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到底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这曾经是困扰中国的难题。
实践证明，近30年市场化改革历程，带领中国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9年前，中国经济还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国有2.5亿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今天，中国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新兴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中国奇迹”已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走出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的市场经济的区别在哪?主要有两点:一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二是以社会成员普遍受惠、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要求以人为本。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相结合，排斥公有制。但中国却创造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和特色。中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体制转轨、发展市场经济的，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选准着力点”是改革顺利起步、逐步深入的关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要让老百姓吃饱饭，就必须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出工不出力”的人民公社制度，改革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改革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后向城市扩展。先搞放权让利，随后强调制度创新。前期以国企改革为中心，进入新世纪后，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关键，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先增量后存量”是改革攻坚的正确路径。国有经济如何改革，始终是我国改革的敏感问题、难点所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有经济不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对改革规律认识不清、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急于推进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很可能乱了整个改革的阵脚，引发经济急剧波动。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是，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却并没有影响国有经济继续发展壮大，真正做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以开放促改革”是改革取得高效率的重要条件。经验表明，一些体制弊端，仅从内部发起攻击难以奏效，由扩大开放带来的外部压力往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可以从我国加入WTO后的情况观察到。入世之前是“以改革促开放”，而入世之后是“以开放促改革”，两者良性互动。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WTO规则相衔接，对国内机制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力度明显加大。
“政府主导”是改革方向的重要保证。在整个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主导”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有序进行。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国政府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能力不断增强，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证。
“渐进式”是改革稳步推进的基本方略。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借鉴。所以，改革目标并非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在改革初期被形象地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其特点是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先试点后推广，循序渐进，及时总结经验，在不断探索中确立改革目标。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对其他国家不乏借鉴意义。
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者说中国的市场化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回答，我们将要面对更多的国际贸易纠纷和歧视，并承受因此带来的巨大损失。2004年，中国遭受外国反倾销超过600起，为全球之最，应诉案件总体平均胜诉率仅为35.5%，其罪魁祸首就是被一部分国家指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公认的市场经济判断标准?各国发展基础、发展阶段、传统不同，市场经济的形式和部分内容也必然会不尽相同。国际上对于市场经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市场经济标准仍然是相对存在的。
根据现代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的概括，结合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借鉴美国、欧盟、加拿大反倾销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五条带有共性的标准，来诠释一下什么是市场经济。
第一，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资源由政府配置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使用和定价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决定?政府是否尊重和保护经济主体在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利，政府行为的法制化程度和决策的程序化程度如何?也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第二，企业的自由度。即企业在产销活动中，行为是市场化的还是行政化的?企业是否能自由地进出市场，是否能自由地支配利润，是否能自由地融资等，主要是讲企业的权利和行为。第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即企业生产要素如原材料、工资等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主要看社会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专利等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第四，贸易条件的公平性。即市场交易活动是自由的还是被压制的，市场基础设施、市场立法和司法是否健全?不同国家的资本、国营资本和非国营资本之间是否有歧视，是否公平地展开竞争。第五，经济参数尤其是金融参数的合理性。利率和汇率是否由市场形成?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供求关系?企业换汇及存汇方式是否有自主权?政府对它的干预是不是合理的、适度的、必要的， 等等。
对照这五大标准，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如何?
从政府作用上看，中国的政府职能已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政府已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成为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者。从企业权利与行为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还有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化改革为他们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从投入要素看，近年来，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从贸易环境上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依照这些法律进行自由交易的机制正在形成，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也在不断改善与加强。在五个标准中，金融参数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一项。但我国正在推进这方面的改革，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改两年来，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发布了《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测度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思路和方法，测算出，2001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已达到2.51，折合百分比为69%，超过了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2002年为72.8%，2003年为73.8%。人们普遍承认，中国市场化的速度在与所有转轨国家的比较当中，是较快的。在美国传统经济研究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报告中，中国市场化的进展速度以及经济自由化程度均排在俄罗斯之前十几位。包括在世界银行的相关分析中，中国市场化的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截止到今年7月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地位的国家已由2005年的51个增长为75个。
中国市场化新进展表明，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正在从初步建立向成熟阶段迈进。现在大体上可以有一个基本判断，就制度变迁而言，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机制已经基本上替代计划体制成为中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价格信号也已经取代数量信号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尽管这其中尚存在一定的无序和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人们对中国市场化进展的具体程度的量上的判断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承认市场机制对计划体制地位的根本性替代是普遍的共识。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中国目前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说我们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看到自己市场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需要继续努力；也是指中国在由初级的市场经济国家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推进。事实证明，中国以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同样也以最高的市场化进度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啃硬骨头”，进一步深化改革
如果说29年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到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积累和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涉及的利益调整也必然更为复杂。改革改到今天，应该说现在剩下的就是“啃硬骨头”。
(1)改革成败的关键由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改革，尤其是中央政府职能的转变。经过29年的改革历程，伴随着非国有化的进展，国有企业资产比重持续下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关键与其说是国有企业改革，还不如说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变等。
(2)改革的基本内容由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主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为主。经过29年的市场化推进，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进入由数量建设为主，即由以拓宽市场机制作用空间为主，转变为以质量建设为主，即以提升市场化竞争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为主。
市场机制的质量提升，说到底是市场秩序的建设和不断完善，回答的问题是“谁在竞争”和“怎样竞争”，构成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对应于此，市场经济外在的环境秩序建设同样不可或缺，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其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最为首要和基本的外在秩序。显然，社会经济的内在竞争秩序和外在环境秩序的建设都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
(3)改革历史进程的重点由产品市场化转变为要素市场化。在前29年的时间里，我国市场化进展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化。如果以如何定价作为判断是否市场化的基本标准，可以说中国到目前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充分了，至少90%以上的商品种类的价格决定已是市场定价，如家电、食品、服装等。这是根本性的变化。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市场化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远远深刻于商品市场化。要素市场化发育的滞后，是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深化的突出矛盾。
相对而言，我国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就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规模小，工商企业资本形成中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的份额不足5%，二是秩序乱，中国股市投机性过强已成不争的事实；就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价格(利率)决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场定价，二是国有金融资本居绝对统治地位。因而，中国市场化进程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如何加速和深化资本市场化。与资本市场化相比较，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在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价格决定和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条件还远远不够。
(4)改革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由于受各方面利益的掣肘，加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改革在推进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变样。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收入差距......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务。第二代改革是新的长征，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难得多，原因在于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
“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发言更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力量。