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南海Ⅰ号”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像这样的沉船，在中国领海有2000条以上。但我国现有的技术装备还远未适应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需要。从全国范围看，出土文物保护急需科技支撑历史深处渴望现代科技光芒。
各类历史遗迹等40万处，馆藏珍贵文物2388万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2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这是个无可争议的文明古国！
由于保护和修复手段落后，超过半数的馆藏文物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由于缺乏现场保护手段，许多珍贵文物出土后即遭破坏；由于检测和技术手段落后，大量遗址遭受风化、水害、霉菌的危害；由于博物馆展示手段的落后，我国参观博物馆的人数仅为美国本土人数的六分之一……这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对落后的现状！
如何让现代科技的光芒照亮我们绚烂多彩、绵延不断的5000年中华文明？在6月9日———第二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记者专访了国家文物局主管科技的副局长张柏。
发掘现场：“出土即坏”的无奈与尴尬
30多年前，几个陕西农民在打井时的偶然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个充满想像力、气势恢宏的地下兵阵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每一个参观过秦始皇兵马俑的人，都被这些栩栩如生、如真人般大小的陶俑所震撼，只是灰黄的色彩让人有些遗憾，甚至怀疑当时的人们衣着的确如此单调。
“始皇帝可不会让他的勇士这般灰暗！”据介绍，这些穿过2000多年历史尘埃的兵马俑，刚刚面世时都是通体彩绘，色彩鲜艳，但许多陶俑的彩绘层在“面世”的数分钟内与“母体”分离，幸运地“留下”彩绘的只有10余件。
为了留住兵马俑的色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成立了专项课题组———兵马俑彩绘保护科研小组，从彩绘的损害机理入手，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终于找到了保护兵马俑彩绘的有效途径。这一成果在200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新技术的支持下，2号坑出土的10件兵马俑身上的彩绘保存完好。
这10余件兵马俑是幸运的，是现代科技让他们保留了2000多年前的原貌。不过，相对于每年10余万件新出土珍贵文物，相对于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文化遗产保护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的光芒就显得太微弱了。
据张柏介绍，出土文物的应急保护技术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文物保护、利用的主要瓶颈，同时，也是一项国际性难题。特别是大量的有机质文物，如漆木器、出土丝织品、纸质文物、骨角质文物，由于缺乏成体系的现场保护应急手段，在许多发掘现场出现了珍贵文物“一经出土、即遭破坏”的无奈与尴尬。出土文物应急保护和现场提取手段的匮乏，不仅错过了第一时间保护的有利时机，同时也加大了后期的实验室保护难度，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馆藏文物：50.66%%存在不同程度病害
对于数以千万计的馆藏文物和全国几十万的古迹遗址而言，保护技术手段的落后也使其面临长期遭受自然力破坏的窘境。
据悉，“十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开展的“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结果显示，各地馆藏文物中50.66%%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其中，濒危程度29.5万件，重度腐蚀213万件，中度腐蚀501.7万件，这已成为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调查分析表明，馆藏文物病害的综合性认知能力差，环境控制技术单一，本体保护技术手段落后，保护技术标准、规范缺乏是造成馆藏文物不能有效保护的主要因素。
再者，由于我国绝大多数的遗址属于土木结构的遗存，遭受着风化、水害、霉菌等自然外力因素的破坏较大，众多代表中华文明的文物古迹正面临着毁灭的严重威胁，由于检测手段和技术的落后，难以对这些病害进行系统的科学调查与诊断，对保护材料和工艺的研发则更加滞后，导致许多濒危文化遗产不能得到及时抢救。
张柏告诉记者，迄今为止，自然变化依然是文物遭受损坏的主要因素，尤其是质地脆弱和容易遭受腐蚀的可移动文物，环境污染恶化加剧了脆弱可移动文物的腐蚀，尤以铁质文物和丝织品文物的腐蚀较重。以科学技术为主导，加大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研究的力度，遏制馆藏文物尤其是脆弱馆藏文物腐蚀加重的势态，已成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田野考古：手工探铲仍是主要手段
几个月来，“南海Ⅰ号”南宋商贸沉船的打捞工作，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也让水下考古这一科技考古形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作为拥有辽阔水域的文明古国，我国有十分丰富的水下文物，据专家推测，像“南海Ⅰ号”这样的沉船，在中国领海就有2000条以上。然而，由于缺乏针对性强的专门技术和相关技术的转化应用研究，我国领海文化遗产探测技术和仪器的整体水平、探测能力和探测精度都落后于发达国家，水下考古工作的规模、技术装备明显的不足，远未适应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需要，我国尚未建立水下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级专业化科研基地。
从更大的考古领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得考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而我国考古发掘手段单一、方法陈旧，传统的技术与设备已远远不能适应日益重要的国家重大基本建设中抢救性发掘、保护的需求。
张柏告诉记者，我国传统的田野考古从调查勘探到考古发掘，多数仍停留在凭经验判断的低层次技术层面上，高新科技含量低，技术粗放，采集信息量少，已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与文物保护的需要，造成了大量珍贵信息的流失。国内勘探使用的磁法、电法、探地雷达等技术的准确率不高，手工探铲仍是主要手段。
发掘缺乏科学判断文化层堆积的标准化模式，以及地下埋藏状况分析技术和三维图像显示技术。不论是大量手工测绘还是少量的全站仪测绘图与航空遥感图像叠加，信息化程度都不高。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考古工作在发掘新技术和装备研制方面没有大的突破。
遗产保护：至今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欧盟“科技发展第六框架计划（2002—2006年）”确定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研究作为增强经济潜力和凝聚力的战略重点；意大利启动了“文化遗产保护特别项目”；法国实施了“文化遗产国家级研究计划”；美国制定了“拯救美国财富计划”；印度也于2003年提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部潜力来保护、保全、评价、更新、尊重和利用印度的悠久文明。这些计划的实施，充分利用了科学技术手段，有效地推动了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作为联合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张柏对于国际上的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十分了解。他说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往往对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提高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文化遗产保护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呈现出活跃与多样性的态势。磁力仪、地质雷达遥感技术、微型机器人等技术在考古发掘、调查、测绘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并逐步深入；光纤付里叶红外仪、激光拉曼、同位素检测等现代分析检测手段和仪器设备的应用，在文化遗产病害真实性、完整性认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针对性和可靠性。
“而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比如，意大利罗马文物修复中心拥有400人的科研队伍，设有9大科学研究实验室和11类材质修复实验室。而我国目前最大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中国文物研究所仅有科研人员百余人，全国已建立的10余个遗产保护实验室中，至今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我国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含量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