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人们关注的许多重要话题，都与社会组织的生命周期有关。比如说大国兴衰，说的是国家生命周期；行业兴衰，说的是产业生命周期；联想兴衰，说的是企业生命周期。

　　这些视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生物有机体的观点看待社会组织。

　　社会有机体论由来已久，今天谈论它的新意在于，发现信息化与它的内在联系。我认为信息化无论之于国家、产业、企业，作用都是用来补生命活力的。信息化之于社会有机体的关系，就好比人参之于人体的关系；自然，过分进补的负面作用也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是要发现这种关系。
　　

　　国家生命周期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金德尔伯格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国家和人体一样，也有幼年、青年、壮年、老年之分。他称国家的生老病死为国家生命周期。他分析历史上经济强权的更迭，希望找出导致国家竞争力兴起的原因和趋向的方法以及衰退的原因和避免的方法。

　　其实，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属于社会有机体论，它有很久的历史，包括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所谓社会静力学，以斯宾塞为代表，大体上相当于生物学中的解剖学。认为对社会的解剖首先应当从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着手，因为家庭是缩小了的社会，社会是放大了的家庭。社会的秩序和美好前景来自于家庭的和谐，这有点像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社会动力学，大体上相当于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孔德是其代表。

　　不光是外国，中国古代也有这种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王朝总是周而复始，而中国每个古代王朝，也确实乖乖地走过一圈兴衰循环。今年是甲申之年，六十年前，郭沫若曾作《甲申三百年祭》，研究的也是属于国家生命周期的问题。明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崇祯皇帝虽然不算昏君，但无奈在国家生命周期中，明朝气数已尽。所以亡国之君，除了说“天欲亡朕”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当然，“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并不等于宿命论。同是上升期（相当于青春期）的国家，有的最终成为强壮的霸主，有的始终也没长大，这就取决于策略选择了。金德尔伯格就认为，一个国家能不能崛起为大国、强国，要看它的政策对不对头。但他也发现，一个国家很少能够连续三代维持经济领先，所谓“富不过三代”，这里边的原因，金德尔伯格有所分析，但终归比较细碎，没有到透彻的程度。

　　我倒是发觉，信息化，在“国家生命周期”中，具有“补气”的作用，可以增强国家的活力。表现为加强国家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通过透明化，增强百姓的满意度，减少腐败机会等。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以说是中国在走向“大国和平崛起”这一国家生命周期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它将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特别是生命活力。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顾名思义，就是把产业，视同为有生命的有机体，并将之划分为从兴到衰的循环阶段。

　　例如，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国家竞争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他指出：“在竞争优势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静态的效率，而是企业充沛的活力。”

　　在最初的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几乎所有的成功产业都依赖基本生产要素，企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企业本身没有能力创造技术，必须依赖外国企业提供经验与技术。它相当于产业中的少年阶段。

　　在发展壮大的投资导向阶段，国家竞争优势奠基于从政府到企业之间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企业具有能吸收并改良外国技术的能力，这是它们突破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向投资导向阶段的关键。它相当于产业的青年阶段。

　　当国家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与扩大。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产业虽然没有生产要素优势，但能在不利因素的刺激下创新，产品与技术也不断往前推进。它相当于产业全盛的中年阶段。

　　到了富裕导向阶段，经济活力开始下降。富裕导向阶段会导致经济衰退。它相当于产业的暮年阶段。

　　对比这种产业生命周期，中国即将迈到第二、三阶段之间的“门坎”上。在这个阶段，信息化特别重要，一方面，中国已经宣布从信息产业大国向信息产业强国转变的产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信息化应用成为强国、强省的必由之路。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看点是，抛开技术这个层面，从产业角度观察信息化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信息化不是竞争优势之外的什么东西，而就是竞争优势本身。波特认为：“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时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实际是将企业串成供应链再彼此交织形成的网络。与新经济结合在一起，就是企业联盟和虚拟企业。这种纵横交织的网络，使产业获得一种类似生命力那样的东西。这是从产业层面观察到的信息化作用。
　　

　　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很多，例如企业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企业生理学、企业仿生学等。我不想重复这些理论，我想介绍的是，它们与信息化是什么关系。了解了这种关系，对于企业信息化的本质，就会有更深切的理解。

　　我习惯用做大、做强、做活，概括企业生命周期中不同层次的诉求。做大是一种生存力，做强是一种发展力，而做活则是再生力。也有学者从广义上，将这三种力，都称之为活力。

　　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企业追求的目标是生存；到了中期，变成发展；到了末期，变成再生。如果不能做到再生，企业就失去了生命。

　　在企业信息化中，有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企业信息化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化投入与利润产出是否直接相关。国际上著名的生产率悖论，就在按这个方向进行思考，但得不出非常确定的答案。事实上，我们应当猜想到，这个问题本身可能错了。如果不是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立论，还真的不一定能看出来。

　　我认为，虽然企业信息化可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但它最主要的特长，是做活。而这个做活，应首先理解为是有补于企业的再生力。

　　根据企业活力指数理论，再生力（Regeneration ability）主要指企业的创新和转型能力。它们正是企业信息化所擅长的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企业活力的，主要是以下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适应力，包括：一般适应能力（进一步包括环境识别与定位能力、应变能力、改造环境能力）；互动意向能力（竞争力、协作力）。

　　第二个因素是创新能力，包括：产品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创新能力。

　　第三个因素是转型（变革）能力，包括：经营模式变化能力（涉及管理体系、组织文化）、再创业能力。

　　可以说，这也是企业信息化的目标。再生力可以使企业顺利进入第二个生命周期，进入发展的第二曲线。这是企业信息化效能的最高表现。

　　当我们研究企业信息化的时候，很少有人思考其总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更做不到将它与企业生命周期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企业信息化真正特殊的功效，恰恰在这里。简单地把企业信息化理解为信息技术应用，甚至信息技术扩散，肯定是不全面的。

　　 我们可以概括一下上述问题的本质。

　　信息化之所以与国家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具有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根本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革命与生物技术革命是同源的。

　　信息化本身，就是一个使两百年来形成的机器世界向生命世界复归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