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号召，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本文从当今世界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相互牵引的关系出发，提出“道器并重”的观点，值得重视。

　　20世纪以来，军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表明，理论与技术呼应，思想与行动并进，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按照这个时代的要求，军事理论研究必须敢于迎接未来军事技术的挑战，又要善于引导未来军事技术的发展。要坚持理论与技术同行，实现“道器并重”。

　　应该明确，我们虽然处在信息时代，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是，信息作战的后盾依然是能量杀伤。这是因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军事斗争的基本目的。所谓消灭敌人，在物理战的视域下，就是要对敌方人体予以伤害或毁灭。而敌方人体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要对其进行伤害，就必须利用能量。因此，迄今为止，能量打击一直是军事斗争的主题。只不过冷兵器着眼能量的传递，热兵器追求能量的转化，信息化兵器要解决的是能量的控制。这就意味着，信息战仍然离不开火力打击，信息制胜绝对不可能完全替代火力制胜。

　　在科学与战争的历史上，由于物理学最发达，在作战手段的创新中成了急先锋，也左右着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和决策。物理战尽管势所必然，但对其进行检讨，可以发现它存在作战对象偏转、作战时空受限、作战费用飙升等三大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是有违战争初衷的，它也是物理学成果大量用于战争的必然结果。

　　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已呈现出多方称雄的局面。物理学也早已不是一枝独秀。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狂飙突进，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法学应运而生，在交叉学科领域，系统学、信息学、协同学和突变论发展迅猛。特别是现代生物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已将认知的矛头直指人类进化黑箱，引起世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代心理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更将探索的触角伸向人的意识、大脑和心灵，使人类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广袤的精神天地。现代科学技术的兴盛和繁荣，必然引起科学与战争关系的改弦更张，依旧豪情独钟于物理学的做法，不过是屈从于思维的习惯和定势，已成了机械论在军事领域的翻版。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作为科学技术产物的兵器，进步也相当迟缓。如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明确将道、天、地、将、法列为战争五事，却并不言器，决非偶然，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中，兵器的发展对战争胜负几无影响。

　　近代与古代不同，特别是西方世界从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以来，一大批科学泰斗如日中天，科学技术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期。正是以此为背景，西方的军事技术异军突起，成了殖民者掠夺和征服世界的有力工具。在这个时期，军事技术对于军事战略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作为这一时期军事理论家的代表，克劳塞维茨也提出了战略的五大要素，与孙子的战争五事相比，明显增加了科学技术的成分。

　　然而，19世纪毕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诞生了麦克斯韦方程。这两大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判断，指出了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走向，促使后来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得以结伴同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军事领域。如果说，在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下，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对几个世纪以来前人的海战实践作了一点总结，那么，20世纪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杜黑的空权理论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富勒、杜黑的理论不但基于军事技术的先期发明，更促进了后来装甲技术、航空技术的进步。也就从这时起，军事技术的战斗力倍增作用空前强化，而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对军事技术的导向作用、牵引作用也逐步彰显，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受到质疑。

　　总之，人类战争发展至今，既需要技术，也需要理论。恩格斯早就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就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关系而言，如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在人类战争实践的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发展并不平衡。人类战争实践既需要军事技术，也需要军事理论，军事技术是手段，军事理论是指南，缺乏军事理论指导的军事技术发展只能是无的放矢，缺乏军事技术支撑的军事理论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加深对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二者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军事理论的创新必须敢于迎接技术的挑战，同时也要善于引导技术的发展。这就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敏锐的思路，更远大的眼光，要善于引导装备建设广泛吸收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避免步人后尘，达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目标，才能有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深入展开。（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