更加不平等。在1992-1999年期间，尽管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人均ICT资本增加最快的国家（同期达465.7%），由于起点低，我国的人均ICT资本与发达国家仍相差巨大。而且，数据表明国内数字鸿沟也很明显：东部发达地区ICT应用遥遥领先于其它地区。
三、信息化对制度变革的需求
信息化对许多相关制度安排的创新提出了要求。一方面，由于技术变迁可能造成利益在不同集团间重新分配，存在利益集团反对技术扩散的可能；另一方面，制度演进过程本身是路径依赖的，过时的制度并不先天适应新的技术条件，有可能陷入僵局而难于变革。信息化如果受到技术扩散的制度性障碍，技术创新不能在社会中扩散，将会导致技术创新的激励不充分。因此，信息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制度、法治条件。
信息化所面临的最重要制度约束是由于ICT产业的技术特性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垄断倾向所导致的市场制度失灵，从而，依靠政府的作用促进市场竞争，发挥市场制度的基础作用仍然至关重要。政府在推动ICT产业发展和维护市场竞争方面可以以ICT产业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套完整的ICT产业政策包括：相关的经济、法律环境、竞争政策、整体工业规划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内容。这些制度相互配套，才能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一个适当的ICT产业政策是成功突破制度约束的关键，其作用要点在于，去除不必要的制度约束，弥补市场制度失灵，改善竞争环境。如果我们采取了不合适的ICT产业政策不但达不到弥补市场失灵的效果，而且，可能适得其反，阻碍市场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合适的ICT产业政策应该以形成一个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为目标，以促进信息化在我国的顺利进行。具体内容包括：
1．政府的ICT产业政策应该适度超前，但其技术选择必须与我国的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符合比较优势。政府应当在经济、法律环境、竞争政策、整体工业规划以及行政体制和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配套调整。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制定法规、协调产业内部、产业与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乃至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刺激需求，从而促进技术升级，提升禀赋结构并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然而ICT产业政策的技术选择必须与我国的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符合比较优势。促进市场竞争对于保持ICT产业的活力至关重要。
2．在ICT生产的产业区段选择上，也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重点发展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软件和部分硬件。在ICT的硬件产业中定位应该是大力开发以组装和零部件为主的产品，积累资金和技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寻找新的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产品，以逐渐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升级。ICT产业软件开发、生产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所需要的投资、设备非常简单。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ICT产业软件发展方面人力资本的差距。我国在软件开发将大有可为，可以学习印度、以色列、爱尔兰和智利，加强与微软等发达国家软件企业的合作。应当注意不要热衷于开发少数十分尖端、资本投入十分密集的技术和产品。
3．加快法律、政策与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加快有关信息化方面的立法工作，尽快形成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相关的执法体系及监督体系。通过法律手段，形成一个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应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扩散与应用体系。努力消化吸收国外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并加以改造。让ICT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提高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效率和竞争能力；现阶段重点应当运用它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帮助它降低成本、改变发展模式；同时创造条件，引进风险投资，积极发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产业。我们应避免照搬发达国家的政策，不计成本盲目投资。以电子政务为例：电子政务的初衷是县以上各级政府上网，地、市以上各级政府文件生成、收发电子化，公众上网查询可公开的政府信息，但是，在政府审批程序不透明、行政效率低下、大部分地区互联网普及不够的情况下，政府信息化的巨额投资换来的仅仅是大量没有实际内容的网页。
4．改革僵化的组织制度，消除部门、地区分割，适应组织结构小型化、组织层次扁平化的趋势。
5．加强ICT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信息化的发展还处在非常初始的阶段，信息基础设施对缩小信息差距极其重要。ICT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分为ICT物质资本与ICT人力资本两部分。与ICT物质资本相比，ICT人力资本可以自由移动，有利于减少由于可能的投资失当所带来的风险。政府在ICT人力资本的形成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加快发展ICT教育。我们建议把促进贫困地区青少年的ICT知识普及作为加强ICT基础设施、消除信息鸿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在ICT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传统产业如食品、服装、汽车等在国内和世界市场的需求并未萎缩，我们仍然应该按比较优势战略选择有关的产业，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占领这些产业的国内和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