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化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关系

　　中国学术界讨论信息化问题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比发达国家大约晚了20年左右。中国政府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概比发达国家也晚了20年左右。到了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信息化提到空前重要的高度。这表现在与以往党的文件相比有这样几点新的精神。首先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提法全面扩大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同时把推进信息化视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求把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强调要抓住信息化这个很重要的历史性“机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00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进一步加强对推进我国信息化建设和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工作的领导，决定重新组建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该小组在组长朱鎔基总理主持下已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推进信息化必须遵循的坚持面向市场、需求主导和政府先行、带动信息化发展等五项方针。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项规划》、《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并讨论了振兴软件产业问题。

　　无论是学术界的讨论，还是党和政府的部署，信息化都是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紧密相联系的。信息化与发展的关系十分清晰。信息化要以发展为中心，为发展服务；而在信息时代发展又根本离不开信息化，发展必须依靠信息化。

　　至于信息化与开放的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引入信息化的理论和方法、观念和做法，这本身就是对外开放的产物或成就。反过来，信息化的实施进一步促进开放，使中国日益国际化、全球化。国家信息化是和全球信息化分不开的。随着信息化的推进，中国将以更深的程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

　　但是，信息化与改革的关系，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尽管对电信体制改革问题讨论得不少，它涉及自然垄断行业的管理问题，与信息化工作的推进有一定关系，但仍不足以反映改革与整个信息化的关系。按理说，信息化就是最大的改革、更高层次的改革。它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把工业经济改革成为信息经济、工业社会改革成为信息社会。它涉及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革。这是信息革命的必然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是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具体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至2000年底，我国已宣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改革任务仍很艰巨，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改革正在过大关”。

　　研究改革与信息化的关系，目前还不是主要考虑不同层次的改革及其相互关系的时候，而是要着重探讨改革深入程度是怎样制约或促进信息化发展的，以及信息化不断推进又是怎样成为改革的驱动力量甚至成为改革的一种重要的特殊形式的。例如，企业改革滞后严重影响企业信息化的成效，政府职能转变缓慢极大阻碍电子政务的实施，电子商务推动贸易方式变革，远程教育促进教育制度变迁，等等。任何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化，都会提出业务流程重组、资源要素整合、组织机构变革的要求，而任何体制和机制改革的失误、停顿、滞缓，都会影响到信息化的正常发展。因此，信息化的顺利推动与改革步伐的加快，是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关系。

　　从信息化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不能就信息化论信息化，必须把信息化同改革、开放、发展结合起来，在互动中求得共同前进。

　　二、信息化中的经济和管理问题

　　信息化关系到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不能脱离改革、开放和发展。因此，尽管技术问题在信息化中非常重要，但信息化，主要不是技术问题，更多的和较难处理的往往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经济问题涉及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其解决还需要克服习惯势力的惰性，而管理问题涉及应对环境、调度资源、确定目标并加以实现等复杂过程。因此，对它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就经济问题来说，要研究的主要有：

　　1.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什么是信息化道路？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怎么走？在中国搞工业化时，曾提出过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它“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①。那么，现在搞信息化了，有没有信息化道路问题？如果有，主要是指什么关系？是不是要正确处理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以及信息产业内部硬件业、软件业、服务业之间的发展关系。除了这些关系外，象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关系、信息化过程中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以及自主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关系等等，是否也与信息化道路有关。至于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那就要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调整，考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有800多美元、城市人口比重仅为38%，以及地区间、城乡间的发展和各阶层收入、财富分配很不平衡等等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诸多特点，正确处理信息化建设规模与经济发展现实水平的关系，使两者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总之，要积极探索出一条中国搞信息化切实有效的成功之路。

　　2.信息工作的体制与机制。体制与机制乃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问题。它对参与信息工作各方有重要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为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使信息化顺利推进不可缺少的“游戏规则”。无论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经营、信息产业的建立与发展、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还是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信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中，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信息工作的管理与经营中，人们经常为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引起的矛盾所困扰。体制与机制还需随着时间的推延与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和更新，决不能长期固定不变。一般研究财经、金融工作体制和机制问题多，而与财经、金融工作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工作的体制(如电信业、软件业、计算机产业、信息服务业和信息中心的管理体制等)和机制(如信息企业经营机制、信息资源开发机制、信息工程项目或应用信息系统建设的外包机制等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一定前瞻性的体制(如电脑、电视、电话三网融合体制等)问题研究更少。这些问题正变得重要起来，亟需加强研究。

　　3.效益评价及其方法。任何人类活动都需用经济原则加以评价。所谓经济原则就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大的效果。这一原则的实现程度在经济活动中一般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来测定。搞信息化要有大量的投入，但它带来的产出有多大，就需加测算，并应拿它与投入相比较。信息化如果不讲究效益，那么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以至败坏信息化的名声。最近，吴邦国副总理正确指出：“能否取得实效，是衡量信息化是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信息化工作的最终标准”①。为取得实效，就需控制和降低成本、争取和增加效益。但对信息化或信息化工作来说，成本、效益的计算、测定，既复杂又困难，尤其是机会成本、多层次的间接效益，有时简直无法量化。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难衡量。所以，必须认真研究科学的评价方法。要从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入手，建立评测指标及其体系。这方面能否取得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任务的细分与综合，以及研究工作经验的积累与升华。

　　4.缩小数字鸿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对数字鸿沟有各种理解。最窄的理解是联网、不联网的分割，最宽的理解还包括信息获取、教育程度以至人力资源开发的差别。归纳起来或综合而言，数字鸿沟实际上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并从中获益的能力差距，简单地说，也是一种信息差距、知识差距。它一方面是不同的国家、地区、民众间原有经济和文化、收入和财富的差距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捕捉发展机遇和由于挖掘可用资源的不平等而导致经济、文化和收入、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扩大，必然会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使落后者进一步边缘化，处于孤立状态。所以，缩小与弥合数字鸿沟，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发展过程中数字化差距总是存在的，很可能先扩大后缩小，显现出倒“U”型的轨迹。发展中国家有数字鸿沟，发达国家也有数字鸿沟，而且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由美国于1999年针对国内情况提出来的，很快被广泛接受后便扩大了它的内含和使用范围。尽管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不见得就比发展中国家小。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同时缩小外部数字鸿沟和内部数字鸿沟的双重任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缩小内部数字鸿沟可以发挥网络效应和激发整体潜力而更有利于缩小外部数字鸿沟；相反，内部数字鸿沟的扩大，或者说，数字化、网络化非均衡发展程度越大，外部数字鸿沟的缩小就越困难。如何变数字鸿沟为数字化机遇，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就管理问题来说，要研究的主要有：

　　1.信息项目管理。大量性质各异、规模不等的信息项目，如骨干传输网络建设项目、“金”字系列大型信息工程项目、各种数据库开发项目、不同信息系统应用项目等，它们的管理同传统的工业项目或工程项目的管理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如都需由项目负责人在一定资源约束下为完成一定目标通过计划和组织、控制和协调而实施项目任务，个性如在管理中，明确用户需求和任务边界较为困难、系统集成和信息整合至关重要、项目完成后维护更新必须跟上等等。但这些特点却常被忽略，以致影响项目取得成效，甚至使项目中途夭折。所以，需研究信息项目不同于工业项目特殊的管理规律性。

　　2.信息资源管理。这个问题的研究在国外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则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热潮。当时全国建设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等12大信息系统，为有效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把信息资源管理提到重要日程上，并把信息资源的含义从单纯的信息扩展到与信息周转过程相联系的设备、资金、人员等资源。接着，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界也参加了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一时间不少科技情报等单位还改名为信息研究机构。从当前发展需求看，在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中有必要把重点放在政府信息总资源管理上。同时，还应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管理问题，以及基于信息管理或与信息管理相联系的知识管理问题。变个人知识为组织知识，促进信息交流与共享、知识转移与扩散，以提高个体与群体的创造性，为创新奠定基础，乃是知识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从理论上看，改进信息结构以提高信息效率，也是信息资源管理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3.信息人才的培训和选拔。信息化是人才密集和人才依赖型的事业。信息人才是分档次的，有信息主管、信息专业人员、一般信息工作者，其构成需合理化。对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工作能力应有不同的要求。对他们的培训要采用多种途径，而对他们的选拔也需用多种方式。信息人才的知识要有“广”、“专”、“新”的特点，而其能力应以“参谋”、“协调”、“表达”为特长。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需作专门研究。同时，还需研究如何向民众普及信息知识、提高他们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等问题。

　　4.信息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四、五年前我曾提过加快信息政策发展的建议，其中有个重要内容就是强化和完善信息政策的系统研究和广泛宣传，研究信息政策的理论和方法等①。随着信息化进程加快，信息政策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新类型的政策。尤其是国家信息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的信息管理的指南，为发展信息技术、管理信息资源和提高信息化水平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所不可缺少。信息政策在规范和调控信息行为方面的作用，既比它据以制订的信息法律来得快，又比体现其原则的信息规章制度来得大。拿美国来说，它的主要信息管理部门主要是靠政策来管理全国信息活动的。我国的信息政策始于1991年，以往发展比较滞缓且不全面。自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后，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信息政策，如鼓励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发展等政策。但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政策及其稳定性、连续性、配套性的研究。

　　以上列举的需研究的信息化中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实际上是互有联系的，有时还难以分清究竟是经济问题还是管理问题。因为管理问题往往是经济问题的延伸和具体化，而经济问题经常是管理问题的基础和核心所在。但无可否认，这两类问题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如此，对它们的研究，均需立足实践，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为内容，以服务于信息化实践为目标，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三、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管理学

　　1989年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我曾呼吁“加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同年第9期《经济学动态》刊登了以此为标题的论文。13年时间过去了，信息经济学在我国已有一定的发展和影响。例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已把信息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中24个分支学科中的第19个分支学科。当然，信息经济学不仅与应用经济学有关而且还与理论经济学有关。传统经济学视信息为常数，而未把它当作重要的变量。如果把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完备性、非对称性、有成本等四个重要特点作为假设条件单独地或联合地引入经济学，那么理论经济学的一系列结论都需作相应的修改和发展。信息经济学通过为经济学提供新视角和创立新理论，正在促进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经济学包括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所研究的问题既有微观的又有宏观的，既有理论的又有实际的。1996年和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非对称理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后，使信息经济学在经济理论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化热潮在全世界尤其是在我国如火如荼的高涨，也使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信息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学既有客观的需要，又有现实的可能。

　　信息经济学与信息管理学关系密切，相互渗透的现象颇为常见。信息经济中有管理问题，信息管理中有经济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与信息管理学共同研究，在合作中求发展。但信息管理学(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相对而言比信息经济学(出现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约短一半左右。现代信息系统及其建设的兴起推动了信息管理学的发展。学术界的注意力从图书馆管理、情报管理逐步转移到数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上来。信息管理学又称信息资源管理学。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多用前一个术语，而在美国则多用后一个术语。这是基于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具有类同内含的认识。但有些学者认为信息资源管理只是信息管理的一部分内容，或者相反地认为信息管理只是信息资源管理的一部分内容，这时信息管理学就与信息资源管理学有所区别了。所以，探讨信息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确立信息管理学的学科定位，并在研究国内外信息管理重大问题的基础上明确信息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已成为迫切的任务。同时，为发展信息管理学，还需加强信息管理学专业建设，包括大力培养这个专业领域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