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南模式:政府"变形记" 
 
 
　　从"苏南模式"演变为今日的"新苏南模式",我们的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在"红豆"人的眼中,政府始终与他们休戚与共。只不过,她已从最初持大股的股东逐步走向扶持企业发展的"哥们儿",即专家赋予的"经济人"角色。随着政府产权从乡镇企业完全退出,追求自身财政利润的地方政府实际上与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于是,政府利用行政优势,心甘情愿地做起了企业的"经纪人"。

在镇江液压件厂有限责任公司老总的眼中,政府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婆婆"。厂子的兴旺,一靠内部员工,二靠政策扶持。这是否可以诠释为,新苏南的崛起,与政府从单纯的经济干预职能转变为公共服务职能密不可分?如果"苏南模式"中政府的"产权影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直接参与经济建设,那么,"新苏南模式"中的政府则摇身一变为"规划大师",用一只无形的行政推手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帮助企业成功实现转型。

本报记者采访到今天,沿着苏南模式的发展脉络发现着这么一条真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这个地区的政府执政水平,市场化改革中有成效的政府,必然是转型最成功的政府。这也是本报"新苏南模式"系列报道以"政府转型"为主题落幕的重要原因——

模式缩影之一:

红豆:政府"产权影子"是如何"稀释"的

要想真正解读"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的真谛,就不能不提红豆集团——这个偏居无锡东北一隅的企业。

如果说,将"红豆"的50年发展历程当作一个坐标,那么,1983年、1993年和2001年可以视为这个坐标的三个重要节点。而这三个节点又和新旧"苏南模式"的发端起承丝丝切合。

1983年周耀庭开始接手濒临破产的港下针织厂(红豆的前身),继而起死回生,成为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领头羊";1993年在江苏乡镇企业中率先尝试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产业链延伸,步入多元化发展;200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进入资本市场……可以说,历经不同发展阶段的"红豆"是新旧"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一个标本。

关于"新苏南模式"的涵义,目前学界尚有一定的分歧和争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借助于强大的行政推力,换言之,也就是背后有政府一双有形或无形的手在扶助。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也在助推中显露无遗。

本报记者8月22日专程赶赴红豆集团的所在地——东港镇(以前叫港下镇),在其集团总部办公楼专访了"红豆"的当家人——周海江。从1957年4月红豆集团的前身港下针织厂起步时,产品就是棉胎和手套,现在的红豆集团,到如今,已经成为横跨服装、机械、橡胶、地产、生物制药,年销售超百亿元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周耀庭和周海江两代"红豆"掌舵人20多年的成长轨迹和"红豆"50年的发展脉络也在记者的脑海中不断清晰起来。

1983

1957年,红豆现任总裁周海江的爷爷还是一个弹棉花匠。在政府鼓励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之后,荡上村里的三个弹棉花匠成立了弹棉花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就是现在红豆集团的前身。

1983年,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周耀庭接手。之前,周耀庭被村民认为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第一个在村里从事副业,成为了村里的第一批"淘金者"。

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周耀庭可是被视为"另类",还是有不少人,甚至一些党政干部对他颇有微辞。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镇党委政府的主要干部并没有对周耀庭另眼看待,没有因他"不务正业"而免他的职。反而在1983年初,将周耀庭从港下镇荡上村党支部副书记岗位上调任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厂长。接手这个小厂,周耀庭当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工厂没有钱还欠了一屁股债,情急之中的周耀庭通过让员工带资进厂,解决这个大难题,带资进厂成了红豆股份制的萌芽。凭他独特的经营思路,红豆逐渐摆脱了困境。

在周耀庭执掌红豆的初期,有一个在当时引发轰动的新闻事件不得不提,那就是把他的爱子周海江引入麾下。1987年,周海江从河海大学辞职加盟到父亲负责的企业当中,成为了父亲引进的第一个大学生人才。周海江介绍说,当初乡政府发函给大学,商调他回来,学校就十分的为难。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都有分配,但不会分到乡镇企业。在河海大学任教一段时间后,在父亲的支持下,周海江回到了父亲的企业。

1991年,红豆发展成为亿元企业,在当时的"华夏第一县"——无锡县率先进入亿元乡镇企业行列。

点评:在八十年代,"一公独大"是苏南乡镇企业的主要特征,并且也推动了企业快速发展,使经济实现由农向工的转变,创造了"苏南模式"的辉煌,被邓小平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红豆无疑就是这个"伟大创造"中的杰出代表。如果说这一阶段的红豆,能够从起死回生到枝繁叶茂,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周耀庭的个人智慧和开拓能力,往深层次说,应属时势造英雄。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在江苏各级党委政府的解放思想和锐意进取,以及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方略下,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苏南模式"植根江南水乡。

1993

红豆的股份制开始于1993年。

1992年底到1993年初"苏南模式"和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当时有两大争议一个就是主张分掉集体企业另一个就是改制。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红豆面临重大抉择。

周海江告诉记者,"当时在我们镇里有一家规模5000万元的企业但最后这家企业卖给了二十多个人后有人拿走了技术车间有人端走了销售渠道这家企业不久就没有了。"

1992年,周氏父子去浙江"取经"。在考察了雅戈尔等多家知名企业后,周氏父子觉得浙江的经验不适合苏南。而当时红豆的形势已经刻不容缓,不断有员工从阵营里退出,自己单干做起了老板,红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这时,"增量扩股"的大胆想法在周氏父子脑中开始形成。

当时作为"苏南模式"代表的红豆集团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有的人在批评红豆搞"资本主义",但是周耀庭认为,红豆就是要打破旧集体,让员工参股。

要想实施这一想法必须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在当时,地方主政官员要想完成这么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也是极其不易的,而且双方存在不小的分歧,分歧最主要就是在政府股份的比例上。

周海江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提出镇政府的股份应该控制在20%镇政府不同意要占50%以上占控股地位。我们当时认为不行因为控制的那一部分产权不明晰镇有资产是人人所有的产权结构全镇人民对资产没有关切度对企业来说员工没有原动力。最后镇政府股权退到了30%。因为企业的员工是把奖金和报酬不断放到企业里进行增资扩股政府的分红每年都拿回去股权结构就逐年缩小。

在经过一个月的沟通碰撞后,当时港下镇的党委书记曹义君点头拍板了,周氏父子终于定心了。

"当时这个决定(‘增量扩股’)对外是秘而不宣的。"周海江告诉记者。

正是周氏父子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决定,使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苏南模式"因产权不明晰等原因绝大多数遭遇发展瓶颈时,而"红豆"却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到1990年代后期,红豆已经成为中国服装产品系列最全、市场综合占有率最高的企业。

点评:知名学者、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撰文指出,对苏南模式最初的表述是集体经济为主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模式。现在的新苏南模式则是外资、民资和股份制三足鼎立,规模企业为主。而红豆正是在1993年初步完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向股份制企业的转型,从现在的眼光回顾,1993年的"红豆"正由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过渡,处于新苏南模式的雏形阶段。从1993年至1999年这6年间,无锡也逐渐形成了以红豆为代表的锡山乡镇企业群和以阳光、海澜为代表的江阴乡镇企业群。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引导功能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到1999年,仅江阴就拥有企业集团150多家,有12家大集团利税超亿元。

2001

2001年又是"红豆"发展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当年4月19日,红豆集团800多名"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了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很特别:考试试卷的题目是"禁止企业内干部脚踏两条船"。这份试卷的出题者是被称之为"乡镇企业思想家"的周耀庭。周耀庭明确提出了"新经济体制结构中,旧集体经济体制必将转化为新集体经济体制组织"的论断,认为"红豆集团率先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既顺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了党和国家提倡和鼓励发展的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红豆步入了股份制——新集体——公有制经济——我国所有制经济结构的主体范畴"。同时明确:红豆集团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这是红豆走进新时代的一部企业宪法。

也是在当年,镇政府从红豆的股份中基本消失,到2002年,红豆人拥有了集团的全部股权。而在1993年,红豆实行股份制前及以后的多年里,镇政府还是占大股,最多达85%以上。实行股份制后,"红豆"员工不断参股,使镇里的股份不断稀释,并最终消无。

是年,"红豆"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募集到3.7亿元资金,实现了由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

谈起这个转变,周海江告诉记者,"当时也是鼓足了勇气才做的。"当时,与红豆类似的乡镇企业都还习惯于用传统的银行借贷来解决企业的后继资金,从股市融资谋求发展壮大,在当时某种程度上算"天方夜潭"。而在当时任锡山市委书记的陆荣德也给周氏父子壮了胆,周海江谈及此时对陆荣德的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新一代儒商,刚刚当选十七大党代表的周海江,8月22日接受江南时报专访时,给记者提出一个独到的公式来诠释他心目中的"新苏南模式":——现代企业制度+党建+企业社会责任="新苏南模式"。

点评:苏南模式内涵转型的一个主要牵动力是乡镇政府的产权退出乡镇企业。原先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多元的,其中不仅有私人产权,还包含政府产权,即属于乡镇政府的产权。这种产权结构被理论界称为"模糊产权"。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原有的模糊产权,与政企不分发生矛盾。由此产生了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主动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的改革,政府产权完全退出乡镇企业。2002年,港下镇政府完全退出红豆的股份,红豆的产权结构变得清晰,而成为上市公司则进一步推动了红豆在"新苏南模式"之路上向纵深前进。

本报记者 徐荣

实习生 虞志斌

模式缩影之二:

苏州园区有个

"亲商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形势所迫。过去苏州靠的是乡镇企业打天下,如今苏州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转变管理理念服务外资企业已成为苏州各级官员的一种共识。

AMD(超威半导体)是世界500强企业,它是一家软件企业,于1995年入驻苏州工业园区。

据超威半导体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昭孔介绍,在来到苏州之前,其实AMD考察过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厦门、上海,还有印尼、菲律宾等地。最后之所以会选择苏州,这主要取决于苏州当时的投资环境。

曾昭孔介绍说:"我们知道苏州是一个文化城市,从古至今,出了许多状元和才子。而吸引我们在苏州投资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苏州政府的亲商理念。"

亲商是苏州各级政府部门服务外资企业的一个形象说法。过去是靠"管"后来靠"服务",现在不仅要服务,而且要"满意服务"。市场经济中有法律的约束,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干涉企业内部的事务,政府更多的是创造良好的环境,做好软环境服务。一位镇级官员采访中如是说。

通过多年的合作,AMD与苏州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曾昭孔介绍说,由于国内与国外在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AMD在苏州运作时也会碰到一些问题。不过通过与苏州政府相互磋商之后,苏州有关职能部门不但会努力帮忙,而且也会主动求学。比如在通关上,国内流程和国外流程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此时苏州有关部门就会主动相互了解、相互协调,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能尽快通关。

现在的AMD在苏州已"落地"成功,它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在苏州这块土地上"生根"。这是苏州各级部门亲商理念结出的果实。

苏州工业园是苏州外资企业的聚集区,也是政府亲商服务理念灌输的前沿。70平方公里土地上集聚了2900多家外资企业,合同和实际吸收外资分别达到269亿美元和130亿美元。单是世界500强就有近70家投资了102个项目。在众多外商的印象中,苏州工业园区的"亲商"理念是让人信服的。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马明龙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述了苏州工业园区的"亲商"理念。他说,"亲商"的含义并不是字面上的亲近商客,而是站在客商的角度看问题,实现换位思考,归根结底就是从商务的角度来思考政府的执法公共行为,包括创造一些公共的平台,为企业提供升值服务。"需求未到、基础先行","超前谋划、规划第一",可以说是"亲商"工作的核心理念。伴随着开发区竞争的不断升级,区域服务功能的价值逐步凸显。过去,园区亲商通过基础设施到位、优惠政策配套、政府服务高效、产业链不断完善来体现。现在亲商理念更多的是与优化投资环境相结合,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来为企业发展提供需要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从而达到亲商、安商、富商、便商的目的。

正是政府部门服务意识的增强,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苏州外资经济迅猛发展,各项指标名列全国前茅。

本报记者 许倩

模式缩影之三:

既要做"桥梁"

又须当"红娘"

8月12日下午(星期天),曹争鸣来到常州天鹅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第二天一早,该公司李宇霞总经理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电子邮箱里"塞"满了曹争鸣发来的邮件,内容包括科技创新的政策规定、办事指南、操作程序、重要资料及相关论文。

曹争鸣是经济师、物流师和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去年10月从钟楼区发改局分离后单独设立的钟楼区科技局副局长。

"在我们科技局工作的人,都应是政策的宣传员,企业创新的服务员,产学研合作的联络员,项目创新的咨询员。"曹争鸣用这样的话,"概括"了新单设的科技局职能。

"过去,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或者说只要完成法律规定和上级的任务就可以了。"常州科技系统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正因为如此,钟楼区科技局开展主动服务时,开始也让很多企业感到"费解"。"我们去企业服务,20分钟前,人家不一定给你泡茶;30分钟后,会给你泡茶;45分钟后会拿出笔记本来记录;1个小时后,会叫相关人员来听课;聊了2个小时,肯定会留饭。"钟楼科技局一位工作人员这样介绍企业服务时的情景。

周金良是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高层战略管理专业"的博士,对于科技局工作人员的上门服务,一开始也没在意。科技局的同志反复耐心地讲述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的利害关系、介绍科技创新优惠政策,剖析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的思路和重点。这种服务让周金良深为感动,最终也让他的企业从中获益。

在钟楼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科技局还积极组织企业家、部委办局、街道负责人参与常州市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清华大学、中科院产学研对接会等活动。

为确保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钟楼区实行重点跟踪、重点服务、重点保障。本着"确保下达指标,力争超额完成"的思想,努力做好各相关单位的工作,指导企业如何科学合理地提出合作方案、签订合法双赢的合作协议。向企业提供各种范本的合作协议。对有的企业,几次上门"手把手"地进行辅导。

谈起政府公共职能的转变, 中共常州市钟楼区委书记徐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钟楼要做到有限资源,无限发展,就必须寓指导和引导于服务之中,为企业的产学研对接当好红娘,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便捷桥梁。"

徐缨书记介绍说,"现在,我们区政府各职能机构已经从原来具体抓一个项目向如何引进人才、促进项目提升上下功夫,更多的去关注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和含金量;此外,政府服务从过去的细节引导、项目服务转向产业引导、政策扶持,给企业发展提出理性的思考,找出工作的重点,使服务工作更有前瞻性。"徐缨表示,对于区内党政干部的工作,区委多次提出,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执政理念,要耐得住寂寞,要通过做好红娘和桥梁的手段,实现由过去"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到目前"招才选资"的转变和跃升,以图钟楼的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 朱中顺

通讯员 李国瑞

模式缩影之四:

一个"婆婆"

带来"三个突破"

镇江液压件厂有限责任公司是国企改制企业,改制前的状况是产品积压,资金短缺,人心涣散,管理松弛。短短几年工夫,企业摆脱了困境,至2006年企业缴税突破4000万元,迈进镇江纳税30强。

一身布衣打扮,让记者误以为门卫的该厂老总潘正东8月29日向记者报了一笔账,他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享受着与国企、外企、合资企业同等的帮助扶持政策。公司从2002年开始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

老潘说,在发展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镇江市委、市政府对企业的推动、帮助。老潘说:"就是这种推动、帮助使我们企业能够加大步伐,发展企业的经济规模,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实现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运行质量。"在老潘眼里,企业之所以能搞好,一离不开员工,二离不开政府。"媳妇要勤快,婆婆要明理。"

镇江市中小企业局综合管理处刘荷生处长告诉记者,镇江民营经济已经牢固占据镇江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与镇江打造服务型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刘荷生说,镇江有三个"突破"值得一书。

政策落实取得新突破。据介绍,2006年镇江落实了1120万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620万元对民营企业41件新获品牌产品进行奖励。国税局为民企减免税收6.48亿元。工商局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注册管理费500多万元。劳保、财政、人行等为全市110名下岗失业人员发放小额创业贷款369万元。与此同时,经贸委、发改委、科技局、外经贸局等有关部门全年共为民营企业争取各项扶持资金近1.45亿元。

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镇江市经贸委对1000万元以上民营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建库管理,跟踪推进,并与科技局合作完成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建库工作。人事局为1000余名技术人员评定了专业技术资格。劳动局、工商局、工商联等部门举办"民营企业专场招聘周"活动,为民企输送各类人才2500余名。市经贸委、镇江银监分局共同推进小企业贷款银企对接,全市银行业各金融机构共与13262家小企业达成银企合作意向,意向贷款金额达214亿元。到2006年底,全市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432亿元。

环境优化工作取得新突破。自2005年6月起,镇江在全省率先启动了"企业评议行政服务行为活动",以促进机关部门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办事效率,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得到了省经贸委、省纪委的高度肯定。本报记者 崔宁华

官方声音

苏南官员普存

为公众服务意识

从中国地图板块上来看,苏南板块只是一块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然而就在这弹丸之地上,有昆山市、张家港市、江阴市、常熟市、武进区、太仓市、吴江市等七个县市"齐刷刷"地站到了2006年度百强县的前十强中。

近年来,以开发区建设为抓手,苏南掀起了新一轮的城市扩张高潮。在苏州,以工业园区、高新区为两翼的新城区框架正在拉开,使古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几百家、上千家外商企业聚集于一个开发区,催生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苏南各地政府纷纷"先筑巢、后引凤",开发区内水、电、路、气、通讯等"七通一平"或"九通一平",有的甚至提供标准厂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零费率"……开发区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验田。

除了管理体制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苏南各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内容也不断丰富、政务信息公开的渠道多样化、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特色不断显现。

镇江市委书记史和平曾在该市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民营活则百姓富,必须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史和平书记进一步强调,实现民营经济新跨越,必须创新思路,突破重点。镇江市市长许津荣则在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民营经济政府必须运用"有形之手"的帮扶,切实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着力在构筑融资担保体系、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社会服务体系、权益保障体系上取得突破。

省政府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说,苏南的政府官员普遍具有较强的为公众和企业服务的意识,而这种服务观念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搭建为企业、公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信息平台上。例如,张家港把"政务公开"从原来政府门户网站上的一个专栏,建成了一个独立的网站,即"张家港政务公开信息网"。政务公开单位从原来的88个单位扩大为100多家,覆盖了全市各条线、各类机关团体。从政府门户网站中,记者注意到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特色在不断加强。这表现在开通和市民及企业互动的栏目、加大网上政务公开的力度等。如"市民信箱"就极好地体现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便民的服务原则。

本报记者 黄勇

专家观点

苏南政府

应率先转型

"关于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在学界议论一向较多,但有一点是统一的,苏南模式已进入了调整转型阶段,随着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越来越成为新一轮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处于这个阶段的各级政府的执政模式也应转型。"昨天下午,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曾向东研究员告诉江南时报,此前不久,他的学术专著《民营经济论》刚刚问世,随即引起学界的关注。

曾向东研究员认为从当前苏南的实际状况出发,政府转型要突出"三化":"微观管理职能要弱化,行政管理职能要分化,社会管理职能要强化"。

"虽然现在苏南的各级政府已经退出了直接的市场活动,退出了企业,但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这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强力推动’应当体现在哪里?我认为应当体现在强化宏观管理和战略引导上,也就是说要体现在能够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全国统一的产业政策,结合本地的实际,制定好区域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战略和规划。苏南在这方面应当显示政府更为强大的推动力。"曾向东阐释说。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颢瀚教授对此提出了"率先型政府"和"有为型政府"的概念,他认为"率先型、有为型政府支撑新苏南模式"。

他进一步指出:"苏南地区的率先型政府,就是率先发展、率先谋划、率先转型。率先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率先发展、社会的率先发展,同时也包含着地方政府思想解放的在先,体制、机制与创新的在先。率先谋划,苏南地区的率先发展得益于省委和地方政府的率先谋划。这一率先谋划既包括战略引导、规划引导的率先,也包括文化营造的率先。"同时,张颢瀚认为:"有为型政府是苏南地方政府的典型特色。地方政府的转型并不是转向无所作为,而是转向在更高层次的大有作为,是实现地方政府职能和运作方式的转型。苏南地方政府的转型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有为的、强势政府的形象,这一强势政府强在开拓的意识上,强在发展的意识上,强在宏观管理与发展规划上,强在引导与监督上,同时也强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张的另一个身份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针对苏南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曾向东研究员提出应该加强"三大建设",分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环境建设"。特别是"要承认经济高增长与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对苏南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个考验。"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小冰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主要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应为、无为与禁为","应为的是,交通、环保、市场宏观调控,这些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事情政府应该去做;政府应该用全部的能力和制度(如诉讼制度、调解制度)来保障老百姓的权利。"

"政府至少不要去管以下的事情:老百姓自己能办到的事情(自主机制)、社会中介组织能办到的事情(自律机制)、通过市场经济办法能解决的事情(竞争机制),政府不要去管。至于禁为,就是说政府决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去扰民。"兼任江苏省人大立法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刘小冰教授评价说。

本报记者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