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的职能不但是收钱，更重要的是把蛋糕做大。”打着一贯钟爱的红色领带，金人庆身穿深色西装、白色衬衫出现在报道全国“两会”的媒体记者面前。有海外记者说，红色领带像是暗示今年中国支农财政增长的喜讯，深色西装又不失这位财长的严谨本色。
在“两会”期间，温文尔雅的金人庆在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有关报告时这样笑称，“蛋糕做大后还要分好，让大家都吃好。财政的钱要雪中送炭，少搞锦上添花。”他认为，高楼大厦要建设，但更多的钱要花到基层去。“一个地方高速公路修了很多，却没有产业，高速公路不是晒太阳了吗？不如把这些钱省下来多干些老百姓关心的事。宁可我们少搞城建，少搞华而不实的项目，也要多给老百姓实惠。做好这些，省委书记和省长可以说功德无量。”
说着说着，金人庆替政府和老百姓核算起一笔账：“10元钱多不多？中央出10元，省里出10元，老百姓出10元，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民看病难问题，等于给农民买了保险，农民不会因病致贫。”言辞之中洋溢着执政为民的深情！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蛋糕大了，再分蛋糕、切蛋糕、吃蛋糕，这样才比较好些。”
从计划到市场，整个社会都经历了一场巨变。金人庆是带着实在的业绩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开始逐渐步入高级领导干部行列。
在金人庆任云南省副省长的6年间，他扶持起云南的烟草行业，不是以简单的减税、拨款方式，而是运用多种调节手段，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1991年9月，金人庆回到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4年之后，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数月之后，金人庆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1997年12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1998年1月，金人庆再次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3个月后，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1998年是金人庆官场生涯最需要勇气的一年，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正值亚洲金融风暴汹涌，他说：“我当了一辈子官，大概只有那一年我对做官艰难的感受最深刻。”
金人庆走马上任，磨刀砍柴，先后在浙江、北京、四川分片召集了由各个地区的国、地税局长参加的座谈会，之后，在北京宽沟召集了由理论界和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和税务系统的几位司、局长参加的座谈会，探讨中国经济的走势、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税收工作面临的任务。
1999年元旦，节日的北京华灯初上，万紫千红，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却与新年远隔千里。金人庆守候在这里，记录各地报来的数据，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当最后一元税款进入国库时，一向内敛的金人庆泪水夺眶而出。金人庆坦言，不是为了完成目标特别高兴，但是为此，我们的100万税务干部，确实付出了非常大的艰辛。
“我当年当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时，感到收钱很难，那时有个记者说我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个部长，因为总是从人家口袋里拿钱、拔人家的毛。回到财政部以后，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收钱难，分钱更难——当税务总局局长反正有一条，有个法，我依法办。”今天，身为财政部部长的金人庆似乎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相反还“留恋”以前在税务总局的时光：“坦然说，我在税务总局后来还是很闲的。中央电视台老要来拍我的镜头，说要拍我一天到晚怎么忙的镜头，我坦率地说没有。后来很多时间并不忙，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忙，都有法，依法办。在那里，我把队伍管好，把机制建立好就行了，其余的别人去干。闲了我就想点儿别的事，实在没事干我就看电影、听音乐。”
无论是作为国税局长还是财政部长，金人庆始终是“玩数字的人”。“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依法从纳税人口袋里掏钱。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跟往口袋里放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我自己，我也希望有人能够老往我口袋里面放钱。从这个角度讲，大概有的人不太喜欢我。但是我想，我们掏来的钱确实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假如没有税收，大家的生活不可能过得像现在这样安全、这样方便、这样富裕、这样开心。税收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讲，我相信全国的老百姓会是喜欢我的。”为了用之于民的目的，即便有些人不喜欢，金人庆还是愿意坚定地扮演好自己的这个角色。
“江泽民同志曾讲过财大气粗，朱基同志也讲过真金白银。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基础的代表是钱。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现在很多人跟我讲，万水千山只等钱、万水千山只缺钱，我想还是有道理的。到财政部来了，尽管给人家口袋里放钱，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都不太满意。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就要调节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这么大，不能使每个人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谐社会就很难建立。现在虽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群众心态不平衡。为什么一些人吃鲍鱼、鱼翅、海参，一些群众连红烧肉都吃不上，凭什么？因为有些人并不是靠劳动所得、技术创新所得。宏观调控也好，监督管理也好，都离不开财政。”从税务总局局长到财政部长，金人庆在角色切换时接受了挑战。作为财政部长，金人庆认为最大的本事“不是分蛋糕，不是切蛋糕，管好一个财政，就要懂得把生财、用财、聚财这三财之道能够融会贯通”。在他看来，聚财的时候，要想到如何有利于促进财政更好地发展，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用财的时候，要想到如何用，以后才能带来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能够把蛋糕做得更大——只有蛋糕大了，再分蛋糕、切蛋糕、吃蛋糕，这样才比较好些。
“要加强调查研究，不仅要‘身去’，更要‘深入’，力戒走马观花。思路就是财路。……与其被动埋单，不如主动请客。”
“思路就是财路。做好财政工作必须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否则，如果一味陷入收收支支不能自拔，跳不出事务工作，不去主动想大事、议大事，那么财政工作就难以更好地服务大局。”金人庆到任财政部后，立即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地方、部门和专家的意见，马不停蹄地走访、座谈、考察。他常说：“要加强调查研究，不仅要‘身去’，更要‘深入’，力戒走马观花。当然，要想真正了解实情，还必须注重研究和改进调研的方式方法。财政工作既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又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躁，更应求真务实。”
在深入调研与反复论证的基础上，金人庆与部党组一班人提出了“一二三四”工作思路。概括地说，就是要“做大一个蛋糕”，即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财政经济蛋糕；“用活两大存量”，即用活国债投资存量和粮食风险基金存量；“推进三项改革”，即推进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四项制度”，即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金人庆说，其核心是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把发展作为贯穿财政工作始终的主线和主题。
财政部门都清楚金部长有一句经典口头禅：“与其被动埋单，不如主动请客。”采访中，记者问到这句话如何理解，金人庆笑了笑，稍稍思索一下，如是作答：“为什么要强调‘变被动埋单为主动请客’，一方面因为财政是综合经济部门，掌管着数万亿元的资金分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主动建言献策，按照国家的大政方针积极参与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及时性；另一方面，尽管当前财政收支还偏紧，但绝不能一碰需要花钱的事情就摇头，把财政部搞成‘摇头部’，相反，要当好‘服务部’，看准的事要全力去办，能解决的问题要主动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做好解释工作。”
让金人庆最自豪的是，“非典”期间，财政部主动提出并经国务院同意设立防治“非典”基金，对困难群体实行免费救治，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实行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税收等政策，为夺取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减少“非典”疫情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和政策支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非典’时我们主动请客，效果还不错——我们花了20个亿，赢来了地方180个亿。大家都说财政部比较慷慨，其实就花了20个亿。 何必呢？我主动请客，还可以给地方和部门的包包里头点个菜。否则他们一吃就吃鲍鱼、鱼翅，最后吃都吃了，你还能不埋单吗？我还不如主动说吃个红烧肉或涮羊肉算了。钱也掏了，最后大家也理解了，说财政部比较主动。”
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词——“跑财政”，或“跑步（部）前（钱）进”。财政款能否“跑来”？财政部的有关部门和金人庆本人是不是也经常是“公关对象”？对此，金人庆还是笑了笑：“首先，我要说这里的‘跑’并不都是贬义，‘跑’也是一种沟通。财政部门是一个综合部门，涉及到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通过相互沟通，可以加深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的认识，最终达到理解和共识，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我也常要求财政干部要主动服务、主动沟通，不要光让人家跑到你那里，自己也要积极了解对口单位的需要，要多拜访一下左邻右舍，到相关部门和地区去开展调查研究。”缓了缓语气，金人庆接着说：“当然，如果这里你说的‘跑’是专指搞公关的话，那么我认为随着财政管理的逐步规范，财政部门主要是按照有关法律和体制规定，根据客观因素，运用规范的分配方法进行资金分配，人为因素已越来越少。”
事实上，金人庆常告诫财政干部：“财政部是一个掌握资金分配权的部门，大家手里有一点权力，切莫‘恃财傲物’，一定要廉洁自律，慎之又慎，警钟长鸣，切实做到理财为公，理财为民。”
是否存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种情况呢？金人庆同样是笑了笑：“必须承认确实存在有的‘孩子会哭’、有的‘孩子不会哭’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各级财政部门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日益加强，对于‘不会哭的孩子’财政部门也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对于‘假哭的孩子’，我们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坚决查处各种弄虚作假骗取中央资金的行为。”金人庆表示，随着预算分配机制和分配方法的不断完善及财政部门主动服务意识的不断加强，“跑不跑、哭不哭”对财政资金分配的影响已越来越小了。
是不是还存在“撒胡椒面”的支出方式，我谁都给点，谁也都不得罪？金人庆立即表示否定：“应该说，财政支出是有重点的，而且根据宏观政策需要不断进行调整。近年来，我们在严格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和就业、科技教育、生态环境建设等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各项重点社会事业的发展。在资金分配过程中，我们体现‘支持重点、区别对待’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搞平均主义。”
同时，金人庆也坦言，目前确实有一些支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撒胡椒面”问题：“一些职能部门都希望手中握有‘一把米’，资金安排上政出多门，零星分散，没有发挥出整体效益，确实需要进行必要的整合。”
金人庆很自信很有把握地说中国政府有钱花。“我虽然算不上巧妇，但幸运的是，我‘为’的是中国经济蒸蒸日上这个‘有米之炊’。”
“我们知道您手中的钱袋子是越来越鼓了，那么您现在花钱是不是也越来越大方了？”对此，金人庆这样回答：“尽管财政蛋糕在越做越大，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各方面都喊钱不够花。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大方’的时候，仍然必须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切实将财政资金用在紧要的地方，花出效益来。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有一天真的富裕了，也不能敞开口子随意花钱。财政资金每一分每一厘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来之不易！”金人庆加重语气说，财政工作者要加强为民理财的意识，大力弘扬“三铁”精神，——当好“铁算盘”，会精打细算；当好“铁将军”，会严格把关；当好“铁公鸡”，会锱铢必较。
“应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破解‘三农’难题，不能光靠‘一指禅’，要统筹兼顾、多管齐下，打好‘组合拳’。”
“我当过粮食局长，我知道中国农民太苦，真的。咱们城里人怎么苦也苦不过农民，比农民要好。现在农民种田就是喂嘴巴，有点儿粮食吃，你说能有多少钱。我别的帮不了农民，要教农民种田我帮不了，那只能靠市场，但起码我们应该对农民少取或不取，农业税取消了，农民肯定叫共产党万岁，起码也是个德政。”金人庆说这话是有背景的，原来他曾在基层粮食局工作过近10年。
1962年9月，考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金人庆在兴奋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同时，“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8岁的他肯定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会经历“四清”运动、目睹“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终他能参与推动中国改革。
当时中财院60级为干训生，1961年因自然灾害停招，62级实际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也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届。王佩真教授回忆，当时的学生生活非常清苦，70％的同学靠国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学金生活，校园里清一色的补丁衣服，宿舍里没有开水瓶，只能用大铁壶打开水，常常喝凉开水。金人庆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临近做毕业论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很快就停了课，只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文革”直接影响到金人庆所在的62级毕业学生的分配，毕业方案历经波折。随着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反反复复七八次的分配方案最终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方针指引下，彻底转为“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
1966年全国进入无序状态后，本应早就离开学校的金人庆和他的部分同学却不得不继续待在学校里。直到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给本应在1966年7月参加工作的同学们发见习工资，金人庆才在学校领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工资。
1968年10月，金人庆终于可以工作了。他拿着报到通知单来到云南永胜县粮食局。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金人庆养过猪、扛过粮包、当过粮店会计。
“文革”结束后，政府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归队”等系列措施下，金人庆的人生获得转机，经过县粮食局副局长、县财贸办副主任、财贸办党委副书记，到1980年至1983年间，从县委常委逐步升迁为县长，之后调任云南省丽江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再后出任云南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直至今天的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作为从最基层成长起来的省部高官，金人庆深知老百姓的生活之不易，为此他深怀执政为民之情。
2004年3月23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省长会议，温家宝总理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将中央关于“两减三补贴”的支农政策落实到各地。财政部当晚就开会，签合同，很快就把该拨的钱预拨下去，并对各级财政部门迅即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还派督察组督察。这种雷厉风行的办事速度和一抓到底的形式是为什么？金人庆饱含深情地说：“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事关宏观调控成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时春播在即，政策资金能否及时落实到位，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关系到来年老百姓嘴里的口粮。‘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能不争分夺秒、一抓到底吗？落实起来就是要快、快、再快一些！”
为了有效防止资金被截留、挤占、挪用，确保补贴资金能如数、尽早进入农民的腰包，真正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财政部采取了直补的方式发放资金。“一竿子插到底，减少了中间环节，花钱不多，效果不错。”金人庆十分激动地说：“平常收到老百姓表示支持和拥护减免农业税和粮食直补政策的信件比较多。中国老百姓是非常朴实的，只要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分忧解难，他们就不会忘记。”
一天，金人庆收到一件来自河南农村的包裹，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老农亲手缝制的嵌有88颗心的红色锦旗，还附有一封信。在信中，这位老农表达了对党中央和国务院支农政策的感激和支持，并请金人庆转交亲手缝制的锦旗。金人庆说：“群众的肯定和鼓励，对我既是动力，更是鞭策。我只有继续加倍努力，争取多为大家办些好事和实事。”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终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国内外广为关注。“农业税作为一种在农村征收、来源于农业并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赋，已在中国存续了2600年之久，期间共经历了5次大的调整和变化……”金人庆谈起历史上农业税制的由繁到简趋势滔滔不绝，言谈之中彰显他的博学多才。
金人庆接着说：“取消农业税，绝不仅仅是为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是关系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取消农业税会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但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局看，这些财政的减收增支是为破解‘三农’难题、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造成的瓶颈制约、造福广大农民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十分值得的。”金人庆说，应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
“十五”期间，广大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国家加大“三农”投入力度，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就达到11300多亿元，5年年均递增17％，是改革开放以来支农投入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时期。
“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建设将从哪些方面着力？金人庆表示，建立并完善“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将是公共财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金人庆指出，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使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得到保障，是“十一五”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老百姓有句话，叫‘不怕不敬神，就怕家里有病人’，道尽了‘病’字对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巨大威胁。‘十一五’将继续推进和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将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一倍，分别由10元提高到20元。财政投入的钱多了，农民住院看病报销的比例将会相应提高，医疗费用负担将会进一步减轻。”金人庆说：“破解‘三农’这个难题，不能光靠‘一指禅’，必须统筹兼顾、多管齐下，努力打好‘组合拳’。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多予、少取、放活’这6个字入手。多予，就是要切实增加‘三农’投入；少取，就是少向农民收取税费；放活，就是要搞活市场促增收，努力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我金某人变成国际明星了。这两年财经外交确实是从后台走向前台了，一方面为国力的增强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压力。”
金人庆曾被中国媒体评为“中国十大最受关注的财经高官”之一和“中国最忙的十大高官”之一。这位有高学历背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财经高官，其举手投足和只言片语无不被外界费力揣摩，很明显，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释放出一些财政改革的信号，有关人士希望从中看出新经济政策的动向。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在广度与深度上日益拓展。金人庆说：“我们以多边、双边财经政策对话机制和多边开发机构为平台，通过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对话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规则的制定，发挥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作用，扩大了国际影响，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频繁参与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这意味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金人庆说，活跃的“财经外交”成为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最近很多人讲，我金某人变成国际明星了。这两年财经外交确实是从后台走向前台了，我自己也有体会。过去到美国去，我就不敢约见美国的财政部长，因为你要见他他不一定见你，我干嘛要自讨没趣呢？现在不是了，你不见他，他主动要见你。我们去美国他主动打电话来，要我安排时间见他，中国人当然有面子。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确实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方面我为我们国家国力的增强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压力。”
一段时期，人民币升值与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对此，金人庆如此回应：“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当局自主决定的，其他国家无权说三道四。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决定的。中国历来是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对世界的相关影响，做出关于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的。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承担了最大的牺牲，为亚洲地区和全球的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种情况下，应其他国家强烈要求，缩小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当时是为了保持人民币的稳定，从而稳定亚洲和世界经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愿意同全球的其他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交流和探讨。同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汇率制度的调整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可能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下，在投机势力窥测投机机会的情况下进行变动。外部压力越大，外部的噪音越大，越阻碍中国汇率制度进一步的改革。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不会屈从于外力。”
“要善于同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一道工作，要当‘班长’而不当‘家长’，要果断而不能武断，要‘高人一筹’而不能‘高人一等’。”
在人才和干部问题上，金人庆一贯主张“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决反对“拉拉扯扯”、“任人唯亲”，坚持公道正派的干部路线。为此，金人庆积极推进竞争上岗制度，打破“论资排辈”的做法，逐步建立起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很快，金人庆等一班人在财政部建立起了广纳群贤、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创造了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的良好氛围。
领导班子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并代表着部门形象、队伍形象。对此，金人庆有清醒的认识：“要精诚团结，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动加强沟通协调，相互配合，补台不拆台，既讲党性、讲大局、讲协作，也要讲感情、讲友谊，让班子成员真正成为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同志、思想上肝胆相照的知己、工作上密切配合的同事、生活上互相关心的挚友，使领导班子始终处在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状态。”
作为财政部主管的金人庆，他容人容事、广纳谏言、注意综合协调、游刃有余地统揽全局的作风和能力为同事和部下所称道。问起他的成功之道，他说：“要善于同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班子成员一道工作，要当‘班长’而不当‘家长’，要果断而不能武断，要‘高人一筹’而不能‘高人一等’；要率先垂范、言行一致，心胸开阔一些，觉悟高一些，律己严一些，尽可能做学习的表率、坚持原则的表率、把握大局的表率、加强团结的表率、清正廉洁的表率。
“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现在是千万双手伸向财政，千万颗心联想财政，千万双眼盯着财政，千万张嘴议论财政。财政干部并不好当，一定要清正廉洁，品端行正。”金人庆说，在反腐倡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上不能掉以轻心。他要求各级财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真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勤勉自省、慎微自警、严格自律，过好权力关、人情关和利益关，祸国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沾，违法之事不干，始终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取信于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管好自己，也管好下属。“总理强调赏罚分明，惩一人，震三军；赏一人，万人悦。作为总理直接分管的部门，我希望财政部能成为执行国务院各项政策规定的模范部，成为‘万人悦’的典型，而不要成为‘震三军’的典型。”
在金人庆看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勤政为民，跟广大百姓休戚与共的集体。他感慨地说：“我近年来陪同中央领导考察工作或出访，对整个班子亲民、爱民、为民的这个形象感受很深。家宝同志确实是个拼命三郎啊！早晨8点就开始工作，干到晚上近11点。他走路很快的，我们这些拎包的同志都感觉跟不上啊，没有一点体力受不了。家宝同志确实是重视身教，做样子给我们看，他生活上要求很低，一碗面条就可以了。在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想中国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暇时，金人庆不忘捧卷读书，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我重视学习，没有别的特别的爱好，礼拜天就是跑书店，我买书是不吝花钱的，但我不太喜欢形式主义的学习，对无病呻吟的会、形式主义的事要少开、少办。”一次，在财政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金人庆讲：“开会没有必要每次都请哪个部长去讲话，一讲话一总结一天去掉了，最后讲的都是重复的话，何必呢？”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特别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日益加快，许多新事物需要我们去学习、去探索、去实践，许多新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回答、去解决，这都要求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如果一个人不爱读书、不讲学习，久而久之，就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必将退步落后。”他的读书心得是：一要刻苦钻研，持之以恒，日积月累，聚沙成塔，汇水成渊；二要博学广览，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善于积累；三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四要既读有字书，又读无字书，虚心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周围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