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艳 张显峰 贾婧 
   42家软件企业，从“互相掐架”到“联盟合作”，创造了一年7.8亿的财富飞跃；
　　通州的观赏鱼，从盆盆罐罐里“游”到世界各地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卖出了一条上百万人民币的“天价”；

　　北京的医药企业，从各自为政到“抱成团儿”，顺利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的梦想；

　　这正是联合的力量！

　　一年是怎样创造一个“用友集团”的

　　北京市科委2004年成立“长风软件企业联盟”，现在已有42家成员并正式加入国际标准组织OASIS，站在了国际标准的舞台上。2006年，联盟仅21个成员企业实现销售额就达97.2亿元，其中确定由联盟作用增加的销售额较2005年同期相比增加近7.8亿元，相当于一年创造出一个“用友集团”。

　　“长风联盟”的诞生还得从头说起。北京云集众多软件企业，在多年市场冲击中，死掉一批，起来一批。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些企业分散，个体小，有创新活力但聚合能力不够，整体实力相对较弱，往往赤膊上阵，孤军奋战，甚至在冲击国内外市场中自相残杀。

　　王克善是有生软件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占有北京市90％的电子政务客户，是北京市科委成立的长风开放标准平台软件联盟(长风联盟)42家企业中的重要一员。

　　10年前，王克善离开政府部门开始从事电子政务软件开发时，这个市场并没有现在成熟，大小企业都相中电子政务这块“肥肉”一拥而上，一时间整个行业“血雨腥风”。到现在，10年过去了，大浪淘沙之后，一大批小型的同类公司已经不见踪迹，还有一部分已经改行做起其他热门软件，而王克善的有生软件仍然在电子政务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在王克善所在的电子政务领域，软件系统并没有标准，于是各个政府部门因为采用了不同的系统就无法实现信息畅通。海淀区政府曾经希望把各部门包括各街道办公系统连接起来，可是他们发现这些单位的原有办公系统竟分属于30多个不同的软件厂商，要把这些“各自为政”的软件联系起来，谈何容易？

　　经历了行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带来的种种损害，王克善对于同行间的合作以及产业链的形成有着极大的热情。“为了整个产业能告别作坊模式进入工业化时代，我甚至自己到处联络成立了一个RSDA软件公司联盟，但是因为这个联盟的中立性不强，很快便宣布失败。”说起这些，王克善有些无奈地笑了。

　　对于王克善和他的同行来说，长风联盟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希望。长风联盟正是北京市软件企业发展过程中“集成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中坚。通过产业链整合，联盟里的软件企业寻求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王克善看来，长风联盟的模式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工业化的推动者，“它现在似乎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是它完成的是中国软件产业工业化启蒙的工作，这太重要了”。

　　如今，北京活跃着闪联、大唐CDMA联盟、数字电视联盟等数十家联盟，并且呈迅速成长的态势。联盟实现了优势互补、强强结合，以创造自主知识产权和先进标准为目标，整合了资源，增强了实力，开拓了市场。

　　“联盟推动了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加快了企业创新的步伐”，用北京市科委主任马林的话说，“联合就是力量，标准就是纽带”。

　　北京金鱼是怎样游向世界的

　　北京的锦鲤在拍卖会上拍出了99万元人民币一条的高价；通州区的观赏鱼“坐着”飞机到达20多个国家和地区；顶级的锦鲤在日本市场能卖到10万美元一条……

　　通州区观赏鱼养殖历史久远，但从室内盆盆罐罐转到露天池塘养殖，从北京市的金鱼市场“游”到世界各地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拿着自家不大不小的盆盆罐罐，通州的养殖户们靠着自己多年积累的养鱼手艺养一些“好养又便宜”金鱼品种，然后自己拉上这些鱼苗到北京大一点的花鸟虫鱼市场上销售。“那些贵的好品种老百姓是从来不敢养的，风险太大，而且散户养殖根本卖不起的价钱。”北京观赏鱼协会黎会长说。

　　2002年年底，通州区观赏鱼产业协会正式挂牌成立，吸收了全区8个乡镇100多个较大的养殖户作为会员。“我们这个协会可是为养殖户办实事的。”黎会长骄傲地说。协会里配备专职的水产医生、建立检疫实验室，为附近养殖农户进行水质化验和鱼病检测。为了对观赏鱼养殖过程中，各种常见病进行监控，提早做好预防，他们还在全区各乡镇设立10处观赏鱼鱼病监测点，配备车辆和仪器，长年下乡送医、送药上门。

　　在科委帮助下建立的科技书屋和远程教育站点，成为通州养殖户最重要的技术信息渠道。根据观赏鱼生长的不同生育期，推广养殖新技术、新品种。2003年，养殖户们共同注册了“鑫淼”观赏鱼商标，通州区观赏鱼品牌从此名声大噪。

　　现在，通州观赏鱼已经是日本、荷兰、马来西亚等国家养鱼爱好者的座上宾。养殖户们还常以会员的名义外出参观考察，参加全国观赏鱼大赛，学习先进技术，掌握市场信息。过去“弄上一些盆盆罐罐，闷头在家养小金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比起观赏鱼协会，张家湾葡萄协会毫不逊色。他们及时把新品种及栽培管理印成技术“快讯”，使大家有步骤地更新品种，“京秀”、“美人指”等新品种一次又一次成为市场上的俏货。

　　像观赏鱼协会、葡萄协会这样的专业合作社在北京还有许多，仅通州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达到120家，吸收“整编”了全区40%%的农户，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合作组织有效地加强了会员间信息的沟通。它们是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效组织农民并连接农民利益关系的组织形式。

　　中国药品的品牌是怎样冲出国门的

　　如果说企业之间的“联盟”，农民之间的“合作协会”都只是小区域内的团结合作，那么北京市科委生物技术中心做的工作则不仅是国内企业之间的互通有无，更是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先进技术引进来的过程。

　　2003年，北京同仁堂的中药产品牛黄清心丸以药品形式进入韩国市场，并随后在世界各地开设17家分店，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5％，这个消息让许多国内医药企业跃跃欲试。实际上，中国企业要寻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问题是怎么走出去？

　　首先是研发的流程和技术平台的建立，其次是各类繁复、近乎苛刻的审批手续，再就是外国人对中国药品的品牌认同。任何一个环节做不好便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普通医药企业来说，独自完成这些环节几乎成为不可能。怎么办？生物中心想到了“抱团儿”。

　　如何引导北京医药企业发挥最大优势从而走向国际？“抱成团儿，才有拓展国际市场的可能。”生物中心副主任张泽工给出了答案。

　　2007年5月14日，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成为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流感疫苗供应国际行动组新成员，这也是第一个加入该组织的中国公司。

　　早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北京科兴公司就曾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率先在全球研制出非典疫苗，2005年11月，科星公司研发的人用禽流感疫苗临床前研究又顺利得以完成，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两个疫苗的研制成功，不仅为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提供了最有效的武器，更为我国生物制药建立了一条科学的研发流程，一套成熟的工艺体系和一个完整的技术平台。

　　依托科兴的技术平台，带动其他相关医药产业走出国门成为生物中心的新点子。

　　“有了北京科星这样科学的研发流程和完善的技术平台，对大多数医药企业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张泽工兴奋地说，“现在，很多公司都在这个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更多的医药企业走向国际将指日可待。”

　　除了走出国门，将国外技术、资金引进来，也是企业关注的头等大事。生物中心经历的一件事情值得深思。随着医药科研机构的不断崛起，北京成为全球医药外包的首选之地。但是各个企业为了赢得市场各自为政、互相打价格战，最后是“活没干好，钱没挣着”。如何形成产业优势，在面对国外资金投入时不“互相掐架、恶性竞争”是中国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2005年，北京成立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ABO），2007年，北方抗体联盟成立，该联盟专注于抗体技术外包业务。这些联盟将相关企业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团体，改变它们各自为政、用价格战恶性竞争的原状，培养良好的产业环境。仅2006年上半年，ABO成员及其他北京地区研发机构就吸引了境外投资3亿元，获得研发合同规模达5亿元。“抱团”初显成效。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对10个工业化国家考察之后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群形态出现的产业上。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地区也是如此。北京用实践证明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