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知识分子,在其所从属的这支军队成长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铁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和军队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党的思想理论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引下,军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知识分子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并努力为其作用发挥创造良好条件
革命战争年代,党在实践中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明确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于1933年10月作出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我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个论述知识分子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政策性文件。《决定》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并且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保护、使用和照顾知识分子的具体规定,这对于党和军队摆脱左倾错误的羁绊,保证广大知识分子以舒畅的心情和蓬勃的朝气去战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又对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批判,同时总结和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系统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比如抗战初期,一批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党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怀疑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抑制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据此,毛泽东于1939年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性文件,这是我党在遵义会议后制定的第一个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文件。该文件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要“大批地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基层工作”。1940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示叶挺、陈毅等,要“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要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此后便出现了“革命的知识青年成批地投入军队”,这成为八路军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底,有10万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伪反动派的重重障碍投奔延安。一时间形成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之势。为了帮助知识分子更快成长,延安的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各根据地、解放区都组织进行各种培训。仅延安抗大就培训知识分子2万余名。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随着国防工业建设的推进和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逐步展开,党和军队进一步加大了知识分子工作的力度。由于西方敌对势力谋求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再加上后来出现中苏对抗,国家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要保证新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提高广大官兵的文化素质,再一个就是加紧撒手锏武器的研制。在提高官兵整体素质,以满足国防对人才的要求方面,军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地方院校接收了大批毕业生充实到部队军官队伍中来。正是这一有力措施的落实,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同时也保证了一些技术军兵种顺利组建成军。在加快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研制方面,除了进一步发挥原有军队科技人员的作用外,还有针对性地选调地方科技人员到军队中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甚至从国外吸引一批高层次专家于国防科研领域。可以说,这个时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国防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后,军队进入新的建设时期,大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逐渐成为全军的共识。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还有针对性地就军队科学文化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具体要求,我军确立了符合时代需要的发展战略和建设方向,同时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自1980年起,我军便有计划、大批量地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入伍。为了加强这一工作,1983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国家计委、教育部、总参、总政《关于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培养军政指挥干部的请示的通知》,从这一年起,连续三年从地方大学批量招收毕业生,补充到基层军事指挥岗位上去。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改善部队军官队伍的知识结构很有必要,同时也强化了广大官兵对知识分子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认识。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科技兴军、人才兴军成为军队建设和发展的主旋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海湾战争爆发为标志,战争进入高技术时代。这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及其作战编成和作战方式的改变,对我军建设的要求愈来愈高,要占领世界军事斗争的制高点,科学技术与人才队伍是关键。正因为此,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战略部署,突出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面对这一大趋势,我军确立起“人才是兴军之本”的重要思想,并把人才培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下大力气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军事科技人才、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在具体战略规划上,明确了我军人才培养一靠实践,二靠学校。这种拓宽舞台,提供空间之举,有效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活力。
东北军事政治大学毕业学员开赴前线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我军整个成长史上都留下广大知识分子的足迹,每次军队建设的飞跃都凝结着广大知识分子的心血、汗水和智慧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起到了政治启蒙乃至领导革命的作用。翻开中国革命史,知识分子的巨大贡献首先反映在政治启蒙上。正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革命先驱的姿态和理论勇气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为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果跳出“知识分子即为躲在书斋里的人”,或“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的狭隘认识,承认知识分子原本就是“脑力劳动者”,他们根据工作需要活跃于各种工作岗位;或者反过来说,战斗在各条战线与各种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文化知识,即便没有从事文化工作,仍属于有知识的一分子。有了这种互换的关系,再来看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便不难作出一个判断: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革命的先驱、革命的参与者,也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比如,作为人民军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一线指挥员那里得出,即这个群体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本就归于知识分子的行列,据统计,1955年至1965年期间,我军先后授予1604名军官以将帅军衔,10名元帅中9人经过军事院校培训或知识分子出身,其中5名曾出国留学;10名大将中9人经过军事院校培训或知识分子出身,其中1名曾出国留学;57名上将中51人经过军事院校培训或知识分子出身,其中5名出国留学;177名中将中有123人经过军事院校培训或知识分子出身,其中7名曾出国留学;1359名少将中823名经过军事院校培训或知识分子出身,其中24名出国留学。其中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世界著名的战将更是集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于一身。郭沫若曾赞誉朱德元帅“彬彬文质闲骚雅,岳岳元戎驭六龙”,称赞陈毅元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创立者和传播者,他们为我军确立了指导思想和政治目标,规定利益范围,由此保证了我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科学理论源于广大官兵的实践,但更需要知识分子去总结和升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即可转化为战斗力,并且是不可替代的战斗力。进一步分析问题,我军之所以区别于旧军阀,在于这个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自己在为谁的利益而奋斗。我军自建军之日起,党就规定了自己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利益范围,即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就是这支军队的最高利益。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从而保证了这支军队政治上的可靠和思想上的纯洁,保证了强大战斗力的生成。原因很简单,一支军队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战,才能赢得最广泛的支持,这也是我军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的重要原因,是获得不竭的力量的源泉。同时,由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具有崇高性,所以更易于激发强大的精神力量。此一规律从红军与军阀武装的不同表现可以看出。为什么长征路上的红军以指挥员平均年龄25岁,战斗员平均年龄不足20岁,平均每百人拥有40余支枪和不多的弹药的情况下,却能够冲破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众多原因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军阀部队消极避战,而之所以避战,又是缘于利益。当利益攫取决定于小集团的实力后,就不要寄希望不同的利益集团皆奋勇向前。我军的情况与此迥异,由于这支军队原本就不存在自己独有的利益,内部每一个体组织更不存在独立的利益,当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价值评判标准产生后,奋勇向前、牺牲局部成就全局、牺牲个人利益成就人民利益便成为可能和必然。我军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即产生如此先进的理论,显然是充当革命先驱的知识分子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主义精髓的结果。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我军精神大厦的构建者,也是官兵战斗精神的有力调动者,其通过理论武装,使劳动者迅速成为不怕牺牲的战士。革命早期,我党针对知识分子在思想武装与精神激励方面拥有的强大作用力作出肯定:在军队中,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队伍里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军队;在农民群众中,他们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这种评价是准确的,因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论持久战》)正是由于党领导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肩负起将先进的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策略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使广大官兵拥有了明确的政治奋斗目标。结合清代以来中国三支军队的演变过程加以分析,会让人更深刻地感知革命先驱的伟大和不朽。满清王朝以两代人的时间入主中原,以四代人的时间将一个凋敝的中国推向繁荣,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之一,即为马踏中原的八旗铁骑,然而到了王朝后期,不管是鸦片战争还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原本骁勇善战的八旗溃不成军。再看国民党的军队,北伐战争中这支军队所向披靡,然而到解放战争时期,虽有美式装备,仍难逃脱失败的命运,及至济南战役,几万国民党守军倾刻间土崩瓦解,以至于指挥官王耀武哀叹:就是一群猪让解放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得那么快。而中国人民解放军80年来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创造着一个个战争奇迹。以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为例,至今美军电脑推演的结果仍是志愿军无法阻挡美军的进攻。为什么三支军队有如此大的差异,人民解放军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呢?原因在于这支军队自建立之日起,党就特别强调将政治理想和信念灌注于每一个士兵,努力挖掘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强调其主动性、主体性,比如红军时期便建立起来的“三大民主”就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而来。当每一个加入到队伍中来的人都清楚自己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后,那种蕴藏于官兵中的巨大潜能便有效发挥出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经这样说过:“同是一个兵,昨天在白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靠的就是民主主义。”这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是致胜的法宝。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我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与组织体制的规划者,他们以高超的智慧建设起一支拥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军队。我国革命先驱很早就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定文化传统的国度,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获得执政权同时不丢失,党必须牢牢掌握武装。所以,从建军之初就确立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制度。为了保证这种领导,在军队中实行以“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在内的三大制度,正是由于建设了这些坚持至今的有效组织制度,从而保证这支军队真正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党的委员会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为例,其不仅仅起到保证党的领导的作用,同时产生凝聚战斗力、提升战斗力的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确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回顾历史,至今我们仍然为我军的创建和领导者的政治智慧所折服。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我国国防科技的开创者,在这一领域他们独领风骚,创造了不朽的功勋。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国防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中国多灾多难,包括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现了西方国家对我实施技术封锁,出现了外援断绝等困难,同时还出现了“左”的错误,但广大知识分子以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国防事业的责任感,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仍然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实现火箭技术的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党的领导下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几万名科技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忘我奋斗的结果,是全国科技领域广大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结果。对此,长期领导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感触尤深,每当回忆起知识分子对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贡献,他总是带着感情说:我们的知识分子是真心热爱祖国的,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努力攻关,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是不可能取得的。他还更为具体地说,中国的导弹研制处于起步阶段,一批著名专家住到从部队接收过来的简陋房子里,两块铺板一搭就安顿下来。当动员科学家们住旅馆时,所有人都表示:既然是来工作,就不能住旅馆。正是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无比忠诚和不畏艰苦的精神,影响和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工作在国防科研战线,并取得骄人的业绩。
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已经与整个军官队伍融为一体的知识分子,将不再以特殊群体的方式表现并强调,但知识的力量将伴随信息化军队建设到永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有一个重要变化已经初见端倪,这就是一直以特殊群体予以突出和强调,同时是通过区别对待来彰显价值的知识分子,伴随着我军人才队伍建设的飞速发展不再突出出来。这种普通化趋势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在弱化,而是从深层次反映着我军建设已经转型,已经通过官兵综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军官的文化和科技素养的大幅提升而上升一个台阶。
一般来说,越是稀少越是珍贵,越是没有摆到应有位置上,越有必要通过特别突出和强调来推动。历史上我党我军重视和强调知识分子工作,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尚未得到应有的发挥,是因为知识分子工作在所有工作中尚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唯有特别强调方可获得改观。今天,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军官队伍的构成主体,或者说军官队伍就是我军的知识分子队伍,我军的知识分子队伍就是军官队伍。这一判断奠基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人才战略工程的展开。近年来,通过确立走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路子,军队已经与上百所地方高校签约委托培养人才,甚至从地方直接招收优秀科技人才入伍,正是这些政策措施保证了基层指挥军官队伍知识素养的迅速提升。同时,军队内部也加大了院校人才培养的力度,全军干部经过本级院校培训,拥有博士硕士的比例正在大幅度提升,尤其是集团军以上的高级指挥员已经基本上毕(结)业于国防大学。这种情况下,显然没有必要再按传统的解读方式,区别出某一部分人是知识分子,某一部分是非知识分子,这已经变得难以准确区分。一定意义上,今天和未来更多的是从职责上要求某一部分人,而不会过多地从阶层和群体的角度强调。
正是由于我军军官队伍已经和正在走向知识化,我们认识信息化军队的建设,认识我军担负的新使命,便应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识和判断知识与掌握知识的人的作用发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另一个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战场。前一个是现实的范畴,重心在于我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军队建设快速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掌握科学知识的高素质官兵来完成。后一个则属于历史的范畴,重心在于进一步提升我军硬打击和软攻击力。军队历来强调力量的对决,虽然古代表现为角力,后来发展为角力与角智相结合。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今天的角力已经借助科技手段延伸于超视距和多维空间。这种角力对广大官兵的科技素养要求很高。因而既是一种挑战,也是要求,即要求军队以更多的知识来应对挑战。强调战争中具有时代特征的软攻击力,其实质是借助非物质力量达成物质力量所要达成的效果,实现于两大途径,对外强化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为重心的软实力建设,以达成武力打击以外的影响力;对内则强调借助我军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坚守达成战斗精神的提升。后者作为一个新命题,脱胎于时代对军队的特殊要求。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军队如何才能以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来应对和消除多元价值观中的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到我军战斗力的生成。比如,在大众更加重视自身利益和权益的今天,军队官兵却要随时承受更大的牺牲,并且这种牺牲又是彻底的和无条件的。正所谓任何群体或集团都拥有紧急避险的权力,唯有军人没有,只要命令下达,即使前面是死亡,仍然必须决绝地扑向死亡。牺牲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但正因为此而成就着崇高,进而铸造起精神的大厦。（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