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小传】公方彬,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1984年3月被广州军区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荣誉称号,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4月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现为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 团中央等九部委聘请的“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国家、军队赋予的研究课题80余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多部法规的起草修改工作。
传承与创新是一支军队进步的主旋律
记者:前几天我们开了一个选题会,确定了迎接建军80周年的选题。做建军80年的稿子,我们觉得难在能从新的角度把题破开。我们先是确定了变化这个主题,在变化中以进步为主线,“传承与创新——解放军80年进步史”作为题目,,这样,80年历史就被深化为80年进步史。我们强调进步而不是强调变化,是因为我们觉得,80年的历史,我们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一条辉煌的进步之路。因此,我们觉得,进步与变化相比,角度不仅更新,而且也更加科学,更有价值,因而也更有意义。
你是专家。请你来,就是想帮我们梳理出80年变化的脉络。
公方彬:首先我要说的是,你们确立讨论的题目很有价值。在建军80周年之际,为我军的发展历程作一个回顾,并且以“传承与创新”为主线,视角独特,很能获得共鸣,至少我已经产生了共鸣,感受到意义和价值。
回顾我军成长史,蓦然之间,已走过80个春秋,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超越自我的历史,这个超越,既涉及到物质,也涉及到精神,既涉及到个体,也涉及到群体。传承与创新构成一部我军成长和发展史。传承与创新支撑着我军的现在,折射着未来。
记 者:传承与创新这对概念,是我们在深化主题的讨论中提出的。这对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找到具体可感的具象。具象的东西好把握些。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围绕着进步这个主题,把那些伴随着我们的当兵生涯,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中的与进步相关的变化的东西列出来,我们可以不太费力地通过对它们变化的观察,来梳理出我们军队80年的进步。
传承与创新这个主题一确定,许多具象便随之显现出来了。我们军队80年的进步历史,就以这些我们并不陌生的具象为标志得以展示。这些具象性的东西的变化在体现着我们的进步。因此,挑选那些具有标识性,标志性的具象,成为我们这个选题落实的重要一环。这些具象作为标识,甚至是作为载体,承载着厚重的进步历史的脉络。
另外,我们确定了用词条文体来表达。这样做,有可能把我们的进步展示变得生动具体可感亲切而不深奥抽象乏味陌生。
公方彬:传承与创新,才有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个、一串串可感的具象成就历史坐标。比如,草鞋→解放鞋→大头皮鞋→50式军服,这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正是有了这种超越,才有了现实的迷彩服、07式军装,其中反映着物质文明的演进。再比如,大刀、小米加步枪、军马、军鸽、六四式、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为核潜艇、两弹一星、超视距攻击、三军联勤、集团军所取代,反映的军队作战方式和手段的变化,是科技水平的提高,其中标志着一支新型的现代化人民军队的诞生等等。
记者:超越就是创新,如你所说,创新预示的是未来。我们在前进,在进步,自然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当然,那些值得怀念的具象进入我们的视线,也是因为有了新生。这是进步的另一种存在。
公方彬:传承与创新标识的是一支军队现实的自然存在和定位,更预示未来的发展。比如,由维和、反恐、信息化可以看到我军工作重心的转移,看到我军使命任务的新拓展,同时从中感知这支军队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
没有具象不成历史,没有积淀无以厚重。一些具象的变化意味着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原本蕴含于一个个符号之中。每一个提法,每一种称谓,都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包含着特有的价值,当我们时时去回顾并把握它们,找寻其中的精神积淀,无疑会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比如,一提八角帽、绑腿等词汇,我们往往联想到红军,进而思绪拉回到那个艰难的岁月,同时感知由革命先驱创立的伟大的红军精神。这种精神及其激发的力量超越时空,足以支撑起一个集团、一个民族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不可或缺的伟大力量。
奋斗与牺牲,拼写了―支军队的成长与进步
记者:我理解你表达的意思。我们在梳理变化,也在寻找精神。因为只有精神永恒。不变的是精神。
正是因为长征的实践,让我们这支军队锻炼或者表现出一种让世人仰慕的能力或者说精神。这种精神是凝重的,而不是飘逸的,是现实的,而不是浪漫的。正因为这样,它才具有常规容易忽视的力量。才支持着我们脱离了险境走向胜利,走向强大。
我要说的是,精神的生成,依赖于实践空间。先有实践后有精神。
在我军历史上,精神是一个使用概率比较高的词汇。红军精神,南泥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高原精神,边关精神,包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奉献精神……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有相应的精神提出。我理解,这些精神的实质,其核心就是对奋斗与牺牲的褒扬与鼓励。我军80年进步史,在我看来,是靠精神的支撑得以实现,也是无数的军人用奋斗与牺牲奠基的。可以说,奋斗与牺牲,拼写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成长与进步。为人民利益奋斗与牺牲,是我们这支军队的精神内核。
公方彬:对,我军因牺牲而成就的道德形象与崇高精神,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和挖掘。
相对于社会各个阶层和集团,军人的牺牲是无条件的和最为彻底的,这与社会发展规律有关。就一个社会来说,人群一般分为三种状态:先行者、严守中道者和后进者。先行者因开创而孕育着牺牲,后进者因落后易被边缘,唯有严守中道者最安全。一人群体要发展前进,就必有人因信仰信念而义无反顾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作出牺牲,毕竟人虽生活于物质世界,但却决不能少了对精神的追求。为什么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注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就在于民族优秀与否,评判和解读多从精神展开。
之所以在牺牲群体中,军人的牺牲更突出,更耀眼,也是社会规律决定的。比如,社会大众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是勇敢面对,还是逃避,评判时更多的是道义,而非组织强制,更不是法的迫使,因为每个人都有紧急避险的权力。然而,军人则不同,只要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只要军令下达,明知前面是死亡,仍然要扑向死亡。这既是道德的规范,职业的要求,也是军法军纪的迫使。
任何国家的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都强调崇高,而能够造就崇高的必须有牺牲,但真正把牺牲发展到极致,把牺牲当做一个集团的灵魂者,唯中国军队,是牺牲成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塑造着这支军队所秉承的核心价值观。
记者:说到崇高,这应该是我们军队能够赢得社会的最抽象也是最厚重的认定了。几年前,《解放军生活》曾在刊首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们为什么崇高》。不妨摘录如下:
当崇高不再是生活的准则而变成是一些人人生投机偷渡的载体,当崇高的队伍里混进一群虚张声势的庸俗灵魂操作的角色作祟,崇高的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被偷偷地改写了。但我们仍然要向世界宣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崇高,我们的特质决定了我们的名字必然与崇高永远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们崇高,是因为我们勇敢。我们将刚强筑成意志,把悲壮谱成恋歌,用无畏书写誓言。我们是凡人,我们当然恋生。但我们却不惧怕死亡。因为勇敢面对死亡能使我们超凡脱俗,能使我们把卑微演化成为伟大。我们敢于承受苦难甚至是放弃生命。尽管生活经常把懦夫和勇士安排在一个饭堂就餐,优惠的待遇使劣质的生命更能焕发出迷人夺目的光彩,但是我们不会做懦夫。我们向往荣誉。我们在这向往的冒险中寻求自己的幸福。我们热爱荣誉,我们看不起那种以更大的虚荣夸耀自己轻视荣誉的人,我们把荣誉作为滋养我们生命的琼浆,把荣誉看成我们生命中的珍宝。但我们也绝不会因自己的过失而颓废,更不会以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而感到自己受到伤害。
我们崇高,是因为我们无私。我们知道无私也就意味着恒久的忍耐与放弃,但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本身的无私决定我们没有放不去的割舍。我们不怕苦累,我们本是卑微的一族,劳累是我们祖传的基因。我们已经习惯于节制,习惯于羞涩而不是放纵,习惯于栽树而不是摘果。我们舍得用生命的琼浆培植边关的一棵毫不相关的野草,我们能像精卫那样,在世俗看来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却以凄厉的执著为了理想而不是现实耗损自己,在毁灭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灿烂的形象。
我们崇高,是因为我们智慧。我们有足够的智商读懂生活的一切机巧以及形形色色的暗道机关。我们能破译每一颗心灵或美丽或善良或丑恶或卑鄙的无形密码和生活的一切游戏规则。
我们清澈的目光能分清生活的七色,我们聪颖的听力能领悟天籁的福音。我们熟悉崇高是戴在头上的光环,它只供人瞻仰而不带来实惠生活法则。但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理想。我们生命名誉的重要是由无数的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组合而成,但我们不会修正更改自己做人的标准,我们鄙视世俗的势利,鄙视因势利得来的一切沾沾自喜苟且偷生。
我们崇高,是因为我们善良。与其说我们以勇敢著称,还不如说我们为爱而生。因为我们不乏善良与爱心。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爱与善才能使麻木的心灵惊醒。我们将善良分解成对所有生命的关心重视,我们尊重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悲天悯人,同情不幸,把落井下石作为做人的耻辱。我们渴望幸运,但拒绝自己的幸运给他人带来不幸。倘若如此,我们宁可放弃自己的幸运。
我们为什么崇高, 因为我们不仅是崇高的提倡者,而且是忠实的实践者。我们用行动向世人宣誓,而不是靠语言对他人表白。是的,我们是默默的一群,我们是世人早已熟悉的充满生机的绿色方阵。
完全可以拿来朗诵了。很有些像我们现在盛行的演讲文体。气质有些飘。而且总体也个性化具体化了,给人小气了些的感觉。但作为个体性的军人,如果具有这样的崇高感,其精神和我们倡导的价值体系还是比较吻合。抽象的崇高,在我们的文章中轻易就可以表达。但在现实生活中,崇高这种东西,不足通过抽象的认定就能生成的,得要非常具体实在的付出堆积才能换来。我觉得崇高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牺牲。也就是说,我们军人的崇高,军队的崇高,是用牺牲换来的。80年的历史,牺牲的方式可能有变,但牺牲的实质是不会变的。
公方彬:关注传承与创新,其意义和价值之一,是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启示。比如,可延伸到我军的力量之源的探究。以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三支军队作比较。大清王朝以两代人的时间入主中原,以四代人的时间把一个凋敝的中国推向繁荣,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之一,即为马踏中原的八旗铁骑,然而到了王朝后期,不管是鸦片战争还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原本骁勇善战的八旗军溃不成军。再看国民党的军队,北伐战争中这支军队可谓所向披靡,然而到解放战争时期,虽有美式装备,但仍难逃脱失败的命运。及至济南战役,几万国民党守军倾刻间土崩瓦解,以至于指挥官王耀武哀叹: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得那么快。
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这是一支拥有80年光辉历程的军队,在所有对手面前鲜无败绩,且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创造着一个个战争奇迹。以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为例,至今美军电脑推演的结果都是志愿军无法阻挡美军的进攻。
为什么三支军队有如此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使原本强大的军队走向衰败呢?仍然围绕具体情况加以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清王朝共有上百名文武官员“杀身成仁”,然而在官方和民间记录中没有一名士兵有此义举,原因何在?根本原因还在于士兵效命沙场的动力往往是几元军饷,而不是民族意识或其他,这无疑形成了士兵可以为个体原因自杀,却很难因民族的危亡而自杀。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战斗精神的源泉便更加彰显。这支军队自产生之日起,党就特别强调将政治理想和信念灌注于每一个士兵,努力挖掘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强调其主动性、主体性。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一个朝代的军队的士兵能把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与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都决定着不可能使之真正联系在一起。这种最本质的存在,同时可以从我军的传承与创新的规律中把握。
记者:你在反复强调精神的力量。是的,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一个没有精神的军队,必然是与优秀无缘。精神能够永恒,但精神不是空中楼阁,任何精神,它都必须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忽视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容易陷入另一种危机。回顾我们的历史,更多的时候,我们出现坎坷不是发生在强调物质建设的时候。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也不能违背这个定律。我倒觉得,我们这支军队发展比较好的时期,恰恰是对精神与物质二者的关系有一个科学求实的认识态度的时候。
忽视精神建设,和把精神强调到万能的地步,都是不可取的。
公方彬:讲传承与创新中成就的精神大厦,我还想多说几句,尤其想强调一个民族、一个集团所必须拥有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本质上讲,词条只是一种表象和形式,它的内核和精神是可以催生出新的精神的。所以说,如何看待传承与创新,原本存在着一个辩证思维的问题。从技术手段的角度讲,其变化愈快,反映着一个军队进步的速度愈快,现代化程度愈高;如果从文化和精神积淀的角度讲,文化和精神积淀愈厚,一支军队的战斗精神愈昂扬,价值取向愈正确,毕竟核心价值奠基于历史的选择。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使命、忠诚、纪律、牺牲。奠基于:政治性、崇高性、时代性、民族性、普世性。所有这些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研究过程中,我很注意从历史中寻找支撑核心价值观的元素。比如,使命、忠诚、纪律、牺牲的核心价值观,一定可以从传承与创新的变化中找到影子或底蕴。
有一种存在属于永恒: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记者:讲传承与创新,我觉得我们不该忽视我们朝正规化、制度化方向所做的努力以及不断取得的成就。这条脉络是清晰的,我们不该忽视。
有学者将80年进步划出这样的脉络:我军创建之初,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了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建国初十年,从战争走向和平,我们军队建设正规化、制度化趋势是明显的。“文革”十年不说了,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和平与发展代替革命与战争成为时代主题,大小环境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咯性转变,我们进入了在和平环境中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单、实施科技强军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军队走上了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新世纪以来,胡锦涛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军队全面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方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等。人民军队全面建设迈入科学发展轨道。
公方彬:讲传承与创新,不可不强调的是,有一种存在属于永恒,这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事实是,在建军80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我军的成长史,这是一个必须进入视野的命题。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同样需要讲清这支军队为什么一定要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弄清了这一点,纪念建军80周年便找到了重心,把握了要义。我认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规定性,不是强加的,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的使然,又是我军不二的选择。我们这支军队是党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建立的武装,即这支军队是党一手创立,为实现政治任务而存在的,因而接受党的领导具有法理基础。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奋斗方向就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就是维护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我军也只有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确保我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记者:胡主席提出的英勇善战,听党指挥,服务人民,不仅是对我们这支军队几十年优良传统的总结,也是新的要求。
公方彬:其实,我们同样可以从双拥、军民共建这些词汇和活动中理解到,我军的职能任务与西方军队相比独具特色。比如,党在赋予我军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外,还要求军队借助80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形象,为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要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面。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讲,不管是基于切身感受,还是基于价值判断,都是“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这既是一种道德认定,同时也是一种期待,一种要求。
或许还可以说,传承与创新的变化并不仅仅表现于以上几个方面,它甚至可以进入社会心理与价值判断的领域。
记者:这是一本书的结构规模了。作为杂志,我们只能挑选那些显著的词条来做了。我们想通过对这些词条的解读,做一个《解放军生活》版本的我军80年进步梗概和框架来。
公方彬:补充一点,变化反映着前行,这个前行不都是进步,有时可能是坎坷,是弯路,出现坎坷和弯路在所难免,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善于纠正。虽然有些选择经过实践会回到原点,但这个回归不是徒劳,而是丰富与积淀。显然,这需要辩证思维才能作出解读。
记者:这点我们早有想法。从哲学的意义来说,前行未必就是直线发展。所以,我们在讨论选题的初期从标题上就明确了规定,80年进步史。这是我们梳理80年历史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