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全国各地的著名民营科技企业家聚集北京，庆祝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新浪财经独家报道本次盛会。以下为中国民协的长期顾问，知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演讲。
吴敬琏：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受邀在这个论坛上讲一讲我们现在经济创新的状况，和我们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使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工作走得更好。借这个机会向建设我们创新型国家起了主力军作用的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会员企业表示敬意。
我今天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构建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一个方面，就是讲一讲我所观察到的现在我们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另一方面，想提出一点我们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使得我们创建创新型国家这个大工程进行得更好。
先讲第一个方面，我最近一段时间得到两方面信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好的消息，也有不好的消息。从好的消息来说，最近西方报刊都在议论或者有人说叫“炒作”，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表现，就是OECD在富人俱乐部，它对于OECD创新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中国最近几年创新的投入有非常快的增长，OECD的分析报告说在06年，就是去年这一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增加了20%，已经连续几年高速度增长，去年增长的幅度特别大，所以06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日本，是世界第二位。OECD的这个观察发现是有争议的，就是有些人说他很夸大了中国的投入，因为它把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投资都算中国的投资，当然这个概念对还是不对也是有争议的。甚至也有人说这是有政治意图的，上纲上线到了中国威胁论的什么等等，虽然是有争议的，但是从我们的切身体会来说我们走到各个地方看到的情况，OECD这个报告所说的趋势我认为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科技大会和十一五所规定的，创建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个目标正在落实，十一五的规定把十一五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个工作重点就是这个，它已经在起作用，走到各地，不管是远海地区还是内地，这种创新投入，创新热情确实正在高涨起来。所以这个数字，OECD是个数字，中国是不是真的比日本高？可以有争议，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趋势我认为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从五十年代中期向科技进军以来，可以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各地的政府部门，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的经理人员有这么大的创新热情，这当然有各种因素，除了党和政府的号召之外，跟我们环境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一个小的事情，从05年开始我们外汇管理政策发生了一点小的变化，作为人民币的升值，这给了我们的企业一个信号，甚至是现实的压力，不做技术创新，不做产品的升级，这个日子将要过不下去，大家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因素，就形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好的趋势。
但是也有不是太好的消息，比如说十一五的第一年所规定的，要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来驱动增长转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这个任务完成得不好。投资仍然是我们现在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另外一方面，减少资源的消耗，减少增长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这方面任务也完成得不好。06年两个约束性指标，一个是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另外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这两个约束性指标都没有完成，这说明着力于技术创新，着力于提高效率，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个任务在十一五第一年就完成了。
还有一项，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这就包含着一个我们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本来就是一个服务业，但是我们一直以来信息产业它发生了扭曲，就是以硬件为主、软件服务倒置，而依靠硬件到转向软件和服务为主，这个良性的发展趋势没有显现出来，这只是一个例子，看从我们高新技术产业来看，物质生产部分和服务部分，它发展的趋势是和十一五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本来我们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比印度还低十个百分点，要求在十一五里面把服务业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信息产业，和渗透到各个产业中的信息产业和服务业能够把它很快地发展起来，但是这一年半的情况不好。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创新的积极性很高，研发的投入也增加了很多，但是它的效果没有显现出来，这里面是什么问题是急待我们研究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反映，如果说我刚才讲的好的消息，就有一个OECD关于全球创新的研究报告。关于我们的创新型企业它为什么不能够发展得很快？我看前天的伦敦金融时报的中文网上面有一个是欧美同学会，商会的会长叫王辉耀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的标题就是《中国急需提高海归创业的成活率》。他说每年都有相当一批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因为种种困难难以生存下去，出局。所以他呼吁采取措施来提高海归创业企业的成活率。为什么成活率不高？他提出了四大难题，分别是这么四个，第一个就是创业园，办了很多海归创业园，这些创业园存在结构性的缺陷。第二，是中国留学生回国创业融资的困难。第三，有关政策重创新、轻创业，就是各种政策的扶持，政策的优惠都把目标放在技术发明和创新上，而没有把重点放在让这些技术创新变成企业的发展，而对于创业上的各种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做了什么。最后一点，就是创新和创业的资金过于分散，撒胡椒面似的，没有一个模式来帮助他们创新和创业的活动。可见我们现在创新，要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还面临很多障碍需要我们去克服，这样才能真正最终实现这个目标。
下面一个部分，我讲从我的观察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企业家自己，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技术专家以及企业的全体职工应当坚持科技大会和十一五提出的方向，为什么现在要说坚持呢？最近这一、两年经济整个显得很繁荣，但是对于我们创新型的企业来说，对创新人员来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现在赚热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就面临很多诱惑。我记得当年香港要建立信息港的时候，香港有一位管理学院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他说香港这个地方很难做像硅谷那样的技术创新，因为他们那儿有一个亚洲很重要的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这种地方虽然风险很大，但是是来快钱的，所以在比较利益上就会把需要专心致志，需要长期地潜心努力做科学研究，做技术发明的人吸引到这种短期的快钱上面去。这两年，一方面我刚才说了，我们在国家的号召之下，在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压力和动力之下，我们创新的热情有所高涨，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货币基金过量，严重性过多，所以在资产市场上赚快钱的机会很多。现在据我所知有一些企业就放弃了创新，而且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事业，而跑去赚快钱，这样就会丧失我们在九十年代，我们可以从九十年代初期所出现的情况吸收一些教训，九十年代初期也迎来了一个增长创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同时当时发生了一个房地产热、股票热等等，最后资源大量的流到了能够得快钱的部门去了。这个不需要我多说，我想我们企业家心里都会有一杆秤。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就是要为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构建一个好的环境。但是这也不光是政府单方面额能够做的，他需要企业家的配合，也需要企业家给政府以压力，给政府以督促，让政府提出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政府做，再督促政府去做。我想对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政府怎么来实现党中央的号召，创建创新型国家，这个上面有一个误区，就是常常把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到了直接的对于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进行干预。当然因为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它具有一定的风险，它需要投资，而且它对于社会有它外部性的贡献，所以是需要政府加以帮助，加以扶植的。但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这个方面，当然现在我们有大量的从政府来的对科学和技术的投入，这个钱应该怎么用现在还是需要研究和改进，政府支持，这是需要改进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还需要做。
但是更重要的事，我认为是政府要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上，要起作用的话最重要是要为企业提供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在这个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现在到各处去看，不管是沿海地区还是内地地区，不但有创新的热情，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优秀的创新成果。开始我以为是在我们发达地区，就是沿海地区，这些技术人员密集，创新成果很多，后来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我到了一些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好的创新成果。这些创新成果如果在一个创业环境比较好的国家，这些成果很快就能发展起一个很大的企业来。
但是我们往往不行，发展得非常慢，而现在这个技术创新又是飞速进步，你追我赶，一种新的技术成果很快它就会落后了，被别人超越了。刚才我跟柳传志同志讨论，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对，常常是把很好的技术成果，因为各种原因应用发展得很慢，结果黄花菜都凉了，时间都过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它不是单单哪一个口号，或者哪一个措施就能解决的，这是整个的经济系统，所以我们希望，我也跟我们陈秘书长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些课题，把这个问题排排队，要建设一个好的创业环境我们需要哪些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许多环节需要一个一个环节去解决。
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现在是急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基本的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的，跟这个传统的经济，包括早期的市场经济都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的规则，市场的秩序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相当混乱的。比如说它最基本的一个规则就是产权规则，今年3月“两会”讨论了物权法，我记得那个时候胡总书记在“两会”召集人的会议上讲话上就说了，这次会议上一定要通过物权法，要讨论通过物权法，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搞了多少年了？13年了，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法律了，其他更细的法律现在也还有待于完善，有待于建立，比如说反垄断法也讨论了多年，到现在还没有。
至于说在实际的监管中我看做得就显得更差了，比如说对于我们的电信资费老百姓是非常有意见的，资费很高，我看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这个市场的无序，它基本上是一个垄断的市场，还不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几乎是每一个领域都有一家就占了大部分份额，现在政府有一个责任，他一定要消除这个市场垄断的状态，在垄断的状态下这个价格一定是个垄断价格，垄断价格它就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使它大大压缩了所谓经济学上讲的消费者剩余。但是政府在保证起码的比如说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上，你怎么作为，延续了很多年了，我估计只要放开竞争电信服务的质量很快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个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资费会很快降低。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所谓市场准入。这个事情有点蹊跷，我现在也看不懂，这个市场准入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国际贸易中的东西，因为国际贸易是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以在主权国家之间确实有一个对于外国人，对于外国的企业是否准入的问题，但是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中文词的含义，就是好像有一个权威机关在那里批准，批准你能够进入还是批准你不能进入。尤其奇怪的就是把国际贸易这个概念，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概念放到国内来，我认为就变成了对于各行各业都要由政府准许你入才能入，这是违反了市场经济和法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所谓非进即入。只要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我们这里除了中关村基本法，这个中关村基本法有一条是很好的，是符合市场经济的理念，符合法制理念的，我记得有两处提到公民可以从事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一切事情，这种只有政府批准你做什么才能做什么，这是违反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基本理念的。但是我看市场准入这个概念要做点程序，所以这个审批制，特别是我们行政许可法现在是一个现行生效的法律，行政许可法规定得非常清楚，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够设立行政许可，国务院在实施的时候，行政许可法实施的时候国务院发了专门文件，就是过去的行政许可，只保留两百多项，除了那两百多项以外的都已经作废了。但是从行政许可法实施到现在需要审批的项目不是减少了，而是比以前增加了，这个创业它就变得障碍重重，要过很多的关口。
第三个问题是融资环境的问题，我们这次论坛要着重谈这个，我只是简单地说一下。我们技术创新不能够转化为实业，技术创新不能够变成创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融资，融资的困难。对于创业型的企业，一般说来是年轻的，规模小一些企业，特别重要的就是广义的风险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因为VC和PE他都是带着经营的经验，经营的本领进入企业的，所以他能够帮助一般是以技术人员为主的这些创业企业很快地成长壮大，非常的重要。
但是大概有将近10年以前了，成思危副委员长倡议要发改风险投资，政府做的更早一点，86年就建立了赛特，但是没有做起来。成思危副委员长提出的风险投资最后变成了咱们说的申购，实际上没有出现风险投资，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环境。这几年我们研究过为什么我们的风险投资不能发展起来，特别是世纪之交全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风险投资纷纷进入中国，而且许多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从大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辞了职，下来办私募基金到中国。但是我们中国的发展不起来，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后来发现世界银行他们做的研究比我们更多形式，他是把风险投资这个流程做了解剖，发现有将近十个环节上有障碍。然后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
现在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是有不足，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最好的是有限合伙制，但是我们没有法律依据，经过很多努力，去年修改合伙法，今年已经生效了，有限合伙，给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没有推出通道，推出通道一个是通过场外交易，柜台交易，通过谈判，转让，还有通过所谓创业板，前些年经过各方面呼吁开了二板，但是二板不是创业板，它只是一个主板稍微降低了一点要求，它不是针对风险投资推出的，比如说它跟主板一样要求三年以内，这两年证监会和各方面协商做了很多研究，也在积极地筹备，这个问题原则上解决了，但是还有待于付诸实施。
第三个问题，风险投资作为一个合伙制的企业，它现在是按照公司的企业征法人税的，所以出现了双重征税的问题。这个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都已经解决了，政府领导方面我们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但是从风险投资家有的人告诉我还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认定你是一个风险投资，避免双重收税，这个认定上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诸如此类吧，大概有将近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和政策上加以解决，那么我们这个风险投资才能够有效地运作起来，这样对于我们的创新型企业，真正能够创出他的事业来就会起很好的作用。现在我们有一些风险投资的企业，不管是风险投资还是私募股权基金，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有一条腿在外面，我觉得他很难做。
第四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考虑得比较少，我想在这里提出来，就是关于技术标准的认定。技术标准的认定在世界范围内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以后他这个企业的标准变成了一个公认的行业标准，或者叫做事实标准，事实上的标准，就是说它在实际的经济运作中形成了一种公认的标准，然后经过一定的认定。另外一种情况是预设，特别是在一些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的国家，你比如日本、过去的德国这样的国家他是由政府来预设一个标准，然后要求企业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生产。
中国大致上是后一种，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又是往往依托于一些企业，于是就变成了由政府来支持某些企业所编写的事实标准，这种方式很缺乏效率，而且因为他背后都有政府，在中国的条件下政府跟企业又靠得很紧，不像有些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政府跟企业之间是保持距离的，于是这个标准的设定往往背后就变成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果一个是当事，另外一个就是他算定这个标准不一定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最好的一个标准。看来这种建立标准的方式要进行改革，我们现在都痛切地感到在标准的竞争上，中国的企业是吃了大亏，因为我们是跟随别人的标准，所以只能吃一些残羹剩饭。
在2002年国家提出来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战略，因为标准的竞争中取胜的才是叫做“标准为王”，才是能够取得最大的主动。但是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似乎进展得不太大，几次尝试效果都不是太好。比如说数字电视的标准问题，还有什么DVD、EVD标准的问题都处理得不好，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中国人长于模仿，是跟随别人的标准，而不长于创新。我最近在国家信息化国家资讯委员会任职，接触了很多情况，我发现不是这样，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比别人差，而且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加工制造的大国，物质生产基础是摆在那儿的，完全有条件在某些领域里在标准战上取得成功，在改进、提升现行的国际标准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一套，建立标准这一套制度存在很大问题，当然像这样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我痛切地感觉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提供一个好的条件，提供好的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和我们这些做研究工作的人，还有做技术工作的人，还有政府的官员，需要共同地努力，使得我们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能够早日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