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一台国产DJS130计算机在深圳罗湖口岸投入运行，揭开了海关信息化的序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海关总署总工程师、党组成员杨国勋调入上海海关，开始了其从事海关信息化建设的漫漫生涯。当时，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干就是近30年。

　　20世纪80年代初，海关信息化还处在单机单项应用阶段，旅客行李征税、海关统计等业务分别用计算机处理；虽然每个项目都要分别输入数据，但与人工处理相比，计算机计税既准确又快捷，报关员的工作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到1987年，计算机在海关的应用已经比较普遍，单机单项作业越来越难以满足业务需求，客观上需要进入系统化应用阶段。此时，杨国勋从上海海关调入海关总署任计算中心主任兼科技司副司长，开始建造集约化的通关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由于在1988年3月正式立项，被称为H883工程。

　　设计H883之初，杨国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10000多份政策、法规转化为自动化处理的信息系统。海关管理非常复杂，通关规定包括有关商品的规定、企业的规定、运输方式的规定、减免税的规定、地区优惠的规定等，而每一类规定又垂直细分，比如，对于商品，首先分成7000多类，每类商品要判断是否要许可证件、税率多少等；对于企业，要判断有没有外贸经营权及有哪种经营权；对于地区，要分成普通地区、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最复杂的是，这些规定和条件之间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例如，在一定条件组合下，一些规定本应申领某种许可证的商品又可以免证，反之亦然。这些条件是不断根据国际贸易的具体情况随时调整的，组合的方式和种类也没有任何规律。这就要求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熟悉、了解相关规定，深入把握其精神实质和内在联系，但实际操作时往往比较复杂困难，甚至造成了不同审单人员根据各自理解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一些外国人所说的中国南北海关执法不统一现象。用决策论的行话说，本来的结构化决策变成了非结构化决策。作为信息系统的设计者，杨国勋的任务就是要理清头绪，找到规律，真正实现通关管理中的结构化决策支持。

　　经过反复考察、研究，杨国勋发现海关实际上是围绕报关单审核判别的，决策所需的所有要素条件都体现在报关单上。手工操作时，这一系列环节都是靠人脑智能串接，因此，彼此之间的结构关系并没有理清。如果让计算机来处理，就必须非常清晰地描述各个条件要素之间的结构和逻辑，进而通过软件把它们表达出来。于是，杨国勋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化分解、逻辑化综合、数字化表达”的三要素法。

　　所谓结构化分解就是把这些文件的内容分解编辑成一部“法典”性质的《报关自动化系统标准规范》。“法典”以报关单为红线，根据报关单的条目列出通关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规定的框架结构，再对所有文件按此框架结构进行分解，如把所有涉及进口汽车征税的政策抽出来合在一起，得出一套进出口管理规定的内容集合，编成了《报关自动化系统标准规范》，因其封面为深蓝色而被称为蓝皮书。由于方法得当，1万多份文件的分解和蓝皮书的编写，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分析这些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按照等级、相互关系和轻重缓急等内在逻辑关系和有关业务规定进行逻辑综合，对通关管理的每一项工作制定出引用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的决策模型，形成了后来的黄皮书，也就是对《报关自动化系统标准规范》进行逻辑综合后形成的方案库。

　　决策方案最终要变成系统能够识别的代码表和决策表，才能被计算机执行，因此必须对这些决策方案进行数字化表述。杨国勋又带领技术人员用决策表或者参数表的形式将有关规定的内容“数字化”，汇编成为《报关自动化系统技术说明书》，也就是红皮书。

　　蓝皮书、黄皮书和红皮书构成了业务系统和信息系统之间的联通渠道，为H883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要真正开发出一个在海关业务中全面发挥作用的大型信息系统，信息工程的负责人还必须解决好系统工程管理的方法学问题。信息化实际上是业务系统的一场深刻革命，既涉及人们习惯和传统工作模式的转变，也会涉及原有的机构职责分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找准工程的切入点，再选好扩大试点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经过杨国勋和他的同事们不懈的努力，H883系统从设计开发、试点推广前后经历了10年，终于在全国海关普及推广，初步实现了报关手续的自动化处理，并逐步扩大到运输工具的监管、载货清单的核销、加工贸易管理、许可证的管理和税费减免等业务，大大促进了通关效率和业务规范化水平的提高，适应了海关业务迅猛发展的需要。

　　现在回过头来看，H883系统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海关业务的电子化，其开发的思路和策略也为开发大型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可以说，H883是我国第一个成功的大型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院士看了关于H883的报道后，连夜批示加快推广H883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