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投资环境营造应积极反思，消除重要盲区及误区，并进行系统性提升
程维 霍朗
政府是投资环境的主要供给者，但来自17日在成都召开的“2007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披露的信息显示，目前，政府供给仍存在诸多需要改善或改进的地方，其改进则要依靠一系列政府创新措施。
本次论坛在提及政府创新时，主要是从政府操作层面的角度，对政府机构自身的组织创新以及行政流程再造等领域未能涉及。
来自世界银行的调研称，目前在国内申办企业，“平均要花费6周的时间完成14道手续”。
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称，现在期望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全国性企业注册简化改革立即推出并不现实，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改革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知道很多地方政府的省长或市长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提交给了中央政府，以让企业注册更加简单。”
但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变通方式来简化行政流程，杜大伟称，譬如国内一些省、市目前推行“一站式办公”，集中审批一些企业报件等。此外，天津、武汉和重庆开创了“默认”制，即如果相关机构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审批，就意味着申请得到了批准。这也是一种政府创新。
“成都样本”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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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城市之内、在同一个政府治理下，为什么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总体投资环境的评价差异如此之大？”例如，成都也采用了沿海城市常见的“一站式办公”、“市长协调会”等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但为什么成都市的政府效率仅列国内第64位且这一排位与世界银行实地访谈了解到的“政府印象”存在一定差距？
本次论坛发布的唯一一个报告《企业、政府双重视角下的城市投资环境——成都市投资环境案例研究》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份由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制作的报告称，世界银行2006年对国内200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排名中，成都市在五项指标上的表现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该报告列出的对成都市的这五项评价指标中，内资企业给出的该市总体投资环境评估，列第14位，是所有中西部城市中唯一进入前15名的城市；在社会和谐上，列全国第24位；根据外资企业给出的总体投资环境排名中，成都居第68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政府效率的评价，均居全国第64位。成都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对该市的总体投资环境的评价存在不小的差异。
这份报告认为，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要素优先级评价有不同。
该报告解释称，世界银行对于城市投资环境的排名是基于不同的类型（国企、私企和外企）对投资环境各项要素的评价，但是，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投资环境要素的优先评级有较大差异，各城市又由于受区位条件所限，企业类型的构成也有较大差异，因而产生了内、外资企业对投资环境评价差异较大的现象。
成都市作为内陆城市，当地的企业构成以私营和外资企业为主，其中又以市场和服务导向型企业居多，这与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企业占主导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这些企业对诸如通关效率、融资环境等投资要素并不敏感，进而使内、外资企业的评价产生较大差异。
此外，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差异化需求，要求政府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企业差异化决定了政府在提供普惠化服务的同时，更应根据企业对投资环境的不同需求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外资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以及国际化服务的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
但是，内外资企业对投资环境的不同评价仅仅是表象，该调查仅仅反映了不同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评价和感受，但不能反映投资环境的真实状况，以及决定投资环境的一些关键性因素究竟在怎样发挥作用。
世界银行的调查研究发现，有关投资环境的深层次问题是，目前国内政府机构过于重视外资，而对国内私营企业、内资企业的忽视，是政府营造投资环境中的重要误区或盲区。
目前，国内一些省、市在判断、考量招商引资成果及及投资环境优劣时，主要评价标准仍是吸引世界500强等外资企业的数量。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表示，该市将从努力营造规范高效的政务环境、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以及营造配套服务的产业环境等领域打造该市的投资环境。
葛红林在提到“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时称：“严格按制度和规则办事，不管内资外资、所有制身份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该市可能正试图消除一些政府视角中的重要盲区并着手进行弥补。
政府机构的“非平等政策”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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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伟认为，中国的私人投资要比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国内私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融资的比例并不高，只有环渤海地区超过50％，东北地区只有25％
认识到国内政府机构在投资环境营造上存在重要盲区，是本次论坛取得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私营经济已经成为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人人都知道有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国。”杜大伟17日在该论坛上说，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相比，这些外资总额实际上是相当小的。
杜大伟认为，中国的私人投资要比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98年至2005年期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大约减少50%左右。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稳步增长，在同期增长了一倍。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了十倍，并且创造的就业总量要远大于外企。杜大伟认为：“这一数字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因为统计中只包括正式登记注册的企业，所有的外企都是正式注册的，而国内许多小型的私企都属于地下经济。”
但是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外资轻内资，重国有资本轻私人资本。
杜大伟说，国内私营企业为解决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几年前，国家信息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开展了一项对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调查，涉及全国12400家企业。从当时的样本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是外企的2.5倍。
投资环境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的政策，也涉及制度框架，以及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等。通常投资环境由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三大部分组成。
来自世界银行2006年制作的《2006中国投资环境报告》称，从税费与销售收入的平均值比较来看，在全国所有地区，外资企业的税费负担都要低于内资企业，其中在沿海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东南地区，外企的平均税费负担只有2.8％。
同样，政府对外资企业的干预也比较少。在通关时间上，外资企业普遍享有更为快捷的通关时间，而内资企业往往是外资企业的2~3倍。
对于内资企业而言，税费重、融资难、政府效率不高、缺乏政策引导已经成为内资企业在投资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相对于外资企业在税负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的平均实际税负为22％左右，而外资企业为11％左右。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国有企业的税费负担较之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是最重的，在西南地区则高达7％。而在全国所有地区，国有企业每年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也最长，说明“国有企业面临着政府机构的过多干预”。其中，西北地区的国企为89天，而东南地区的私营企业仅为30天，前者是后者的近3倍。
在金融环境上，国内私营资本也面临一些不公平待遇。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私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融资的比例并不高，其中只有环渤海地区超过50％，而东北地区只有25％，这也就意味着每四家申请银行贷款的私营企业，只有一家能获得贷款。
全球背景下的政府创新压力
在大多数中国城市，申请者需到每个部门重复递交类似文件。申请人还要到一个部门跑上好几趟，因为通常手头没有具体的办事信息或指南
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2006中国投资环境报告》称，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一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说的，如果把中国的省都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区来看，那么从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20个地区全都在中国。
该报告称，国内的“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增长大部分由私人投资带动。199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7%，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还根本不存在私人投资。”中国还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1998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了GDP的5%，巴西为4%，墨西哥为2%，印度还不到1%。该报告认为，中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不过，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可能也将因为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够而面临挑战。
杜大伟在该论坛上举例称：“在全球比较中，中国还没有一个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企业设立之初平均要花费6周的时间完成14道手续。这一过程包括数不清的规定，涉及工商、税务、统计、质监、检疫、劳保、公安。在绝大多数中国城市，这些机构都拥有独立的信息系统，因此申请者需要到每个部门重复递交类似的文件。此外，申请人还要到一个部门跑上好几趟，才能完成注册申请，因为通常手头并没有具体的办事信息或指南。”
他甚至认为，在中国创办企业的步骤不仅多于国际平均水平，甚至比非洲的平均水平还要多。
参与本次论坛的“欧元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说：“10年以前我就问墨西哥政府，在墨西哥成立一个企业花多长时间，他们非常尴尬，得6个月吧。6个月成立一个企业，这只是在地方政府的层面，还不是国家成立企业的。美国50个州有50个不同的法律，最容易成立企业的地方是特拉华州，2个小时就可以成立了。”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论坛发言中称，该市未来将“抓好行政效能提升。构建市县乡村四级集中政务服务体系，整合电子政务资源，推行网上审批，邀请主要服务对象和基层行政工作者参与优化行政流程，非政府投资的非国家限制类建设项目，从申请立项到开工，由平均251个工作日缩短到63个工作日”。
设立公司是否便捷是世界银行考量一个地方投资环境的第一个要素，其余几大因素分别是税务管理、现场检查、海关、总体评判等。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调查问卷的“公司设立”项目下，一共涉及18个调查单项，分别涉及公司创立步骤、额外步骤，是否有“一站式大厅”集中办理、有多少部门在这里集中办公以及这些办事人员的权限等。
其他有关企业设立的调查项目甚至包括地方政府是否有可供公开了解的土地供应信息，所在城市的土地开发行为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以及各类明暗收费及审批时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