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认为从全局的角度看，在中部设立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这是由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而在中部设立国家级新区，武汉城市圈又是其中的关键棋子。

    从现有条件看，武汉与周边八市构建的城市圈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连南结北、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枢纽作用。

 
    首先，武汉城市圈在整个区域格局中处于枢纽地位。表现在，湖北是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作为湖北省的龙头城市，是支点的支撑；武汉是东部资本向中西转移的枢纽；以武汉市为核心的武汉城市圈初步形成，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武汉曾经是中央计划单列市，也是中部地区惟一的副省级城市，具有良好的新区设置与运作的体制基础。

    其次，武汉城市圈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武汉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是中部地区城市中最强的。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交通优势，高校、科研单位云集的科教优势和产业结构完整的产业优势等。在整体现代化水平方面，2004年，武汉就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已经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即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方向迈进，例如，到2006年，武汉市信息产业规模位居中部第一；出现了人才流入大于人才流出的转变，开始成为中部人才汇聚地。在对外开放方面，到今年年初，武汉市已经有67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已经成为中部地区外商投资的密集区域。在自主创新方面，一些特定领域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例如汽车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基础设施方面，通过四年的“大通关”工程建设，武汉已经成为中部地区口岸吞吐量最大、最为快捷的城市。

    第三，武汉城市圈具有带动相对较大区域发展潜力。纵观现有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置，可以发现，中央政府赋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区域带动功能越来越大，浦东带动包括两省一市的“长三角”，天津滨海新区则要带动“环渤海”一圈和欧亚大陆桥一线、成渝带动的是西部板块。可以预见，如果在中部设置新区，中央政府预期的区域带动作用将更大。而武汉将是最能发挥这种作用的中部城市。

    再从未来的发展态势看，武汉城市圈已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相关举措有利于形成武汉城市圈设置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条件。2006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武汉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一些重要的部门性综合改革试点已经落户武汉，例如，中国民航总局与湖北省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确定重点从开放国内航权、建设武汉航空城、建立综合交通体系、加大机场基建投入四个方面着手，合力将武汉打造成中部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天河机场确定为航空运输综合改革试点。海关总署决定将长三角地区“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通关新模式扩展到武汉关区等。

    在中部建设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自身奋斗目标与国家区域战略思路与目标的统一，需要理性谋划和实干。如果说浦东新区是先国家设立后建设，那么天津滨海新区则是先建设后国家设立，是实干出来的。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级新区，是天津市十多年理性规划、奋斗实干的结果。1994年，天津市就提出用十年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实现生产总值占全市的40%，外贸出口占全市的50%，2003年，这些目标提前实现。2006年，天津市经过多次修订、补充，制定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志，滨海新区被批准为国家级新区。可见，滨海新区是天津市用理性和实干精神十年磨成的一剑，是自身奋斗与国家战略意图统一的结果。

    因此，对于武汉城市圈来说，当前至关重要的是着力规划和建设武汉城市圈，创造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落户城市圈的条件。

(皮曙初 沈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