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开始，每年年初，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都要给出该年度的“安全生产总指标”，包括工矿商贸、火灾、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民航飞行等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在这个“总指标”中，再分别给出各项事故的指标，并把不同的指标下放给各个系统。而今年4月末，“北京市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控制指标”的公布，引发了舆论的辩争。（《南方周末》5月24日）

    我不想讨论“死亡指标”的是非对错，却有必要关注一个问题，像这样用硬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方式，现在越来越多。官员必须面对有效的奖惩机制，这一点丝毫不错，可问题是，一味强调考核中的量化指标，无限夸大“数字化”的效能，是不是会适得其反？

    可以看到，在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中，正在把“数字化”指标体系奉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至宝，以至推向极端。不论分析是否科学，也不论统计、定位是否精确，统统拟出一个指标体系，并且随时随地以这样的指标体系去检查、去衡量、去评比、去定论，导致了许多令人大惑不解的不正常现象。

    因为片面追求考试得分，所以形成了应试教育的顽症，并且迟迟得不到有效遏制和解决；因为一味强调GDP数值，所以出现了经济的扭曲和畸形发展；因为以指标当硬杠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怪现象不断上演。这些，大概是强调和普及“数字化”之初所始料不及的，不能不说这是“数字化”的悲哀！

    有必要对“数字化”进行反思。不然，违背本质、片面极端的“数字化”，将会带来更多的连锁反应和误导，而要纠正一种坏规则，往往比形成一个好习惯付出更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