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光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信息资源共享”能走多远，能做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立项和决策初衷，还有很多的未知因素。
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乃是能否正确界定“信息资源共享”的含义，整合各方需求，描述一个能供大家达成共识的图景。统一的图景是一切效果的根源。这一步走好了，“信息资源共享”就可以成为一项需求工程，或曰“系统工程”，按照其科学规律走下去；反之，忽视需求的整合，“信息资源共享”就极有可能变成一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利益博弈，变成“捣浆糊工程”。
百姓对“信息资源共享”的期望，大体是象新加坡已经实现的那样：譬如要我办A事的时候填个表？还要照片？大部分信息上次在办B事的时候不是采集过了吗？A和B是两个部门？对不起，老百姓纳税是供的一个政府，请政府先想办法共享信息资源吧！尽管中国百姓已经被教育了很多年——A和B是两个不同的部门，分属不同的体制、有着隔离的信息系统，要服从政府领导，尊重现实云云——但实际上，中国信息资源已经在逐步的“整合”与共享之中了。例如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不是马上就要被“整合”与“共享”了么？我这个月不交电话费，下个月想注册一个企业不是就有问题了吗？所以，只要不是存心把老百姓当傻子，百姓对“信息资源共享”的需求是不难了解的。
技术专家眼中的“信息资源共享”，早就是一幅“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图景了。不同条块信息互通？没问题！网络计算和应用集成技术都很成熟了；担心数据可靠性和信息安全？有多种专门产品和解决方案可供选择，有成功案例可资借鉴；实时性？只要不是工业生产级别的实时，都可以做到！
百姓的期待、成熟的技术条件和决策层的决心，都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正方”力量。
有“正”就必有其“反”。信息资源共享的阻力，来自一些“信息资源”相对丰富、信息化建设已有初步成就的单位和部门。他们的顾虑，无非几种：
一种是“算帐”心理：我们的数据是本部门长期对信息化建设投入的成果，我们的数据很关键、很有价值，凭什么共享？要与那些本身资源较贫乏却共享要求较高的部门处于同一平台上，这笔帐应该好好算算。
另一种是“遮羞”心理：一旦本部门的信息资源被共享了，不仅可能暴露信息化建设本身的不完备处，还有可能暴露出业务方面的问题。
第三种是“安全”顾虑：共享会不会对本部门正常业务带来安全隐患？
正反交战的结果，将决定信息资源共享的程度。联网、在线、统一规范，甚至实时的应用集成是一种信息资源共享；一张桌子上摆十几台电脑，每台电脑联一个业务网，然后这个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用盘拷贝出来输入到另一个业务系统中，这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信息资源共享”。
不幸的是，后一种所谓“共享”不仅在电子政务领域广泛存在，目前甚至还算得上一种代表中国智慧的先进的“共享”形态。最近去了一家“应急联动中心”调研。这个“联动中心”由于“整合”了十几家联动单位，早已蜚声国内。但实际上，它开通的所谓“联动”，还只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人工“联动”——这些“联动单位”之间，连物理网络的互通都还没有实现，还是靠人工的“任务单”方式进行简单、单向的信息传递。可以说，现阶段的“联动中心”还仅仅是一个豪华的集中指挥的物理场所；已经开通运行的“联动中心”，也只是联动指挥体系得到了验证。而所有难啃的骨头——包括“软性”的全局性规划和信息资源共享整合，——按照建设的惯例，都被推到了未知的“二期工程”以后。
这种现状显然不是建设现代化“联动中心”的目标，也不符合决策层提出“信息资源整合”的初衷。相信决策层提出“信息资源共享”，一定是因为不“共享”造成了太多民众生命、社会财产的和政府形象的损失。如果连“应急联动系统”这种人命关天的系统项目都不解决信息资源充分共享，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打马虎眼的了。——“信息资源共享”也终将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说到底，我们首先要正确定义好“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把它从一个抽象原则分解为一个规范的业务体系、一个科学的方案，使其走向科学的轨道；而不是任由各种小算盘自由发挥，最终把“信息资源共享”念成一本“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