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后

    曾有人如此概括国际化的状态:一个英国王妃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德国汽车，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跟踪，在法国隧道里出了车祸，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而用药来自巴西。

    这是对国际化的一种通俗而形象的描述，不过，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并不仅仅是指人员和商品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它还包括资本、生产、金融、贸易等的国际化。概括地说，国际化是一国经济发展超越国界与别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

    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

    虽然国际化似乎是一个新词汇，但如果追溯国际化的发展历史，则至少可以上溯至18世纪60年代，当时西欧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带动下飞速发展，为满足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的需要，西方资产阶级开始到海外寻求商品销路。这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化第一个阶段——商品国际化。国际化第二个阶段是资本国际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特征是各国通过资本输出实现国际联系。资本输出扩大了世界市场内涵，深化了国际分工，使经济真正走向国际化。国际化第三阶段是生产国际化，跨度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是这一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国际化进程越来越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化的载体。国际化第四阶段是金融国际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额的增速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此阶段的特征。当前，国际化呈加速发展趋势，表现为新一轮的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优势地区转移，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快速增长。

    国际化趋势从18世纪60年代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它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套用一个时下流行的说法，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国家带来发展变革的机遇，也会使国家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机遇大于风险。

    国际化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一个国家如果能抓住国际化变革的历史机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往往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腾飞。从历史上看，英国在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成为“世界工厂”，美国、日本也都是通过积极融入国际化进程而实现经济崛起的。韩国也是利用国际化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化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条件，从而为其资本增值创造必要条件。远观“东亚奇迹”的创造，近观印度、越南经济的快速腾飞，比较“关起门来搞建设”的一些拉美国家，国际化的积极意义不言自明。

    当然，不必否认，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国际化中分得的“蛋糕”分量不可能完全相等。开放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风险，但开放、走向国际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独立于国际化之外的国家，都很难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化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融入国际化进程，中国创造奇迹

    中国的经济崛起和“中国奇迹”的创造正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进程中实现的。一方面，我们出口本国商品，输出本国劳动力、资本等，接受国际经济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进口外国商品，引进外国资本、先进技术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利用国际化成功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不过，回顾历史，中国走向国际化的进程并不平坦。19世纪末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时间被西方国家敌视封锁，被动脱离于国际化进程之外。上世纪70年代末，新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同国际化相联系还是相脱离，作为一个重大抉择摆在新时期中国领导人面前，中国领导人把握住这个动向，决心抓住历史机遇，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过程。中国的国际化与西方国家强权之下推动“自由贸易”的国际化有根本不同。在开放之初，主要以学习、借鉴和利用为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主张各国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至今，中国对外开放已历经29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抓住机遇，在融入国际化进程中实现大发展，创造了一个个“中国奇迹”。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加工产业，形成自身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国再次抓住国际产业机构调整的机遇，积极促进机电产业发展，使我国机电产品在国际上有了一席之地。今天的中国，已被外界誉为“世界工厂”。

    中国已经成为进出口大国。200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排名不断提升，已经稳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1-9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15708.34亿美元，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有望突破两万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引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500亿美元，2004-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连续三年超过600亿美元。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80家到中国投资，世界工业企业中的100强中已经有90多家在中国投资。

    中国正成为“走出去”大国。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13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化大国，并正在向国际化强国转变。从总体来看，中国是国际化和全球化中的受益者。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坚持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参与国际化进程功不可没。正如改革开放在中国不可逆转一样，积极参与国际化进程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国际化不仅有“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国际化的巨大受益者，但我们在享受国际化“红利”的同时，也要面对国际化带来的挑战。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影响和依存越来越明显，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也越来越多。

    一方面，国际化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挑战。第一，市场安全。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以来，反倾销立案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占总数的1/7左右，中国成为反倾销最大受害国。而今年以来，国外针对牙膏、宠物食品、轮胎、玩具等我国产品的召回事件频频发生，以产品质量、安全、环境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为名的贸易纠纷又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第二，产业安全。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走得颇为坎坷:联想在美国遭遇“安全门”事件，中海油在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并购中折戟等等。同时，外资企业凭借其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大举并购我们的优质民族企业，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跨国公司如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形成垄断局面，是否会严重威胁国家的产业安全?2006年凯雷并购徐工案就引发了近乎白热化的争议。

    第三，分工安全。分工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分工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却会产生“分工陷阱”。比如中国出口的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零售价为9.99美元，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两者相差的近8美元作为“智力附加值”被美方拿走。在剩下的2美元中，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65美分为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方只得到区区35美分的加工费。

    第四，金融安全。在国际化程度日渐加深的今天，金融安全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加入WTO后，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必然趋势。但应该认识到，没有健全的国内金融制度，对资本流动实现有效管理，中国抵御汇率波动、投机资本冲击以及资本外逃的能力将会被大大减弱。金融部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旦金融市场有所波动，整个经济基本面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如何因应国际规则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国际化就是规则的国际化。国际规则是各国参与世界经济必要支持。但是，发达国家几乎完全掌握了国际规则制定权，主导着国际规则运行。虽然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方式增加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影响力，但是国际规则的运行总体上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当前，中国一方面需要借助国际规则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同时，一些既定的国际规则也给中国提出了挑战，中国必须根据国际规则调整或改变某些国内经济政策。

    为了维持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在国际事务上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国家不能容忍和适应中国快速崛起，经常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事端，“敲打”中国。一方面他们利用民主、人权等问题，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另一方面，利用经贸、汇率、产品安全等经济问题对中国施压。例如，近来的“中国问题产品”风波，西方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夸大其词，有人评价，这其实是发达国家旨在妖魔化“中国制造”的恶意攻击，试图用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来打击“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在发展中化解挑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9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道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新挑战，我们应更主动地深化和扩大开放，在发展中化解新矛盾、新问题，通过深化国际化为中国经济崛起创造条件。

    第一，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兼顾自身利益和别国利益，兼顾开放本国市场和开拓别国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展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要积极参加全球治理组织，获取更大发言权。

    第二，一方面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积极鼓励、刺激进口增长，减少国际收支盈余，缓和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局面。与此同时，变被动为主动，适应与别国的经济摩擦。中国崛起必然会伴随经济摩擦和贸易争端。因而，积极应对乃至主动出击，在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实现国家利益并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是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制定和执行的战略选择。

    第三，走新型二元工业化道路，跳出“分工陷阱”。一方面主动进入全球的“分工陷阱”，获得全球分工链条的收益，解决稳定问题。一方面主动开掘新水源，实现重点产业的赶超和发展，解决发展问题。

    第四，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增强抵御外部金融风险能力。一些新兴国家的经历表明，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不成熟条件下，过早开放资本项目对该国是一场灾难。要做强做大国内金融市场，强化监管降低风险。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抵御外部风险。

    从根本上说，未来中国的国际化需要我们不断适应和接受国际规则，努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一方面，中国需要按照国际规则的要求开放国内市场，提高国内产业部门的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国内产业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适应、接受到参与、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际化问题，需要放到中国和平发展这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观察。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大规模的，具有典型的“巨国”效应，它将从总体上改变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图景。我们接受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对我们的约束，但也不会屈从于任何政治压力。未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无疑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同时又是独立的、独特的。中国的国际化将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成为规则参与和制定者的伟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